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之恨，阶级之仇，是不应该忘的。但我们还是要把他们改造好，让他们变成新人，变成朋友。这对我们国家、民族会有长远的意义。我完全有信心把他们改造好”。

　　——周恩来

　　战犯们流下了忏悔的泪水

　　日本战犯改造细节披露

　　从1931年“九·一八”到1945年“八·一五”，中国的抗日斗争进行了14年，数千万无辜的生命惨死在了日寇的屠刀之下。而从1950年7月19日到1964年6月3日，中国改造日本战犯又是一个14年，终于让千余名双手沾满了中国人民鲜血的恶魔重新以人的身份回归了社会。

　　1950年7月18日，东北人民政府外交处长陈曦，代表中国政府在绥芬河接收了前苏联移交的日本战犯。从此，新中国对日本战犯的教育和改造、审判和处理的工作正式开始。

　　战犯们看到管教们啃窝头喝凉水，哭了

　　1952年到抚顺战犯管理所工作的吕凤铸曾经是抚顺战犯管理所最年轻的科长，也是还在世的管教人员中当时官职最大的一位，“知道自己调到战犯管理所时，心里当然是不愿意，尤其是组织上早就告诉过我要如何以德报怨以礼相待那些手上沾满了中国人民鲜血的战犯，心里不平衡。”吕凤铸说。

　　那时很多人刚到管理所时都不情愿，有的工作人员一家人都被日本人杀害了，而他自己也是为了报仇才参军的，想不到却要天天面对这些战犯。而厨师们也不愿意给战犯们做饭。“开始战犯们的抵触情绪都很大，对他们的改造是从生活的小事做起的。”

　　“我们当时的伙食标准是一个月12元，而战犯是一个月20元的标准，每个月还有两条免费的烟卷。”“每月20多元的伙食标准是什么概念？就是鸡鸭鱼肉管够吃啊，那时候一斤大米一毛多，一斤猪肉不到三毛钱。”

　　厨房最多时有十几个炊事员，工作人员大都不理解为何如此优待日本战犯，对于将来如何处理他们也都心里没数，有人一边做饭一边猜测“喂得胖胖的将来枪毙的时候才够劲”。

　　吕老说当时是战犯吃大米，管教人员啃窝窝头，就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仍然要保证战犯们的伙食标准。

　　刘家常回忆说，有一次，几位管教带几个战犯到农场劳动，中午吃饭时，战犯们看到管教们啃窝头喝凉水，哭了，找到管理所领导，一定要把他们的面包和肉菜分给管教，但被婉言谢绝了。日本战犯说：“管犯人的吃粗粮，犯人吃细粮，这是古今中外从来没有过的事，实行如此人道主义的宽大待遇，就是铁石心肠，也会被融化的。”

　　照顾战犯包括接大小便

　　穿过狭长寂静的回廊，就是战犯们住过的一间间宽敞明净的卧室，屋里还配有卫生间。距离监舍区不远，就是设备齐全的医疗室，医疗室旁边，是理发室和浴池，理发室内摆放着舒适的靠椅和明亮的大镜子，浴池则十分宽敞，可供数十人同时洗浴。宿舍后面是花园，里面山石嶙峋，绿树环绕，青草幽幽。庭院右侧便是可容纳数百人的露天广场，当年在这里改造的战犯可以进行丰富多彩的文化演出活动。怎么也看不出这里曾经是关押着十恶不赦战犯的地方，就如同挂在大门口的牌子，不是战犯监狱而是管理所。

　　“我们所里的医务人员一定得是医科大学的毕业生，别看医务室小，但是却能做手术。”吕凤铸的爱人就是管理所的医生。那时候还要定期给战犯们做体检，请的都是教授级的医生。

　　护理员焦桂珍从1952年开始就负责护理因患脑溢血半身不遂的战犯、伪满洲国国务院总务长官武部六藏。对于这个血债累累的战犯，焦桂珍在5年当中每日三餐一匙一匙地给他喂饭，天天接倒大小便，还经常为他洗头、洗脚。“对战犯们的照顾是无微不至的。”

　　“为了丰富战犯们的业余生活，还经常举办各种各样的文化活动。”刘家常介绍说，管理所购买了各种乐器，举行音乐会，演出自编自演的戏剧。每年春秋两季各举行一次运动会。同时还组织战犯分三批到北京、上海、南京以及东北各地共11个城市99个单位参观，曾多次寻衅闹狱的鹿毛繁太表示：“在辽阔的中国土地上，没有一处不浸透着中国爱国志士的鲜血，没有一处不埋葬着被害中国人的白骨。这使我认识到自己罪行的严重，更要自觉地清除自己的帝国主义思想，重新做人。”

　　面对白骨和枪弹，战犯们低下了头

　　周恩来总理曾经说：“对战犯要严加管理，但要尊重每个人的人格，要做到外严内松，不允许有一个战犯死亡，决不能殴打、谩骂和侮辱战犯，要从思想上进行教育和改造。”

　　尽管管理人员都身负国恨家仇，有的甚至从战犯中找到了杀害自己亲人的凶手，但是他们并没有进行报复，而是一心一意地帮助战犯们改造，从而唤醒了战犯未泯的天良，开始主动反省自己的战争罪行。

　　刘家常介绍说，“1952年起管理所对战犯进行悔罪教育。管理所将日本战犯按军衔分别编组，警察、宪兵、特务单独编组，进行内查外调，同时展开相互批判。使之从被动接受教育到自觉接受改造，真心承认所犯罪行及其残暴性，正确认识作为加害者的罪责。”

　　“一次，挖菜窖时，挖出一个女人头骨和成箱的生了锈的子弹、炮弹等，上面有‘昭和’字样，经战犯、关东军731部队军医少佐支队长神原秀夫他们自己鉴定，是一具少女的尸骸，认定是由他们杀害的；子弹、炮弹是他们日本监狱留下的。”刘家常回忆说，“我把这些子弹、手雷等日军遗弃的弹药集中起来，把少女头骨放在铺着白布的桌子上，把日本战犯集中起来。面对白骨和枪弹，他们低下了头。很多战犯开始主动反省自己对中国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

　　毕业于东京大学经济学系、曾任伪满洲国总务厅长的古海忠之说：“过去我认为，我们虽然给中国人民造成种种灾难和不幸，但只是为了日本的民族利益和个人的光宗耀祖，现在我认识到，我是一个失去了人性的恶魔，是一个不可饶恕的战犯。”古海是日本战犯公认的“高级知识分子”，他的思想转变和公开坦白认罪，在日本战犯中引起了极大的震动，推动了悔罪运动的迅速开展。

　　1956年6月至8月，最高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进行了审判。令世人大吃一惊的是，在确凿证据面前这些昔日的杀人恶魔们没有一个否认自己的罪行，也没有一个要求豁免，他们痛哭流涕，鞠躬或下跪请求中国人民严惩自己，甚至要求判处自己死刑。

　　参加旁听的外国记者事后评论说，战犯脱胎换骨的变化不能不说明，中国的战犯改造工程取得巨大胜利。

　　受访者：刘家常，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工作了40年

　　采访时间：2005年8月8日

　　采访地点：抚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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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恶魔变成“人”

　　抚顺战犯管理所位于抚顺市内、浑河北岸、高尔山下，前身是日本侵略者为关押残害中国爱国人士和抗日志士而兴建的监狱，称为“抚顺典狱”。那里曾经有一间半人高的黑屋子，厚厚的墙里外各三层，叫做“镇静室”，当年很多中国人被关在里面，连坐都坐不起来，甚至活活地被闷死、饿死、折磨死。

　　1945年8月15日，日本战败投降，东北人民政府于1948年在此设立辽东省第三监狱。1950年6月，国家司法部根据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将其改为抚顺战犯管理所，成为改造日本战犯的场所。

　　当时，这里收押的日本战犯982人，其中包括古海忠之等一批犯下滔天罪行的战犯。对于这些罪恶累累的侵华刽子手，中国政府充分给予其人道主义待遇，终使日本战犯在中国特别军事法庭的正义审判面前低头认罪。1956年6月至1964年3月间，关押在该所的日本战犯被分批分期释放回国。

　　当时管理所里有国内一流的医生为犯人诊病治病，还定期给所有在押犯人进行健康检查。正是中国政府和人民这种宽容宏大的胸襟，正是这样充满人道主义的教育和关怀，使那些曾经面目狰狞的战争狂魔流下了忏悔的泪水，在接受教育改造后，对其侵略罪行有了深刻反省，灵魂重新获得了新生，把抚顺战犯管理所称为“再生之地”。

　　现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已成为传播和平理念的基地，迄今已经接待国内外参观者近三百万人次。目前，作为世界上唯一保存较好的关押和改造战犯的场所，抚顺战犯管理所将复原战犯管理所旧貌，新建专门展览陈列馆。目前正在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历史资料和珍贵文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