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多天前，在深圳公明镇，两名歹徒先后绑架两名发廊打工妹，向其家人勒索现金，并对其实施各种凌辱，包括用打火机炙烤下体，用针蘸墨分别在额头、乳房、后背上刺下“妓女一号”、“骚货”、“我是一只妓”等字样。两少女被关押摧残分别长达8天和11天。（8月25日《南方都市报》）

　　将侮辱性文字刺在额头，旧时欧洲通奸的妇女遭遇过，旧时中国的小偷也遭遇过，都有竭尽侮辱、永世惩罚的意思。两个歹徒对被绑架的人质实施此刑时，怀着什么样的心态？

　　几年前，我也在昆明和成都采访过类似的案子，受害者均为发廊打工妹。那些歹徒虽然对少女进行非人摧残，可谓禽兽不如，但他们在心理上仍然具有相对的优越感，认为被摧残者是贱人，自作自受，罪有应得。从技术操作上说，这类受害者也通常缺乏保护，案发的几率不大。

　　如果诚实的话，你就不得不承认，近二十年来，地下“性产业”在中国的兴起，是一个既成事实。一些城市的大街小巷，那些灯光昏暗的所谓歌舞厅、桑拿房、美发厅、洗脚屋、按摩房里面，坐着为数众多的从事性交易的“小姐”，有社会学者保守估计也有六七百万人。

　　尽管有学者一再称这些“小姐”们为性工作者，并为她们的权利摇旗呐喊，甚至为性工作的“除罪化”而努力，但是在我国的法律规定中，她们仍然是非法工作者，媒体通常将她们和其他人群一起统称为“边缘人群”。

　　古今中外，妓女的存在都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也是一个并不简单的法律问题。但是有一点是毫不含糊的：在一个文明的社会里，从基本的人道出发，任何弱势的边缘人群，都应该得到作为人的存在的关怀和权利保障。

　　那些整天坐在玻璃门后面等客的发廊打工妹，并不是潜逃在外、难以抓获的犯罪嫌疑人。如果她们在犯罪，那么警察应该把她们抓起来，并让她们在看守所或者监狱得到犯人的人身权利保障；如果她们没有在犯罪，那么应该让她们在社会中得到基本的权利保障。

　　而她们目前所处的状态，对社会来说是最危险的情形。无法获得正常的保障，她们往往从黑社会团伙或者发廊老板处寻求保护。这二者如何对她们实施保护呢？

　　她们目前所处的状态，既是被遗弃的状态，也加深了社会固有的歧视心理。不是这种深沉的歧视心理的驱使，难以想象两个歹徒会在少女的身体上刺下侮辱性字样。据医生说，那些字难以消除。我相信，这些字，不仅是对犯罪分子的永远的控诉，也是社会的尴尬。

　　□长平（上海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