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反过来说，如果地方政府的某些官员送记者红包，而受到了非常严厉的惩罚，是不是可以以儆效尤？

　　时统宇：主持人这点说的太好了。从反面例子来说，如果我们的官员他们在他们自己所在地区和部门出现重大灾害性突发事件，由于给记者、给媒体送了红包，希望出现有偿不闻的结果，因此而丢掉乌纱帽，而且丢掉乌纱帽本身也通过媒体向全世界公开披露，我认为这样做是有利于我们今天探讨的杜绝有偿新闻和有偿不闻相当行之有效的制度建设。

　　主持人：您当时对山西繁峙矿难11名记者受贿的事情，您也写了一篇文章，在文章当中对处理的结果也表达了您的意见，一方面是官员这块，另外一方面新闻单位对于自己的记者说这样的事，受这样的处罚总有隐讳的态度，怕这样的事影响媒体的公信力也好，是不是在助长着记者的收受红包的这种行为？

　　时统宇：媒体现在该是到了与“有偿新闻”公开宣战的时候了。作为繁峙事件当事方之一的新华社在这方面的表现是积极有效的，它的做法应引起广大媒体的积极响应。2003年9月26日，新华社同时播发了两条消息，一条是《山西繁峙11名违纪记者受到查处》，另一条是《新华社以本社记者违纪案为警示向社会做出承诺》。消息详细列举了11名记者的姓名、单位、以及对其违纪行为的调查结果和处理决定。除了对新华社涉案的4名记者进行严肃处理外，新华社通过报道向社会做出承诺：坚持报实情、讲真话，维护新闻的真实性、公正性；清正廉洁，公道正派，坚决抵制有偿新闻、虚假报道，恪守新闻职业道德。新华社有关负责人欢迎全社会对新华社记者、编辑履行承诺的情况进行监督，并公布了举报电话、电子信箱和通讯地址。实事求是地说，“有偿新闻”在目前是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非独新华社一家存在这种问题，而新华社能够在繁峙事件后自揭家丑、公开承诺的举措，还是得到了公众的理解和好评。尽管从美国纽约时报自揭假新闻事件这一事例中我们看到相应产生有媒体公信力下降的情况，但是就媒体的长期发展来看，媒体自暴家丑的做法所起到的健康作用是主要的。事? 得，同样离不开媒体这种敢于直面自身问题，勇于自我批评和自我改正的精神和勇气。相反，那些生怕自己公信力会受到影响而对自身问题千方百计进行掩盖的做法，恰恰加重了自己的信任危机。

　　媒体应给自己一线记者发“红包”   记者不应该是穷人

　　主持人：在几边夹击的情况下，媒体用什么方式来保持自己的公信力，从而来保障用这种职业道德也好，用媒体的公信力影响也好，来督促他们的记者遵守职业道德？

　　时统宇：可能有的网友不知道是否习惯，我还是首先应该强调中共十六大以后党中央提出的新闻工作三贴近方针，就是贴近实际，贴近群众，贴近生活。三贴近的方针应该是有非常强的指导意义。三贴近方针如果要是真正落实到位，我想会大大地抵制甚至可以杜绝有偿新闻和有偿不闻。有偿新闻和有偿不闻和三贴近的方针是完全对立的，因此我觉得我们各级各类媒体还是应该把新闻界去年以来进行的三项教育作为一个长期的带有战略性意义的任务把它坚持下去。

　　第二点，说到对我们记者队伍职业道德、职业荣誉和媒体公信力关系的这种职业教育要坚持不懈地搞下去。我以为记者的采访其实在一定意义上来讲，采访的记者也是公众人物，他实际上是在行使一种公共权利，因为他行使这种公共权利的目的是要满足人民的知情权，因此他的责任是非常重大的，而因为拿了一个红包，其实那个钱也没有多少，按老百姓的话来讲叫吃了人家的嘴软，拿了人家的手短，自己的个人的行为演变成为一种媒体失去了公信力，我觉得与媒体本身和记者的职业操守、职业生涯，简单的说都是得不偿失。第三点我们也该体谅记者的苦衷，特别是在一线辛辛苦苦采访记者的苦衷。我有这么一个想法，就是对于在重大突发事件采访一线的记者，应该给予重奖或者说我们媒体应该给这些摸爬滚打的记者大大给他们一个甚至几个红包，要彻底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要让掩盖事实真相的这些人送的这些红包黯然失色，或者说用最通俗的话来讲要让我们采访这种重大的突发事件尤其是灾害性事件的记者，让他们先富起来，让他们没有生活、家庭、孩子、父母，这种后顾之忧。我觉得这点是非常重要。或者用一句最坦率，最直接的话来讲，不要光对我们的记者进行道德教育，还是应该从生活上，从方方面面来考虑我们一线记者他们的苦衷。我认为我们国家的记者不应该是穷人，更不应该造成一种越穷越光荣，记者越穷职业道德就越高的这么一种片面认识，那是有害的。我认为我们记者辛辛苦苦为老百姓提供真实的事实真相，他们应该不是这个社会的穷人，他们至少应该是白领，这样才能保证他们在糖衣炮弹面前站稳立场。

 　　中国很多事情潜规则非常可怕的变成明规则

 　　主持人：现在的问题是在现实情况当中恰恰相反的，有人问记者的收入，可能你说一个数，大家都不会觉得你说这个是单位发给你的工资，几乎所有的人都变成行业浅规则了，认为你拿到的红包会更多，导致了即使在这样的矿难面前，也已经见怪不怪了，因为平时都这么干的。

 　　时统宇：主持人刚才用了一个词叫浅规则，我认为中国很多事情浅规则非常可怕变成显规则，或者变成大家约定俗成的东西，甚至在红包面前有一种不拿白不拿，白拿也要拿，白拿谁不拿，变成这种，非常可怕。至于说记者的具体收入，首先我感觉到他们如果普遍能够达到社会收入的中上水平，我的感觉就已经很不错了。如果要是记者的收入是在社会人群普遍收入之下，我认为确实是很危险的。我的基本观点还是既然我们承认有偿新闻，有偿不闻不仅是一个道德层面的问题，而是涉及到经济关系、经济利益，那么对于记者他们本人的收入，也值得我们研究机构、高校的专家教授们好好研究一下这个问题。总的观点一定让我们的记者在社会成员中等收入之上，而且如果写出了特别优秀的新闻作品，应该给予重奖，比如说像独家采访到了特大矿难的真相，这样的记者应该让他们名利双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