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背后的隐忧
在这个充斥着各种利益的世界里，重拾“载人航天文化”举步维艰。
撰稿／赵艳燕
“发现”号成功了，但是未来，NASA（美国宇航局）还能保证它成功吗？
“‘发现’号的成功并不能说明什么，它只证明了ＮＡＳＡ有能力解决技术问题。但在文化方面，NASA花的时间还不够。”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罗特曼管理学院副院长、战略管理学教授吉姆·费舍尔（Jim Fisher ）在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说。他近日在加拿大发行量最大的报纸《多伦多星报》上撰文，质疑NASA的“载人航天文化”。
重拾“载人航天文化”
8月9日“发现”号完美着落的一刻，ＮＡＳＡ工程师罗德尼·罗卡（Rodney Rocha）是众多深感欣慰的人中的一个。
他曾做出过惊人之举。2003年“哥伦比亚”号发射后，外油箱一块“公文包”大小的绝缘泡沫脱落，砸中航天飞机的左翼。NASA工程师发现后，推举罗卡向主管部门报告，要求查看损伤部位。
罗卡发出第一封邮件，石沉大海；第二封邮件也“夭折”了，因为在主管部门看来，只有防热系统的负责人卡尔文·史科博格（Calvin Schomburg）才有发言权。后者打包票说绝对没问题，拒绝了罗卡的请求。罗卡又写了第三封邮件，但因ＮＡＳＡ规定“工程师不准发送越级邮件”而最终没有发出。“整个项目就像一只把头埋在沙堆里的鸵鸟。”罗卡说。
后来，“哥伦比亚”号在返航中不幸解体。它失事的原因与其说是技术问题，不如说是NASA“载人航天文化”的彻底崩溃。文化问题最早可追溯到1986年的“挑战者”号失事事件。
当时有工程师提出，气温条件过低会影响发射，而瑟奥科尔公司高层仍向NASA做出“可以发射”的建议。最后，“挑战者”号在升空后第73秒爆炸。2003年“哥伦比亚”号惨剧表明，NASA并没有吸取“挑战者”号的教训。
在“哥伦比亚”号失事两年半后，“发现”号重新出发，它的任务不仅是检查安全性能和从事空间站的物资运输，更重要的是背负着NASA重拾支离破碎的“载人航天文化”的使命。
这次“发现”号的几次推迟发射和着陆，都表明NASA增强了对安全的关注度。在“哥伦比亚”号失事后，NASA管理层进行了人员调整。当年屡次拒绝罗卡要求的管理小组主席琳达·汉姆（Linda HaHam）被安排到了一个次重要的位置。
曾指挥“哥伦比亚”号返航的飞行指挥长凯恩说：“2005年不是2003年。我们已经从‘哥伦比亚’号上学到了很多，也从自己身上学到了许多。”
飞行项目副主任黑尔（N.WayneHale Jr.）经常谈到“哥伦比亚”号的失事。他是最早接到罗卡的警告的人之一。他说：“这是我永远的耻辱，我的名字出现在调查报告的第6章。过去和现在截然不同。现在我们做事都要从事实出发，而非依靠主观判断。”
当年的核心人物罗卡在一次采访中承认，他希望在如今的会议中工程师享有更多的话语权。“工程师的工作应该比以前更独立，更自信，更公开。”
除了人员上的变动，NASA在技术上也有改进。他们使用了新的软件和工具，比“哥伦比亚”号要复杂三四代。“发现”号此次飞行安装了110台数字摄像机来检查每一个“地方、磨损和凸起”，这个要求也是“哥伦比亚”事故调查委员会提出的。
幸运背后的隐患
面对“发现”号的成功，各国的航天专家和管理学家们仍然提出了质疑。
“他们并没有从根子上改变管理问题。”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研究员庞之浩告诉记者，“首先在发射前，他们修改了安全规则。原先宇航局规定要四个传感器正常才能上天，最后规则改成只要两个传感器正常工作就行了。其次，泡沫材料的问题没有解决。NASA曾让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检查泡沫材料的质量问题，可是没有具体实施，留下隐患。”
宇航局原先确信不会有超过13．6克的碎片脱落，这次脱落的最大碎片重达408克，将近限制的30倍。庞之浩说：“虽然他们说要在解决外油箱的绝缘泡沫问题后，再考虑发射‘亚特兰蒂斯’号，但今后具体进展情况不得而知。总之，它的整个思路不对，应该把安全放在第一，对于可预料的问题要解决后才能升空，他们在没有完全解决的情况下发射，依然把任务放在了第一位。”
总装备部航天医学工程研究所吴国兴教授认为“发现”号这次还是很幸运的。“碎片是在航天飞机出大气层时脱落，因为当时空气比较稀薄，碎片未受到空气的反弹而砸伤航天飞机。”
吴国兴曾撰写《铱卫星公司再接失败的美国载人航天文化》一文，他认为：“NASA特地请了一家公司来设计他们的组织文化。这样的公司主要是研究人的行为，然后设计改变人的行为。其实，航天文化就是安全文化，用我们的话来说，就是重不重视的问题。文化比科学技术更重要。因为文化是与人联系的，人的安全意识提高了，技术才有其意义，不过这样的改变需要很长时间。”
NASA的工程师中有一种无形的“传统”，为此次“发现”号的幸运背后增添了一份隐忧。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费舍尔教授揭示了工程师中一个特别的现象：“工程师的圈子非常奇怪，他们就像机器，只听主管吩咐行事。在NASA有一种传统：你可以提出问题，但若上司不听，你就得闭嘴，这种不成文规定的力量非常强大。”就像2003年NASA一位管理人员所说的，NASA的管理是“silence no talk no reference nothing”（沉默，不说，不提，万事大吉）。
自苏联解体后，NASA的财政支出大量缩水，国会不愿再贴钱，而是按任务拨款。一次飞行就要耗费几十亿美元，以及数以万计的人力。在这个充斥着各种利益的世界里，重拾“载人航天文化”举步维艰。但是，美国曾一度拥有良好的航天文化。
“在早期的NASA，如‘阿波罗’登月计划，有专门研究人文科学的人，团队合作特别融洽，人们列举出很多问题一起交流。可是，随着ＮＡＳＡ的载人上天取得大量成就，就愈加受到商业化的腐蚀，现实意义让人与人之间的那种关系丧失了。”费舍尔教授说。
同样，华盛顿的美国大学航天历史学家、公共事务教授霍华德·迈克迪Howard E.McCurdy持有相同的观点，他在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说：“‘安全文化’已经有所改进，但是NASA还没有战胜来自成本紧缩的挑战。”
迈克迪教授还担心美国这次对安全的重视仅是表面现象。“问题在于，NASA成功执行一系列发射任务后，是否会继续那么做。在1983年‘挑战者’号成功发射后，安全问题就成为他们次要的关注点了。”
费舍尔教授最后强调，建立载人航天文化的前提是要有一个明确的目标。在早期的“阿波罗”计划中，美国想赶在苏联之前把人送上月球，目的是为了美国的尊严，所以钱不是问题，也相当重视安全。而现在的目的性非常模糊。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他不断地反问：“既然航天飞机很快要退休，那为什么还要千辛万苦地发射‘发现’号？他们把航天飞机发射上去，然后把垃圾拉回来。这个工作根本不值几十亿美元。空间站用来做什么？如果是为了科学研究，谁可以证明一定要放人上去？如果空间站只是为了满足知识分子对我们太阳系探索的好奇心，值得花费这么多钱吗？”
现在，空间站的组装和维修，还远不能靠机器人来完成，所以载人上天是必要的。这种冒险是人类的探索精神的体现。历史证明，任何的新发现都无法逃避危险。庞之浩说，“但前提是，发射之前应该排除所有可预见的危险，而不应该擅自修改安全规则，任务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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