著名经济学家薛暮桥于2005年7月22日17：12与世长辞。中国经济学界少了一位重量级人物。

　　诚如梁捷博士所说，当前，薛暮桥等老经济学家在大众中的名气已难抵当年，即便是经济系的学生，也有许多茫然不知。

　　不过，几个月前，国内评出了首届“中国经济学奖”，分别授予了薛暮桥、马洪、刘国光和吴敬琏四位先生。薛暮桥先生名列第一。看来，官方并没有忘记薛暮桥等老一辈经济学家的贡献。

　　由于“自学成材”，没有接受过现代经济学的系统训练，薛暮桥先生的现代经济学功底没有刘大中、蒋硕杰等深厚。我赞同著名作家谢泳在《胡适与两个世界知名的经济学家》（载《博览群书》2003年第11期）中所说：“1949年以后，中国社会的发展道路是由一些根本就不懂经济的人来设计的，不仅最初具体掌握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高层官员不了解现代经济，就是当时中共的经济学家如沈志远、许涤新、孙冶方、于光远、薛暮桥等人，对于现代西方经济的了解，也根本无法和那一批留学欧美的社会学家相比。”

　　但是，薛暮桥先生以其睿智，怀着经世济民的理想，通过对中国经济生活的实际调查，提出一系列的改革建议，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这里，我想特别提到薛暮桥先生的市场取向改革的主张。

　　众所周知，《北京晨报》2002年4月25日《点评中外经济学人士，张五常在北京说什么了？》的文章称，美籍经济学家张五常在演讲中说，“我搞了四十年学问了，我从来没有看错过。1981年我就预测过中国的发展，白纸黑字……”。五常先生所说的“1981年我就预测过中国的发展，白纸黑字”，白纸黑字固然不错，但这个推测的结论并不新鲜。

　　其实，市场化的改革，大陆的经济学者早就提出来了。“文革”前，薛暮桥对计划体制曾有过两三次非常委婉的批评，“文革”结束后，他终于摆脱了“左”倾思潮的束缚，开始一步一步系统深入地批判计划经济体制。1978年4月，薛暮桥就致函中央，指出发展农业，提高农民增产的积极性，比提高物质生产条件更重要；要尊重客观规律，不能片面追求高速度；只管主观需要，不管客观可能，将会被迫采取调整措施；要总结历史经验，就要冲破“禁区”。1980年6月，薛暮桥在提交国务院的一份书面报告中指出：一年来我们从两个方面进行了改革。一是从分配方面兼顾中央、地方、企业、个人的物质利益，以调动大家发展生产、增加盈利的积极性；另一个是从流通方面，在统购统销、计划分配上打开一个缺口，逐步发挥市场调节作用。他率先提出，从改革流通制度着手，比从改革分配制度着手更为重要。他说的流通制度改革，实际就是扩大市场机制的改革。他多次呼吁，要加快价格和流通体制改革，更好地发挥市场的协调作用。1980年9月，薛暮桥代表国务院体制改革办公室在中央召开的会议上作了《对〈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步意见〉的几点说明》的报告，提出：“我国现阶段的社会主义经济是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占绝对优势，多种经济成分同时并存的商品经济。”这是他在改革进程中开创性地提出了市场取向改革的主张。

　　当然，薛暮桥先生的人品，也值得钦佩。他说过：“任何一个经济学家不可能完全超越时代的限制，我也不能例外。现在看来，建国以后我在各个时期写的文章中的观点，有一些就是不正确的，甚至是错误的。这些不正确的观点，有些是当时屈从于政治压力，不能畅所欲言造成的，有些是受教条主义和极‘左’思想的影响造成的。”他从来对自己都有非常清醒、冷静的认识。

　　有人说薛暮桥是红色经济学家，这一点不可否认。薛先生曾经说：“我很想做个学者，但我首先是个共产党员。”但是，就如那句“猫论”：不管黑猫白猫，能抓耗子的，就是好猫。

　　他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尽了自己的努力。这就是值得钦佩的。

　　愿薛老安息！

　　2005年7月27日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