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拯救家乡人的灵魂负有责任”

　　“我的努力不完全是为了自己，我要让村里人看到，到外面读书是有前途的，供孩子读书而不是带他们讨要，是值得的。”

　　李玉平自认是村里的异类。“跑那么远去读书，又总爱回来‘管闲事’。由于我选择了与他们不同的道路，甚至有一些人抱着不好的心理，等着看我们家的笑话。”

　　不过他显然不在乎村里人是不是把他的举动当笑话。记者采访的那几天，他一直忙前忙后，不断地说“你可以在报上登我的真名”。

　　李玉平有一种信念——他认为他对于拯救家乡人的灵魂负有责任。

　　他偶尔会和比较要好的同学讲起小时候乞讨的事。“我痛恨自己幼年时代的乞讨经历，但我并不想隐瞒和逃避。”

　　六七岁的时候，李玉平就被父亲领到成都去讨钱。“父母做这个决定简直没怎么商量，因为没办法，家里太困难了，不出去讨要就活不下去了。”

　　第一次出远门、坐火车、进城市的兴奋，很快就被第一次讨要的恐怖记忆取代了。

　　李玉平说，第一次讨要的对象现在已经想不起来了，那时的紧张和羞怯却是一辈子也忘不掉的。前面是陌生的城里人，背后是熟悉的父亲，他跪下去乞讨的那一刻，头几乎要埋到泥土里。“对于当时的幼小心灵来说，尊严意识倒不强烈，但是对这样的生活充满了厌恶和恐惧。”李玉平回忆说。

　　和所有外出乞讨的乡亲一样，李玉平和父亲最怕遇到警察(他们有过一次被警察收容并遣返的经历)，到后来演变成惧怕一切穿制服的人。即使是结束了乞讨生活，到岷县县城赶集的时候，李玉平远远见到警察，竟然也拔腿就跑。

　　“当然，好人也很多。有一个人问了我家的情况，拿出几百块钱，说是足够路上花了，劝我跟着爸爸回家。”李玉平说，他把钱交给父亲，哭着嚷着要回家，爸爸开心地收起钱，却绝口不提回家的事。

　　李玉平随父亲去了两次成都，分别讨要了20多天，“第二次去的时候，看到火车站广场旁边多出一栋那么高的建筑，是成都大酒店，心里想城里变化真是快啊。”李玉平说，如果说讨要的经历对自己有什么“积极意义”，那就是开始向往城市生活。他选择了一条自认为惟一正确的道路：读书，近乎拼命地读书。

　　父亲第三次想带着他出去讨要的时候，李玉平说什么也不肯去了，他还说服了母亲，一起阻止父亲再出去乞讨。

　　在湖北国土资源职业学院，李玉平属于那种吃得最少却浑身充满能量的学生，他不放过任何可能提高自己的机会。如今，他是计算机系的学生会主席，因为“个人奋斗”的卓绝而被同学们尊重。

　　“我的努力不完全是为了自己，我要让村里人看到，到外面读书是有前途的，供孩子读书而不是带他们讨要，是值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