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日新闻晨报特约记者 马悦出 整理 由央视《见证影像志》供稿及图

　　关于抗战的记忆很多，但在那一段血与火的历史中，我们的人民究竟过着怎样真实的生活，却鲜有提及。更多的影像和文本记忆集中在宏大叙事、精英人物和悲情述说，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缺憾。

　　从1931年到1945年，中国人经历了一个改变命运的大时代。战火煎逼，梦想涅槃，几乎耗尽了国人的热血。奋斗中，有成功者、失败者、牺牲者，更多的是默默无闻的参与者……

　　在抗战的那个大时代，千千万万的平民倒下了，蝼蚁般被踩在脚下，声息绝灭，但波澜壮阔的战争是靠他们才熬过来了。历史会记住他们，哪怕只是留住他们的一个侧影。《一个时代的侧影——中国1931－1945》每天凌晨正在央视《见证影像志》栏目播出，15年的历史记忆正在一个月的光景中被努力展开；此间，我们也试图在有限的篇幅中努力展开这15年的侧影，而重点则是六十年前的1945——那是我们胜利的日子……

　　1945年春 松下幸之助的木飞机

　　硫磺岛失败的消息传到日本国内，50岁的松下电器公司董事长松下幸之助对刚造出的木飞机由兴奋变得黯然起来。从两年前开始，与美军的海战使日本的战争资源消耗殆尽，“神风特攻队”更使日本对飞机的需求大增。战争的狂热让日本人丧失了冷静，日本军方发疯般的试图以高强度木材代替铝合金，制造飞机，这项任务交给了一直为军方提供电子产品的松下电器。

　　《松下幸之助传奇》一书中描述了松下幸之助接受这个任务时的情形：受舆论的鼓动，松下对战争的失败并未想过，听说有可能输，更是热血沸腾。他对大西中将说：“国家有令，即使要我扛枪冲锋陷阵也在所不辞！”这年春天，投资3000万的木飞机终于成功试飞，但是当第三架飞机飞上天时，日本已经无力扭转战局。

　　1945年春末 延安孩子改善伙食

　　此时在中国的长江以北，八路军各部开始执行“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的战略任务，发起春季攻势，华北、华中各大城市都已处于八路军、新四军的包围中。

　　延安，中共根据地的大本营，年初开始的减租、减息运动正在进一步开展。在延安保育院里，孩子们过的也很愉快，三年前开始的大生产运动使他们的生活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以前偶尔才能喝上的豆浆现在是孩子们的必备早餐，体质弱的还能得到一个鸡蛋；午饭的主食是馍和肉，蔬菜则是尽量的吃，并保证吃上水果，缺钙的孩子可以喝专门的肉骨汤，服乳酸钙来补钙。

　　春末之际，延安迎来这一年最重要的一个会议。4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中央大礼堂召开，此时，距离中共六大的召开已经过去了17个年头。会上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党章》，明确规定把毛泽东思想作为一切工作的指针。

　　1945年4月 日本帝国最后的进攻

　　芷江，湖南雪峰山区一座古老的小城，4月中旬，日军对芷江发动了进攻，这是日军在中国的最后一次大规模的进攻了。近20万中国军队第一次在战场上全面击溃7万日军，俘虏日军300多人。当中国第四方面军总司令王耀武视察日俘时，发现他们一个个都蓬头垢面显得稚气未脱，一见到清澈的池水顿时嬉闹着扑向水塘。见到此情此景，王耀武只留下了一句话：“日本帝国死期已近，让这些连胡子都没长出来的少年娃娃出来打仗，能不完蛋吗？”

　　1945年8月15日 天皇的哀鸣

　　波茨坦，柏林哈韦尔河畔的一座古城。7月26日，中、美、英三国政府发表公告，要求日本无条件投降，尽快结束战争。面对《波茨坦公告》，日本《朝日新闻》表示这 “并不是件了不起的大事，只能加强我国政府不屈不挠地将战争进行到底取得最后胜利的决心”。

　　8月6日，美军向广岛投下了第一颗原子弹。三天后，第二颗原子弹在长崎爆炸。15万人在原子弹的蘑菇云中丧生。8月15日中午，一个近似哀鸣的声音从广播中传出。全日本的活动都停止了，人们聚集起来收听天皇的“停战诏书”，这是日本天皇有史以来第一次向民众讲话。

　　1945年8月 欢庆，从重庆到上海

　　胜利的消息传到重庆恰好是在晚上，美国记者白修德记录了整个城市在得知胜利前后的情景：

　　“此时的重庆像往常一样，正按部就班的进行着日常生活。城区内，母亲已经把小孩安置在床上；嘉陵江边，许多青年人正在散步纳凉。这时，收音机里传来了胜利的消息。马上，这个消息从一部电话传到另一部电话，从一个朋友传给另一个朋友。突然，整个城市爆发出一片欢呼声和爆竹声。起初，爆竹声还是分散的、零星地响着，但还不到一个小时，整个城市就变成了一座巨响和狂欢的火山。”

　　在上海，国际饭店顶楼升起上海最高的一面国旗，数千人仰头致敬，人们自发地上街游行，欢呼中华民族的解放和胜利。

　　胜利也使青年音乐家的陈歌辛也一扫心中的不悦。虽然不是共产党员，但陈歌辛积极创作抗日歌曲，其中《渡过这冷的冬天》和《不准敌人通过》在新四军中十分流行。正因如此，他曾被伪政府误认为共产党关押70多天。

　　胜利后不久，陈歌辛迅速写就《恭喜恭喜》一歌表达内心的狂喜，这首歌很快传遍大江南北，后来也成为华人世界每年春节的贺岁曲牌。

　　9月9日9时，在中国传统的“三九”吉时，中国在南京正式接受日本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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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5年秋 当胜利来临

　　提到中国重工业的发展，就不能不提到翁文灏和钱昌照，不能不提他们领导的资源委员会。这个经济组织抗战只有初1万多人，可到战争结束时，已经成为多达十八万人的庞大组织。在胜利来临前夕，曾经当过教育部次长的钱昌照常叹息中国人才的不足。他担忧如何面对胜利的局面：“我们要从敌人手里接过那千千万万已经受受到破坏和没有破坏的事业，可我们的人才在哪里？我们虽然不一定办得怎么好，但也不能办得比在敌人手里更坏吧。”

　　起初，大后方的法币与沦陷区伪储币的实值相差不太大，但国民党政府不久后规定，将法币与伪币的兑换率定为一比二百。一纸命令下来，沦陷区经济迅速崩溃，在重庆只能买一点油条的钞票，可以在上海的酒楼摆上两桌酒席。携带大批法币的接收人员大发横财，立成暴富，而许多人顿成赤贫，根本难以维持生活。

　　看着接收大员们在沦陷区兴高采烈的接收敌伪产业，身在西南的胡厥文心里焦急不堪。这时，整个后方工业界由于连年战乱变得奄奄一息。食盐产量下降了五分之一，数千家棉纺织厂停业，面粉厂、酒精厂和各种矿场也纷纷倒闭。作为抗战迁厂最坚定的工业家，胡厥文本来希望从敌伪资产的接收上得到补偿，而政府却并未给后方濒临破产的民营厂家丝毫的补偿。面对残酷的现实，胡厥文困惑了，他一心支持抗战，为此几乎毁灭他的所有事业。可如今他对政府的协助，已经失去了信心，他带着嘲讽分析说：“今天能办机关业务的已是第一等，能办自己的事情是第二等。谁来管民生疾苦呢，那就不必谈了”。

　　他愤慨地说：“我不明白，是鸡生蛋呢，还是蛋生鸡？这也就是说，这样的政府产生这样的人民，还是这样的人民产生这样的政府呢？“

　　这便是胜利前夕一个奋勇抗战的工业家的悲凉感言。

　　1945年10月10日 “双十协定”

　　抗战的硝烟渐渐散去后，人们利用各种场合呼吁和平。在张治中和美国特使赫尔利陪同下，毛泽东飞抵重庆。在机场，人们蜂拥而至，争相目睹这位中共领袖的风采。一位记者描述说：“我看到他的鞋底还是新的。无疑的，这是他的新装。”在1927年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后，28年过去了，毛泽东和蒋介石再次坐在一起。经过40多天的艰苦谈判，10月10日，国共两党签署《会谈纪要》，史称“双十协定”。协定提出和平建国的新阶段即将来到。

　　1946年 一个工程师的离去

　　抗战胜利的时候，滇湎公路的公务局局长龚继成住进了医院，这位工程师的血压超过了200。他曾经组织打通中印公路，这是中国第一次在国外筑路，他还筹划建立了中国的第一条输油管道。但他最得意的是自己组织生产出来的经纬仪。他在测量工程上干了23年，深知它的重要，他说：“这是一件没有人注意的基本工作，绝对不可以看轻它”。病重以后，他除了随身的衣服，就只带着它了。

　　1946年，他病故了，没有什么人会再记得他，同样的，在抗战的那个大时代，象蚂蚁被踩在脚下似的一点声息也没有，一个默默于自身工作的人是不容易被更多的人知道的，但战争是靠他们才能够坚持下来。

　　历史会记住他们，哪怕只是留住他们的一个侧影。

　　（链接）十四年，胜利是这样到来的

　　1931年 “九一八”改变中国命运

　　1931年的中国，是一个正在走向统一的中国，新生的事物层出不穷。胡蝶是这个时代最红的影星，张恨水是最流行的通俗小说作家。在乡村，毛泽东、梁漱溟、晏阳初进行着社会改造的试验。

　　富饶的东北成为各色人等实行梦想的地方，张学良力图赶走日本，日军的少壮派军官野心勃勃地阴谋吞并满蒙，溥仪在做着复辟大清王朝的梦想。

　　最终，九一八的枪声改变了无数人的命运，东北的百姓面临着背井离乡的命运。

　　1932年 违抗命令的蔡廷锴

　　在上海，蔡廷锴，一位满怀正义的将军，没有听从中央政府的命令，打响了抗击日军的枪声，换来的却是中央政府与侵略者一纸屈辱的城下之盟，蔡廷锴还不得不离开了自己守卫过的土地……

　　1933年 实业家的国货年

　　《东方杂志》登载启示，征求新年的梦想。实业家想让1933年变成国货年，周谷城希望未来的中国人人能有机会在抽水马桶上大便；巴金预言：中国是没有未来的；社会学家陶孟和则说：梦想是人类最危险的东西。

　　1934年 走上街头的新生活运动

　　这一年，中国城市的街头出现了许多新奇的景象：童子军们纠正路人歪戴的帽子，还监视正在饭店用餐的人用饭是否超过了四菜一汤；执勤队在处罚随地吐痰的人，新生活促进会的工作人员到处鼓励宣传进行集体婚礼，要求每天每人要洗三次手，每周要洗一次澡。

　　1935年 红军在长征

　　1935年的春天，红军正行进在茫茫的雪域草原，那些大多是十二岁到十七岁的红小鬼，经历着现实无情的锤炼，胡耀邦、陈丕显就是在长征路上成长起来的。

　　1936年 民间思潮：“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年初，救国会组织开始出现，其中以上海的声势最为浩大，传达出民间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心声。救国会七君子之一的王造时在大会上慷慨陈辞：“我们到今天损失的土地，有现任行政院长蒋介石先生的老家浙江省28个大”。

　　1937 东史郎来到中国

　　年初，国共两党决心再次携手，面对民族存亡的危机。8月14日，国民政府发表《抗战自卫书》，象征着中日两国全面战争的淞沪会战打响。年轻的中国空军首战告捷，在延安、，中国共产党发表了《英勇的中国空军》的文章。国内迅速掀起“空军热”。在日本，年轻的士兵东史郎出征了，他的母亲送给他一把匕首，告诉他：如果不幸被中国人抓住，你就剖腹自杀；而他的养母却哭着求他一定要活着回家。

　　1938年 徐州会战的士兵装备

　　徐州会战时，从一名阵亡士兵的照片中，可以看出士兵身上只有两件单衣和一双草鞋。粗布军装两件，草鞋两双、没有钢盔；士兵每天吃两顿，其中一顿是稀饭；行军打仗基本靠步行，没有实行机械化，这就是中国普通士兵后勤保障的缩影，正是这样的士兵，在英勇地抗击现代化装备的日军。

　　1939年 老舍的流亡诗

　　“弱女痴儿不解哀，牵衣问父去何来？话因伤别潸应泪，血若停流定是灰。”这是老舍在西迁途中写下的流亡诗。在重庆，作家老舍已经逐渐学会了忍受重庆寒冷潮湿的严冬，闷热难当的酷暑。抗战开始后，老舍不得不丢下妻儿，一路辗转，从济南，经武汉，到重庆。

　　1940年 当汽车没有汽油……

　　抗战开始后，在中国内陆公路上行驶的汽车，大多是用木炭代替汽油的木炭汽车和马车、驴车，当时，有“一滴汽油一滴血”的说法。沿海港口相继沦陷后，失去进口燃料的渠道，中国的公路运输几乎陷于瘫痪。在甘肃玉门，人们找到了工业油流，玉门油田的开采终于让中国成为有油的国家。

　　1941年 破天荒的民选

　　选举采取普遍、直接、平等、无记名的投票方式进行，这是抗战时期共产党根据地中实行的政权民主建设。能够破天荒地由普通人来选举政府官员，对很多人来说，还是一件让人兴奋的事。许多地方的妇女，因为选举村长，她们情愿抱着孩子跑五六里地，赶到约定开会的地点去。

　　1942年 大胆畅言的《屈原》

　　五幕历史剧《屈原》在重庆国泰大戏院上演，话剧台词“让这世界爆炸了吧！”响彻重庆的街头，一扫国民党压制舆论的阴霾空气。

　　1943年 赵树理和“小二黑”

　　作家赵树理完成了小说《小二黑结婚》，延安文艺座谈会后，赵树理也开始将创作更多的贴近现实生活，在《李有才板话》中，根据地的减租减息成为小说的背景。

　　1944年 张爱玲的传奇

　　在延安，大生产运动伴随着秧歌的锣鼓轰轰烈烈；在上海，奇女子张爱玲已经达到名气的颠峰，成为沦陷区上海的一个传奇。在重庆和昆明，流行着黄（金）白（米）生意，人们背着成捆的钞票挤在买米的队伍里；这一年，国民政府再次遭遇了豫湘桂战役的溃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