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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反过来讲,如果收受红包,记者收红包算不算接受贿赂,能不能构成受贿这样的罪名?
时统宇:在这方面刚才说了我们国家还没有新闻法,记者收多少钱,不仅是违规而且是违法,这个应该是参考比如说像《刑法》、《民法》这个有关的规定。但是我认为就好像我们一般道德原则一样偷一分钱和偷一万块钱在性质上我认为都是丢,收这个红包至于说一千块钱还是一万块钱还是十万块钱,我认为都是受贿,都是不应该的。在这点上,还是应该回到记者最基本的底线,一定要告诉我们的记者,告诉吃新闻这一碗饭的这些人,哪怕拿了别人一分钱都是突破底线的行为,都是与自己的职业道德和自己的人格和做人的底线是绝对背离的。
在很多的时候,可能不能说真话,但绝对不能说假话
主持人:您觉得在目前状态下有可能吗,我就不说矿难了,比如我们出去采访一个新闻发布会,给你发一个信封给你,你领吗?
时统宇:这适合新闻普遍适用一个词叫炒作,有偿新闻跟炒作是联系在一起,给我的红包越多,我给的版面就越大,我的标题字号可以搞大,照片可以搞大,给我钱少,我就给搞的小一点,不给钱,我就不搞,不给版面了,这种是有偿新闻典型的表现。我们一定要认识到,新闻发布和媒体对事实的披露确实也是一种权利,但是我们一定要认识这个权利是社会给我们的,是公众给我们的,这种权利是不能滥用的。至于说到很多年以前就流行的各级各类五花八门的新闻发布会记者收红包这个现象,我觉得也屡禁不止,愈演愈烈,我自己得到的? 说200块钱新闻发布会就把记者给打发了,现在可能200块钱可能打发不了,怎么也得三四百,四五百,这个现象用中国一个词叫水涨船高。这种现象是不能否认的。考虑到记者是高人,又考虑到他也是人,也是俗人。尽管如此,我认为底线,反复强调的底线是不应该给突破的。这个事情就想到很多年前学者讨论一个问题,关于做人和人格的问题,在很多的时候,可能不能说真话,但绝对不能说假话。我觉得大家思考一下这个问题,应该是很有哲理,就是在很多场合下,由于很多条件所限制,一个人可能不能讲真话,但无论如何不能讲假话我觉得这是既是底线也是比较高的要求,这点非常重要。这个问题可能不光是对新闻工作者而言,对社会各界在做人方面可能有普遍意义。
建立记者黑名单不失为办法,但砸记者饭碗更有效
主持人:您刚才说到不能突破这个底线,我想问一下如果一旦突破这个底线,是不是应该设置类似黑名单这样的东西,对记者的信用建立像一个档案,前一段时间刚好中国记者行业全部换发了中国记者证,换了档案,避免有些人打着记者的旗号坑蒙拐骗,是不是可以建立一套记者信用方面的档案信息进行管理?
时统宇:关于说拿红包,严重违反记者行为道德的人这些人给他们搞黑名单,通过网络或者什么系统查到这些人,希望各级部门各地对他们的采访拒之门外,坚决地说“不”,我觉得这个不失为一种抵制有偿新闻和有偿不闻的办法。说到这个问题,具体我也有体会。几次就接到了同学甚至亲戚朋友的电话,说是中央的什么某某媒体他们的记者跟我们讲了,我们有什么问题,你给我多少钱,我就不给你把这个事捅出去,如果不给,过一段时间,我就给你暴光。我就明确地跟他们讲,如果要是小报小刊的记者,这样干我信,中央级的大报明目张胆地这么干,我认为不太可能。我觉得这是由媒体的社会地位所决定的,如果要是真是我们中央级的新闻单位的记者明目张胆地这么干,我想有很多办法,比如他们各自所在的新闻单位都有一个社会监督的电话,我们国家的新闻出版总署、中宣部都有职业监督的电话,完全可以查到。我就想到了满大街铺天盖地的办证,跟这个有类似的地方。比如说一些名牌大学的毕业证,现在我们完全可以通过网络查得到,有没有这个证,有没有这个人。总得来说,我觉得制度是可以逐渐地建立起来。但是有一点我特别赞成主持人出的招就是让这些人成一个过街老鼠人人喊打,这里最关键的不是让公众去打他们,而是他们自己所在的新闻单位自己先把他们的饭碗砸了。新华社在2002年刚才说到山西繁峙县特大矿难中对他这四名记者进行了严厉的处罚,我觉得可以参考新华社的这种做法。
假记者横行很大程度是媒体自办五花八门公司所致 社长总编应该查一查
主持人:回到我们这次矿难的记者收红包的问题上,实际上我们看到报道中说,真记者差不多只有三分之一,有大量的假记者以记者的名义去领了这些钱,而地方政府还不敢不给,用他们的话说是假记者未必能发稿,但是他们与真记者互相有牵连,他们可以找到真记者发稿,这是最让人头痛的事,怎么会出这样的事?
时统宇:网友提这个问题是事出有因,绝对不是空穴来风,我在这里很负责任地说,包括中央新闻单位在内的国家主流媒体,现在也办了形形色色五花八门的一些公司,这些公司的从业人员良莠不起,泥沙俱下鱼龙混杂,经常打着主流新闻媒体的旗号招摇撞骗,网友谈到的这个问题我认为证明群众的眼光是雪亮的
我自己有这样一个观点,要求记者自律,更应该要求媒体自律,中国的任何一家媒体都应该认真查一下,在媒体市场化和产业化进程中,有哪些是为了单纯追求经济效益而采取的权宜之计,包括办了五花八门的一些公司,希望我们媒体的领导者,我们的社长、总编、台长要认真查一查,除了这些有偿新闻、有偿不闻的问题,不应该把责任统统推到几个记者、编辑身上,而应该检查一下自己在新闻管理方面是不是有漏洞、有问题,有什么切实可行的措施来杜绝有偿新闻和有偿不闻。我觉得这一点非常重要。简单地说,不应该把板子都打? 记者身上,他们出了问题,我认为我们的媒体的领导者也应该主动站出来,承担责任。
主持人: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访谈就到这里,谢谢网友的参与,谢谢时主任来到我们直播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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