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美国对中国的感情，主要基于好莱坞电影、传教士、文学作品和媒体报道的浪漫主义情怀。

　　撰稿／金 姬（记者）

　　罗纳德·斯佩克特坐在你的面前。他已经老了。

　　半个世纪前，当他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常常听叔叔讲述参加“驼峰空运”的光荣史。这个美国飞行员从印度北部飞越喜马拉雅山到达昆明，给抗日的中国军民送去援助物资。他的故事总是给侄子斯佩克特留下深刻印象。

　　如今，当年的孩子已成为美国著名历史学家。斯佩克特目前在乔治·华盛顿大学任教。8月16日，《新民周刊》专访了这位对近代战争尤其是二战亚洲战场颇有研究的老人，听他讲述美国在二战期间对华态度背后的故事。

　　记者：您如何会对历史感兴趣，而且挑选二战期间的亚洲战场作为您的一个研究方向？

　　斯佩克特：我叔叔经常会讲起他二战期间援助中国的故事，这让我对那时候的亚洲战场有了些许了解。我喜欢研究美国参战的亚洲战场，已经写了2本书：1985年发表的著作《鹰与太阳的对抗：美日战争》和1994年出版的《春节之后：越南最血腥的一年》。

　　记者：就您目前的研究来看，二战期间美国对华援助背后的深层原因是什么？

　　斯佩克特：当时美国对中国的感情，主要基于好莱坞电影、传教士、文学作品和媒体报道的浪漫主义情怀。美国《时代》、《生活》等前传教士创办的杂志，都撰文对抗战中的中国表示同情。宋美龄女士1943年2月在美国国会的演讲，受到参众两院500多位议员的热烈欢迎。在当时，享受同等待遇的只有英国首相丘吉尔。因此，对于政府援助中国，美国民众都给予大力支持。

　　事实上，当时的美国在亚洲实行绥靖政策，并不会为了中国而和日本开战，而是希望通过施加政治压力、经济制裁，以及以公众舆论等方式对日本有所影响。直到日本侵略东南亚，才加速了美日之间的战争，重要战场就在中国。当时的盟军领导人已经认识到：反法西斯战争虽然不能靠远东的胜利而胜利，但却可能因中国的失败而失败。

　　遗憾的是，美国乃至整个西方学术界对于二战中的中国战场的重要性认识不足。直到上世纪70年代，美国学术界才对那场战场的观点进行反思，研究方向也相对客观。如美国史学家芭芭拉·塔奇曼1972年获普利策奖的著作《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批评美国政府在抗日期间忽视共产党的作用。90年代后，美国的华语学术圈更加强调当时国民党政府存在的问题。

　　记者：从历史资料看，当时的美国政府和军方已经意识到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能，为何美国还要支持蒋介石政府呢？

　　斯佩克特：当时国民党政府仍是合法政府。尽管在中国的一些美国专家，以及美国战争部的官员对国民党颇有微词，但美国认为支持蒋介石和国民党，就是支持中国。美国倾向国民党的政策，一直延续到1949年后。

　　事实上，美国也曾与中国共产党接触过。1944年，代号为“迪克西使团”（Ｄｉｘｉｅ Ｍｉｓｓｉｏｎ）的美军观察组抵达延安。但这个军事观察团对当时的美国对华政策没有多少影响。因为中国战场的美军司令阿尔伯特·魏德迈中将和驻华大使帕特里克·赫尔利都倾向于蒋介石政权。

　　记者：魏德迈中将来华是接替约瑟夫·史迪威中将的位置，后者因和蒋介石意见不一而被华盛顿召回。您能否谈一下史迪威，这位中美抗日联盟中的关键人物？

　　斯佩克特：史迪威中将自1942年起身兼六职：中国战区统帅蒋介石的参谋长；美国驻华军事代表；美军中印缅战场司令；对华“租借”物资监管人；滇缅公路监督官以及在华美国空军司令。史迪威的这些职务本身就有矛盾，而他与蒋介石的不同战争观更使两人的关系雪上加霜。两人的意见冲突在1944年爆发。美国不希望强迫中国政府做什么，于是就换了相对支持蒋介石的魏德迈。

　　记者：美国这一人员变动，是否和当时的对华战略需要有关？

　　斯佩克特：这其实和美国在太平洋战场的总体战略有关。美国是这一战区的领导者，而同时在亚洲作战的英国、法国、荷兰都比较担心自身帝国的命运。在日本偷袭珍珠港前，美国在重庆已经有了军事基地，因为美国视中国为打击日本最好的潜在基地。珍珠港事件后，美国就推举蒋介石成为亚洲战区总司令。

　　1942年3月，日本占领缅甸，切断中国与外界最后的陆地通道——滇缅公路。为此，美国开辟了一条从印度北部到昆明的空中运输线，长达800多公里，飞越喜马拉雅山脉，俗称“驼峰空运”。陈纳德“飞虎队”的轰炸机从中国沿海地区起飞，袭击日本本土。美国希望作为大国的中国能和日本继续打下去，所以给了蒋介石政府颇多面子。

　　记者：但美国当时承诺给中国的援助，并没有完全兑现，不是吗？

　　斯佩克特：的确如此，美国对中国的援助不及给予英国和苏联的。这主要因为中国从未成为美国的重要基地，在海战、空战上没有发挥美国预期的作用。这和当时的战况有关。

　　首先，缅甸1942年初被日本占领后，中国与盟军的陆地联系被切断，直到1943年末才恢复。其次，美国军方内部对中国的战略也互相矛盾。“飞虎队”队长陈纳德将军希望在中国本土打赢日本，而史迪威将军则希望能够重启缅甸之路。

　　此外，盟军的力量有限以及英美两国对亚洲的不同战略，也限制了中国战场的发挥。美国希望英国能让印度军队帮助中国夺回缅甸，但英国对缅甸没有兴趣，更希望夺取马来半岛，尤其是战略要冲新加坡。自从北非、意大利等地的战斗号角吹响后，英美两国需要调配部分军力过去支援，不得不分散亚洲战场的注意力。

　　记者：如果当时受到条件限制，美国相对忽视亚洲战场的话，为何在反法西斯胜利60周年后的今天，美国媒体对于亚洲战场、特别是中国战场的报道非常少见呢？

　　斯佩克特：学术界的反思并不会对民众产生立竿见影的影响。美国民众虽然比较关心二战，但主要还是关注欧洲战场，对太平洋战场的关注较少，对中国战场的关注更少。事实上，美国媒体在报道二战时只注重四个事件：珍珠港事件、中途岛战役、硫磺岛战役和广岛核爆。

　　记者：希望这是您写《帝国的毁灭》一书的原因之一。在您搜集资料和采访的近5年时间中，最令您印象深刻的收获是什么？

　　斯佩克特：对于那段历史，官方的记录并不详细。在我看了一些人的回忆录，以及与经历过那一段的美国人交流之后，发现1945年的中国对外国人带有偏见。大多美国人在中国只在自己住所方圆50英里范围内活动，因为这是一个令他们感到奇怪的国度，几乎每个中国人都为生存而苦苦挣扎。

　　但他们对中国的评价很高。可惜的是，这批了解中国的美国人由于急于回家，回国后并没有影响到美国政府日后的对华政策。他们只是在自己的亲朋好友之间宣扬中国的积极形象。当然，这批人一直关心着中国的发展，即便在中美两国断交的那段岁月。例如，一份名为《中缅印摘要》（ＣＢＩ Ｒｏｕｎｄｕｐ）的新闻简报至今都在出版，内容主要是关于这条战线上的见闻，以及当地的近况。

　　可喜的是，随着越来越多的美国老兵重返中国参加纪念活动，美国社会也越来越认识到中国战场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