拒绝“跪下”的人们

　　讨要的人往往获得了更好的生活，成了村里先富起来的人，这样就对那些拒绝讨要的家庭，构成了某种潜在的挑战，甚或嘲笑。

　　在小寨村，“讨回来”的人们喜欢兴致勃勃地谈论城里人如何有钱(这时他们也会顺便抱怨命运的不公平)，以及城里人的钱如何好赚，还会很自豪地说，“我们快把大半个中国都走遍哩”。

　　今年7月初的一天，虎龙村村民李文义从沈阳讨要3个多月后回来了。据说，在沈阳北陵城乡接合部的棚户区，当李文义带着他租的尕子(一个帮助乞讨的小孩子)回去，一些以拣破烂儿为生的人也会和他打招呼，但语气听上去不那么友善： “哟，丐帮回来了，今天又发财啦？”这时李文义就会没好气地回应道：“当然发财了，俺这一天比你们拣破烂儿三天还强哩。”

　　但是走在家乡的山路上，他却春风得意。迎面一个乡亲热情地打着招呼：“你也讨回来啦？”李文义很爽快地回答： “是啊是啊，你啥时候讨回来的？”

　　讨要的人往往获得了更好的生活，成了村里先富起来的人，这样就对那些拒绝讨要的家庭，构成了某种潜在的挑战，甚或嘲笑。

　　21岁的包世明(化名)没有出去讨要过，如今靠栽种一些当归(当地特产)谋生，他具有初中文化，属于村里年轻人中爱思考的一个。“以前看政治课本上说，美国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贫富差距非常大，遍地是乞丐，现在从我们村来看，不知道为什么出现了一些类似的不好的现象。”

　　包世明说，现在村里的摩托车越来越多，“比驴子还多哩”。他做了一件“很有眼光”的决定：去县里学习了摩托车维修技术。“可惜没有资金，没办法开办一个摩托车修理站。”包世明为此感到遗憾和沮丧。更让他无法理解的是，村里那些因讨要而发家的人，并没有多少投资和经营的意识，他们总是安于现状。倒是听说临近村子有一个叫范发毅的人，最初穷得吃不上饭，后来开始租孩子讨钱，最多时租了十多个孩子，后来这小子发达了，就到陇西开了一家橡胶厂，据说投资十几万，好歹也算转了行。

　　“多数人真的是挣了钱都不会花。”包世明说，仅仅是在近两年，一些“乞讨暴发户”才尝试着把余钱存进银行，更多的时候，他们习惯于把钱压到自家的炕沿下面。尽管在城市浪迹过，他们心中还是充满对现代文明的不信任感。

　　还有一些暴发户就显得为富不仁了，他们在村里放起了高利贷。每当要开学的时候，总会有一些困难家庭为孩子的学杂费发愁，万般无奈之下，他们会找村里的富裕人家借高利贷，每100元的利息，居然高达5元／月。

　　前几年，因为父亲沉迷赌博，包世明的母亲悲愤之下喝农药自杀了，这样的经历使得包世明反感村里的一些习俗。讨要、赌博、酗酒、打老婆打孩子，都被他划归其列。

　　“他们(讨要者)怎么生活，我也管不了，但总觉得那不是长久之计。”包世明说，“我现在自己干点活，挣点钱，也累不着，生活还算过得去，挺好的。”

　　包世明平时的几个伙伴，因为家里大多曾有人讨要过，所以现在越发地闲散。包世明平时也不会发表对讨要的看法，是否讨要过，在小寨村从来不是划分人群的界限，大家相安无事。“只是见到记者了，有些话还是想说一说。”包世明补充说。

　　在小寨村，那些没有过乞讨史的家庭个别时候会表现一下优越感，只是这样的优越感流露得非常有限。包海忠曾是小寨的村支书，家里的条件看起来比普通村民好一些，但还是不如个别靠讨要致富的人家。包海忠20多岁的儿子说：“我们家就没想过出去讨要，丢不起那人。现在这样不也挺好吗，花正常劳动挣的钱，心里踏实。”

　　但是立刻就有村民对包家的“踏实”不以为然：“人家当然不需要讨要，因为他们的地多得都需要雇人来种哩。”

　　对于多数不曾讨要的家庭而言，他们的心态有些尴尬，虽然偶尔可以对讨要现象说几句风凉话，得到心理上的优越感，但是眼看着人家个把月就挣回几千块钱，羡慕后的挣扎也是不言而喻的。尽管他们最终还是拒绝讨要。

　　探究这些村民坚持不讨要的精神力量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因为没有人会对自己的坚定做出精神层面的解释。比如，没有人会拿这片古老土地上传统文化的积淀来说事，没有人能说出“不为五斗米折腰”之类的典故，也没有人把讨要生活和“不劳而获可耻”联系起来。

　　他们更常使用的一个词是“拉不下脸”。

　　“没办法，咱家人天生面皮薄，干不了那个(讨要)。”一位姓李的大爷自嘲说。

　　小寨人能站起来吗？ “或许堂兄的思路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吧。只有让孩子们走出去，看看更文明的生活。那也许是够强大的拉力？” 身为走出去的大学生，见识了外面世界的李玉平为家乡孩子们的前途深深忧虑。

　　“讨要经历很长的孩子，会给心灵留下更多的创伤，或是造成畸变。村里有些孩子一旦和父母生气，偷出家里的几百块钱就敢出走。他们从小形成了一种思维，觉得凭着要钱生活很容易。”

　　比起揭不开锅的那段日子，小寨村如今的生活虽然依旧清苦，却并不至于连生计都难以维系。以小寨初中的李平校长为代表的一些人坚持认为，对村里人尤其是学生进行人格教育，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小寨人跪着生活是没有尊严的，仅仅依靠输血式的救助也是没有出路的，继续靠天吃饭？还是难以改变命运。于是李平近乎执拗地相信，只有让孩子们玩命学习，考出去，小寨才有希望。

　　在学校里，这个校长像反对外出乞讨一样反对学生们看电视、看课外书，也反对他们留长发、穿牛仔、戴首饰。他坚持要他们用所有的气力来读书，读书，读书。李平自己也承认，他的很多做法并不符合先进的教育理念，“但是我们又能怎么样？按城市学生的标准去素质教育，可能吗？我们惟一的竞争力就是拼命学习，在这一点上是没有公平可谈的。”

　　李玉平觉得校长堂兄的某些做法近乎“专制”，但他表示充分理解其初衷。他们必须并肩作战。去年年底，他先在小寨初中的校报《清泉》上刊登了他写的《致全乡中小学生的一封信》。今年年初，大学读了一年半的李玉平第一次回到家乡，他几乎挨家挨户地劝说乡亲，不要再出去讨要了，更不要带孩子出去讨要啊。在李玉平的倡导下，小寨村的中小学在寒假之前举行了“告别乞讨行为”的升旗和宣誓仪式。

　　但是李玉平还想要更多，他还想说服成年人。李玉平曾跑到乡政府和学校，提出自己的一些积极建议。——县乡领导已经多次到村里调研，表示要为改变小寨人的生活方式多想办法。

　　实际上，从外界到当地政府，越来越多的人在为使小寨人完全站起来而付诸努力，不过现在看来还是一项没有时间表的工作。

　　近年来，随着“乞丐村”名声在外，当地各级政府更加重视“小寨现象”。他们相继出台了一些对小寨村的优惠政策，一些特困户还得到了政府三四千元的补助，用于危房改造。对小寨村的中小学，有关部门实行了“两免一补”(免除学杂费和书本费，特困学生进行补助)，使村里适龄儿童的辍学率大大降低。

　　这两年，当地中小学校在寒暑假前都会进行“禁讨教育”，乡政府甚至希望以罚款的方式阻止村民们外出乞讨，但这些措施只是部分地取得了效果，当这个适合讨要的夏天来临，还是有村民三五一群甚至几十个人结伴外出。“他们有时对政府说是出去打工，但是有打工带着孩子的吗？”一位村民质疑道。

　　面对人们日夜浸淫其间的讨要风气，无论李平还是李玉平，都不得不承认，自己属于弱势的一方。

　　一位村干部接受采访时干脆否认小寨村乞讨现象严重，他说多数外出人员都是正常务工；同时他也承认，假使村民选择乞讨为生，也仅仅是一种不被普遍认可的生活方式，“又不犯法，不好强制阻拦”。

　　在李玉平看来，对于那些习惯于接受施舍与救济的小寨人而言，不可能完全寄望于被外力拉起来。那么靠良心发现吗，衣食足是否必然导向知礼仪呢？李玉平无法摆脱矛盾的心态。

　　村里的许多人似乎习惯了这样的日子：被同情，然后被施舍。这一点记者到小寨村采访的时候也有体会。记者所到的每家每户都非常好客，当地人很以把“贵客”邀请到自己家为荣。据一位村民事后讲，记者从他家走后，很多人都跑去打听： “怎么样，记者有没有给你们家捐点钱？他回去能不能呼吁政府给咱们救济？”

　　“或许堂兄的思路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吧。只有让孩子们走出去，看看更文明的生活。那也许是够强大的拉力？”片刻的惶惑后，李玉平给自己打气，“让家乡的人站起来，我会为此作出自己的贡献，而且，对那一天的到来，我抱有信心。”

　　(感谢沈阳《华商晨报》及其记者田卫涛对本次采访的大力协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