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星和孙志刚一样是受害者

　　我们连线就到这里，但是我们的网友还想再问您几个问题。

　　有网友说虽说他是民工，虽说那个老板克扣了他的工资，但是这样的现象普遍存在，为什么别人没有去杀人，而他去做了？还有人说他不是天生的罪犯，我想每个人都不是天生的罪犯，这是肯定的。古语说人之初性本善，他可能说是出来的时间比较长，有五年在外面，可能这五年的打工经历造就了这样。

　　何磊：我曾经把阿星的事情和孙志刚某种程度联系起来，我说给我同事听，遭到他们的批判，他们很多人认为孙志刚是一个受害者，而阿星是一个施害者，是害别人的这么一个人。孙志刚他是被收容遣送制度所害，当然受害的也是一个群体，只不过出现的极端是把孙志刚打死的。反过来我想说，阿星遭遇劳动权利的侵害和整个城市对他们的不接纳等等，是不是造成了他心里上很多的阴影，别人也有阴影，只不过他爆发了，别人没有爆发。我这个观点遭到了我们很多同事的批判。他们认为这没有可比性，我也在反思这个问题。但是现在的关键是阿星和在整个珠三角打工的一大批外来的农民工确实正在遭受着这种刚才您说的严重违反劳动法的行为普遍存在的。比如说像加班问题太普遍的问题，加班不是问题，作为农民工来讲，农民工愿意加班，我采访过很多罢工事件，罢工事件提出来的一个口号叫什么？“增加工资，恢复加班”这在国际任何的罢工事件里找不到这种口号的，按说是矛盾的，别人说增加工资，减少加班时间，为什么在这里是这样的？因为我们的工资设计有一个基本工资之外，刚才南方都市报的记者就说，他一个月有的可能拿到七百八百的概念，可能有400块钱是固定工资或者300块钱的固定工资，其他全部靠加班能赚钱，一小时多少钱，如果按照劳动法好一点的厂子，劳动法比如周末给你加倍，一小时5块、8块，差一点没有这个概念，你加班多少小时给你多少钱，在这样情况下才能达到这个工资水平。

　　主持人：也就是说他们想通过加班来增加自己的工资收入？

　　何磊：对。我问过很多人，他们都不愿意超过11个小时或者12个小时这样的概念，他认为最好在10个小时，这是他们完全认可的，这是我采访的人完全认可10个小时，尤其过了12个小时，大家觉得有点超强度，在剩下12个小时，这12个小时里还有吃饭时间，吃饭一个多小时，然后洗衣服半个小时，上上厕所，稍微出去走走，这样三个小时又过去了，留下来只有睡觉的时间，但是作为一个人还有其他的活动，娱乐，社交等等，根本没有这个时间。我采访阿星的弟弟，在我面前因为现在只有18岁，在我面前有点小孩子气，他说我身体棒着呢，他说我每天12点多睡觉，早晨六点多起来，我天天这样，而且我没有进过医院，但是我感觉有一点疲倦。阿星的弟弟阿海只有一百斤的样子，很瘦，你一看他脸上呈现的不是18岁青少年脸上泛红光的，这就是长期休息不足造成的，可能今天来讲18岁的身体可能能扛过去，对今后的身体肯定会有影响的，就是透支一部分身体。

　　主持人：透支健康，拿生命去赚钱。

　　何磊：现在大家把阿星杀人和现在的劳动者权益得不到保障，我说新生代的民工跟他父辈有不同的特点，这种特点比如说他的期望值比他的父辈要高得多，他对生活的希望要比父辈高得多，他们的父辈是我来城里是打工，然后挣钱盖房、养老等等，作为他们来讲，你现在如果口头问，你们来城里干什么，他说挣钱，可是问挣钱干什么，就不是说盖房子，他们挣钱并不是说把这个钱从城市再运回农村，而是他想在城市过的好一点，想让自己融入这个城市，所以他想拼命地赚钱。

　　甚至阿星曾经给我发过一个短信，他说他跟他弟弟就感觉到前途特别渺茫，如果老这么下去的话，什么时候才是一个尽头，他想不到尽头在哪里，他说如果现在有20万可能的话，他和他弟弟都有一个可能铤而走险死掉，留一个人来最后养他的父母就可以了。这个短信让我特别不是滋味。

　　主持人：他这种想法挺不可思议的。

　　何磊：他们想拿到钱，在城市里生活更好一点。实际上在我文章里有一个故事，东莞劳动局有一个官员，他跟我讲了一个真实的故事，他们东莞有一个镇的镇长有一天到他们家阳台，刚走到阳台，发现阳台怎么有人影，就往上爬，突然间有一个所谓民工模样的人就爬到他们家阳台来了，他说你干什么的？人家说我看见你们家阳台的花很不错，我看看。镇长就打电话报警，警察来把这个人带走了，按照法律规定，这种好像是不能超过多少个小时就给放出来了，第二天又爬了，爬的时候就说我就上来看看花你还要报警，你再报，镇长没有办法，用开水瓶往下掉水，没有浇上，就走了。第三天又爬了，你要把浇伤了，要赔我钱了，后来镇长掏出五百块钱给他，我求你别来了，送瘟神一样就给他送走了。东莞的劳动局官员跟我讲这个故事的时候告诉我的时候，当我们的国家，我们的社会不关注农村的时候，农民就会到城里来，当我们的城市和社会不关心这些到城里来的农民工的时候，他就会走到你的家里了。我们政策制定也罢，整个社会也罢，一定要想办法在块考虑，让他们进来以后，怎么样让他们安定下来，在这个城市里面有他的一席之地，实际上他们的要求并不高，我们问过很多人，包括你有多少钱的收入等等，当时深圳有一个专家跟我讲，如果深圳市去年还是前年的财经收入可能是460多个亿，如果拿出来60多个亿也就是零头来建廉租房，逐年地建，就可以把这些外来工几年之内把住宿问题就可以解决了，这个可以靠比较低的租金，比如两三百块钱，比如两口子可以五百块钱租一个两居室，他们孩子可以过来，而且给孩子建一些学校，也是财政60亿里面拿出来一部分给每个农民工孩子每年补一千块钱，也能把孩子就学问题解决了。其实孩子在当地也要花这么多钱，如果在深圳的话，政府拿出一部分，自己拿出一部分，他自己也花同样的钱，这样把子女的教育和住宿问题解决了，把挣的钱不用寄回家，消费在当地。这样不是说不要说为工厂提供劳动力的问题，把钱消费在当地，对当地的消费也是一个刺激。

　　主持人：我们就提到了一个社会保障的问题，我们决策者怎么做好社会保障？

　　何磊：我特别要强调新生代民工问题，因为新生代和老一代诉求不一样，我们过去的政策制定是沿着老一代 民工的诉求来制定政策，也就是过去的民工，可能政策制定者想着民工就是到城里，挣到钱，拿回家，是这个概念，新生代的民工和父辈不一样的是不想把这个钱寄回家，而是想让自己生活在城里。

　　主持人：提出新的问题，这样新的现象需要让我们决策者意识到去了解，真真正正了解去做这样的调查把这个数据统计出来，把一个现象好好地整理出一个头绪，然后再根据这个去制定一个适应新生代民工的一个劳动保障，这种制度来更好地为我们的民工朋友，为他们融入这个社会服务。

　　何磊：很多人可能会讲，我们的财政还没有那么富裕，城里人都保障不过来，还保障农村，实际上有些东西关键是一个理念的问题，我认为关键你是不是顺着哪个思路来思考问题的问题。你如果说把他的特点搞清楚，再有多大能力解决最迫切的问题，从这些入手解决这些问题，和你本身没有搞清楚它的特点，还按照以往旧的民工的特点来制定政策等等，那他完全是两个概念的问题。

　　主持人：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访谈就到这里，当然阿星杀了人这是一个事实，这是谁也改变不了的事实，会有法官对他所犯的罪做出一个判罚。我们也会继续关注这个问题，也会继续关注阿星，继续关注新生代的民工，继续关注他们的生活，关注他们怎么样更好地融入这个社会，关注社会保障制度，希望网友会继续关注，继续看搜狐的新闻，继续关注这个问题。好的，今天的访谈就到这里。谢谢你何老师。

　　何磊：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