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咸平、王大用、常清论剑“资本论坛”

　　9月10日，由《商务周刊》杂志与中国（厦门）国际投资促进中心、高能资本有限公司共同主办，厦门市人民政府协办的“资本论坛”在厦门国际会展中心国际报告厅召开。

　　本次资本论坛是第9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的重要活动之一。厦门市副市长叶重耕、著名经济学家郎咸平教授、国家开发银行专家委员会常务副主任王大用、中国期货协会副会长常清教授、法国巴黎百富勤亚洲投行董事总经理蔡洪平、韩国交易所副总裁郑鹤鹏、美国纳斯达克中国首席代表潘晓夏等演讲嘉宾，与300多位中外工商界人士共同围绕“上市公司监管与治理”这一主题进行了深入探讨。本刊特节取其中王大用、郎咸平、常清三位演讲嘉宾部分演讲内容，以飨读者。

　　国有银行转变产权结构和治理结构的改革

　　□王大用（国家开发银行专家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国开行监事）

　　中国国有银行目前正经历的这一轮改革，无论从改革目标的官方说法上，还是从正在进行的工作上来看，都是过去20多年来最深刻的一次改革。

　　2003年以来，国有银行改革的主要措施包括：

　　（1）再注资：2003年底动用450亿美元国家外汇储备为两家试点银行（中国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再注资，成立“中央汇金公司”持股；2005年又动用150亿美元为中国工商银行再注资；

　　（2）再“剥离”不良资产：中央银行出资（贷款）给资产管理公司半价收购试点国有银行的不良资产，另外一半的价值损失核销试点银行的国有资本；

　　（3）改革公司治理结构：建设银行实行控股公司（建银投资）和股份制银行（建银股份）两级法人结构，建立公司董事会，其他试点银行只建立公司董事会，国有股权由财政部和汇金公司分别持有；

　　（4）引进战略投资者：如汇丰银行已持交通银行19.9%股份；苏格兰皇家银行、淡马锡控股及瑞银集团等入股中国银行，美洲银行入股建设银行，高盛和美国运通银行入股工商银行等等，都正在进行之中；

　　（5）试点银行的上市安排也正在进行中。

　　根据中国加入WTO时的承诺，2006年以后外国银行将可以在中国的全部领土上全面开展业务。在外资银行全面竞争的压力面前，中国的银行业在为生存而改革。

　　国有银行治理结构的主要问题

　　问题之一：银行高级管理层行政官员化。改革开放以来，国有银行长期在半计划、半市场的环境中经营，沿袭着典型的国有企业的治理结构，管理体制基本是国有企业的一套，政府用行政官员来治理国有银行。由于是官员管理，所以无法形成提供职业银行家的人力资本市场。

　　问题之二：官本位的激励机制。政府对国有银行管理人员的激励基本上还是官本位的激励机制，银行高管人员的个人行为目标是不断提升自己在党政官员阶梯上的政治地位。官本位的激励、官场习气和官商作风依然弥漫国有银行，严重制约其管理水平的提高。

　　问题之三：长期以来没有明确的法人机构作为国有股权出资人代表，政府直接管理银行，例如直接布置降低不良资产率的任务等。由党政部门委派的官员（正副行长等）既代表国家（出资人）的所有权，又行使经营管理权，还代表内部职工的福利要求权，存在严重的角色冲突。目前试点银行正在解决这个问题。

　　问题之四：国有银行没有遵照《公司法》建立的企业治理结构，没有关于权力制衡的制度性安排。银行内部权力集中于像政府部门一样设立的党委，没有董事会对总经理权力的制约。行党委既制订经营战略决策，又批准该决策，并组织决策的落实，同时执行经理班子和董事会的职能，事实上处于决策无内部监督的状态。近年银行业出现的经营不谨慎问题主要与战略决策无监督制衡有关。

　　问题之五：风险管理不到位。国有银行内部长期缺少专门的信用风险控制部门，在一线的贷款谈判和评估之后，缺少对贷款风险分析和对风险控制措施有效性的专门把关环节。近来虽陆续设立了相关部门，但责任关系未理顺，风险控制部门还不是独立的直接对董事会负责，信贷决策部门和风险控制部门都对相同的上级负责，不能形成有效的权利制衡。

　　问题之六：体制性冗余人员难于精简。国有银行内部党政工团和后勤机构编制庞大，非业务人员比例过高。近年改革中一些银行把后勤外包，精简了一些人员，但前者受体制制约难以精简。

　　引进战略投资者的意义

　　吸引有经验的外国大金融机构或战略投资机构入股，主要目的是希望这些入股的机构给国有银行带来成熟的管理。虽然外国投资机构只被允许占有较小股份，但是由于这些国有银行的总股本巨大，外国投资者投入的资金却是数额不小的，这些投资者必然要求在董事会里有足够的话语权，必然要十分关注这些银行的经营战略、管理体制、风险控制和经营绩效。这种关心正是我们所需要的，它有助于改革后的国有银行尽快提高经营和管理水平。

　　战略投资者，特别是其中的外国著名商业银行，将可以把成熟的管理技术和管理经验带进来，建立有效的风险管理机制，建立合理的激励机制，建立活跃的业务产品创新机制，等等。更具有长远意义的是，吸引战略投资者入股，改变了国有银行的产权结构，可以推动国有银行彻底改革其不合理的治理结构，改革其存在诸多问题的内部管理体制和管理方法，并巩固这些改革的成果。受体制制约，中方董事和管理人不便讲的意见，可以由外国战略投资人委派的董事提出来，并推动解决，例如体制性冗员的裁减问题等。

　　试点的国有银行都希望尽早成功上市，变成公众公司。而对于这些先前问题很多的银行来说，通过战略投资者的进入尽快改进管理，并使国内外资本市场看到其进一步改进管理的前景，是成功上市的重要先决条件。

　　一旦这些银行上市成功，战略投资者与社会公众持有的股权总量将可能达到40％以上，国有股权比重将降低到60％以下，为了维持这些银行在国内外资本市场上的形象，代表国有股权的董事将更倾向于和其他董事持相同立场，对持久推动这些银行改善管理大有裨益。

　　战略投资者的机遇

　　对想进入中国的外国商业银行的机遇：中国土地广大，人口众多，经济持续快速成长，是十分诱人的大市场。外国商业银行若靠自己在中国建立全面的业务机构网络，在零售银行业务方面形成强大竞争力，需要很长的时间和巨大的投资。利用眼前中国国有银行改革的机会投资入股，并通过帮助这些拥有全国业务网络的银行改善管理，为自己的投资尽早带来利润，应该是比较合适的战略选择。

　　对投资银行的机遇：这些国有银行中的任何一家，规模都相当大，在其改进管理的过程中，所需要的咨询、顾问业务量都十分巨大，将给有能力也有机会参与其中的投资银行带来巨额收益。这些银行都有成为上市公司的计划，上市发行股票的规模巨大，会给上市辅导人、保荐人和承销人带来巨大利益。这些银行还将会上市发行债券筹资，也会给投资银行带来持续不断的收益机会。

　　对一般战略投资者的机遇：对在好产业和好市场中的有问题企业进行重组，重组成功后企业价值提升的潜力最大。中国市场是目前世界上最有诱惑力的好市场之一，中国的银行业是这个市场上的好产业，所以现在对有问题的中国国有银行投资并参与其重组，潜在的投资回报率是相当高的。

　　改革国有银行的治理结构

　　需要政府的主动行动

　　国有银行的本轮改革是在中央政府的大力推动下开始的。政府的决心相当大，是前所未有的，所动用的公共资源（国家外汇储备、国有资本金、中央银行贷款等）数量也是很大的。

　　改变国有银行官办、官营特征，需要政府转变认识。随着改革的深入，政府的社会管理职能更加突出，而直接经营国有经济的微观职能逐步弱化。保护存款人的利益，维护社会安宁，成为政府对银行业监管的主要目的，为国有经济筹资已经下降成政府工作的次要问题。政府推动国有银行治理结构改革，最重要的措施就是放弃自己原来拥有的控制权。按照《公司法》重组这些国有银行的治理结构。政府放权不等于放弃监管。对于银行业来说，政府是代表广大存款人的权利来行使监管权的，但这是对银行风险管理有效性的监管，而不是对银行经营的直接管理。

　　改变国有银行官办、官营特征，更需要政府转换角色。要强化的，一是股东角色，要靠政府独资或控股的法人投资机构（如建银投资或汇金公司）参与改革后变成股份制的银行的董事会，通过在董事会的工作维护国有股权的权益；二是当好银行业的外部监管者，通过银监会对所有银行一视同仁的严肃监管，保护存款人的利益，维持社会安宁；三是出资建立存款保险机制，形成对存款人的第二道保障线；四是通过货币政策维持宏观经济和金融市场的稳定，使银行业有一个良好的运营环境。需要放弃的，一是政府对银行的直接管理，二是对银行高级管理人员的直接任免权力，把这个权力交还给银行董事会，以实现真正的银行家对银行的管理。

　　国企股改中的政府信用

　　□郎咸平(香港中文大学教授)

　　中国政府在推动本次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革的时候，曾经很坚决地表示，政府有决心推动这个政策。对于中国决定开始进行股改，我没有任何的怀疑和犹豫，我反对的是政府在这一过程中不断地破坏政府信用的行为。

　　从历史角度来看，目前中国股改的方式本身就不是一个正确的思维。但是，我们从来不看历史，我们只是简单地认为，美国股市是全球化的股市，60％的交易都由机构投资人做，这么好的制度，我们当然要引进；此外，这些机构投资的很大部分是退休金，美国人可以做，我们当然也可以做。这才是我们的努力目标，政府有决心往这条路上走。但是，这种做法只看到了股市的表面，低估了资本主义的力量。简单的私有化，简单的股改，再加上社保基金入市，就能够造就一个蓬勃发展的股市吗？这种方式将重蹈欧洲的覆辙。

　　政府在股改中的位置

　　国有股减持，其他国家不是没有过成功案例，但是我们没有学习他们的经验。英国1979年对公有企业进行的私有化改革就是全球少有的几个成功案例。前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曾说过，英国所推行的政策是分三步执行的：

　　第一步，在国有股股权不变的情况下，聘请职业经理人来经营这些企业。

　　第二步，把经营状况好的国有企业拿到股票市场上进行国有股的减持，而坏的国有企业的股份是不减持的。为什么要让好的国有企业上市？就是因为国有企业的发展代表政府的信用，好的国有企业上市，才能够给股民带来福利。中国股票市场成立之初，上市的国有企业基本上都是糟糕的企业。这种企业给股民带来的是进一步剥削。英国政府非常理解这个道理，所以只会推出最好的国有企业进行国有股的减持，新加坡也继承了这种想法，可是我们就没有学会。

　　第三步，国有股减持之后的企业，政府保留了一股“黄金股”。英国政府的目的就是在企业重大决策时避免损害国家利益。

　　从我们的股改措施来看，哪一条符合这个定律？在股改过程中，我接到了上千份的投诉，内容包括在股改之前上市公司股权的大量转移、上市公司通过顾问公司到证券公司营业大厅拿表格代替别人投票、甚至一些地方政府也趁着这个机会牟取利益。这些事情的发生，代表中央政府的被动，也会导致政府信用进一步的沦丧，中国股市因而无法健康持续的发展。

　　政府能否解决股市的问题，一定要看政府在市场所处的地位。1720年出台的英国“泡沫法案”(The Bubble Act)，规定任何企业在没有得到议会的特许之前不能成为股份公司，其股份不能上市交易。该法案在相当程度上使英国股市的发展停顿了长达120年。这是由于当时政府对上市公司的管治无能为力导致的。

　　1929年美国股市的崩盘比今天的中国股市还要严重，市值从890亿美金跌到150亿美金。但是美国通过5年的重新培育，到1934年股票市场起死回生，从而创建了一个不败的美国。美国股市最后不但形成一个健康良性发展的趋势，而且负担美国“藏富于民”的良性分配任务。能产生这一结果的最重要原因，就是美国政府领悟到股票市场成功的关键，是严刑峻法中展现出来的政府信用让每个人都有信心。

　　当时，美国一位议员提出，要重新挽救美国股市，政府的信用是独一无二的办法。政府如何表现它自己的信用呢？那就是用严刑峻法来保护中小股民。严加监管的思维从1929年开始逐渐成形，到1934年完全定案，美国成立了美国证监会（SEC）以及最严格的证券交易法。这个证券交易法严格到什么地步呢？基本精神是“辩方举证”而不是“控方举证”。所以被指控的股票参与者开始就被假设有罪，要自己提交证据来证明无罪。比如在内幕交易方面，不能利用内部信息来操作股票。如果某公司的公告是下午三点钟出台的，在这一时间之前的当天所有交易都是内幕交易，对于内幕交易的打击范围就是如此之广。可能1000件内幕交易中美国政府就抓到一件，但是就通过政府的力量打官司，给予违法者严峻的惩罚，让股市参与者不敢违法。美国证监会的执法也是非常严格的，它可以传讯任何人，拥有无限制的执法权力。因为它所代表是美国中央政府的信用，这个信用是美国机构投资人奉公守法的主因，也是美国退休金与保险金能够进入美国股市的原因。

　　股民对股市的信心不是靠政府鼓励就可以产生的。一个个实际的政府措施，让每一个参与者对股票市场产生信心，自然就会到市场投资，而且资金会越滚越大。可是，要做到这一步，就需要一个有决心的管理机构，而且到最后管理机构不能在乎自己的权力、地位，必须想着为国家做点事。中国股市需要的就是这个。

　　我为什么反对社保基金入市

　　美国所有股市政策的目标都非常简单：必须以中小股民的利益为惟一的标准。中小股民的信心提升是股市管治的惟一原则。所以，政府出台的任何保护上市公司或者大股东的政策，我都不能接受。

　　为什么股票市场的制度必须以保护中小股民利益为前提，而不以保护上市公司或者大股东利益为前提？因为对于上市公司或者大股东而言，他们本就有更多的权利，更多的与中小股民不对称的优势，为了实现股票市场的每一个参与者的公平，必须有一个法律制度，让大家在同一个起点上规范行为。

　　为什么世通公司(WorldCom Inc.)事件中，事实上并没有公司高管收钱拿回扣的证据，但美国还是进行了严肃的处理呢？因为美国政府要清清楚楚地告诉股市参与者，在美国的政府监管之下，任何股市的细小不法行为都不能接受，一切要以中小股民的利益为前提。如果美国政府的信用突然丧失，或者有一个案子政府不敢处理，美国股民一旦丧失信心，将资金大量撤出，那就是“美帝国”的完结，因为几乎每个美国人都是股民。

　　从全世界历史来看，政府的信用也是股票市场健康增长的关键因素。而政府信用的推广，依靠的是政府通过严刑峻法打击股市参与者的违法行为，尤其是上市公司以及机构投资者的违法行为。因此，政府一切措施必须把握这个原则。只有把握住这个原则，股民对政府有信心以后，每个人才会把自己的钱放在股票市场里，并且不会觉得被上市公司所欺骗。这样，股市才会形成一个正循环，资金如雪球般越滚越大。然后企业才有长期的稳定的资金来源。

　　另外，美国人能够从1929年到1934年完成股票市场的法治化建设，从此以后不断的有上市公司在市场兴起，就是由于美国的股市负担着“藏富于民”的重大使命。而这个使命是我们学习美国股票制度时没有看清楚的。如果中国每一个农民当初都能够像美国农民一样，买一只股票每年都有收益增长，二三十年以后，大家都获得了巨额收入，这才是股票市场成立的目的。美国每个人的退休金都放在股市里，所以美国的市场让公司股价不断上升，而此时的中小股民才能分享到经济成长的成果。这样一种重新分配财富的崇高使命，必须有政府的信用在背后做支持，大家才会参与。参与者越多，资金就越多，最后的结果是几乎90％的老百姓能够长期得到利益。

　　从1940-1990年的50年间，美国股市平均回报率是7.6％＋银行利率，这代表股民只要把钱放在股市的时间够久，就肯定是稳赚不赔的，这个道理很重要。因为保险资金和退休基金投资的基本原则就是一定要有稳定的回报率。如果保险资金和退休基金放在股市里赔了，后果不堪设想。这不是一个简单的股市下跌的问题，而是关系到千千万万老百姓切身利益的问题，是会引起社会动荡的问题。如果不敢保证稳定的回报率，就不能轻率地把保险资金和社保基金投入到股市上。

　　而如何保证股市有长期稳定的回报率？那必须是中小股民对股市有信心。为什么美国的股民有信心，中国的股民就没有信心呢？因为建立中小股民信心只能依靠政府的力量。在促进股市发展的过程中，政府推行的政策必须是强悍有力的，因为这代表政府的信用。正因如此，在当前条件下保险资金和社保基金进入中国股票市场，只会让今天的股市摧毁明天的财富。

　　股改与银行改革过程中的法治化建设

　　事实上，从中国开始企业改革到现在，我们都在追求国有企业改造，提高民营经济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份额。但是，整个亚洲除了日本以外，几乎没有几个国家在发展民营经济上是成功的。最好的例子是菲律宾，它实行完全的民营经济，到最后民营经济跟政府合谋攫取了全国的财富。

　　从150年前开始，我们就在学习西方，但学习的总是皮毛，学到今天还是没有搞懂西方制度的精髓。资本主义的精髓在于信托责任。这种信托责任是企业管理者对国家、民族以及公司老板的信托责任。中国不断学习西方，结果是培养起了一批没有信托责任的人。今天这一群没有信托责任、只会践踏国有资产的国企老总明天就将践踏所有的民营企业。

　　我们的企业改革，我们的公司上市，到最后获益的最多也就是社会几千万人而已，而全社会13亿人口要负担起这一改革过程中产生的成本。当然，不能说现在的股份制改革完全没有效，但是股改之后，如果没有信托责任的建立，将产生进一步破坏政府信用的行为。

　　为什么一个制度在国外能够运行非常成功，到中国来后就让我们承担了负面因素？因为西方资本主义的成功，是一个法治化的成功，有一个法治化推行手段让社会每一个参与者都在这个法律制度里面活动。中央政府依靠法治化建设，所推行的游戏规则才能够确保每一个参与者的利益，而当参与者利益被确保以后，中产阶级才能兴起，才能实现社会的民主自由。一旦跳过法律制度所推行的发展，所带来的就是无游戏规则的市场混乱。

　　中国股市缺乏的就是一个法治化的游戏规则，更缺乏的是一个严刑峻法的管理者。而法治化的目的，不是打击股市，而是为了保护股票市场真正的参与者——中小股民。这就是法治化在股票市场的作用，当然还有其他的作用。法治化的建设必须先规范政府行为，才能规范社会各界的行为。

　　法治化建设的缺失同样导致目前的中国的银行改革存在着问题。银行如何管理，主要看全民经济素质和法治建设环境。也就是说，全民经济素质和法治化建设，是银行能否经营得好的两个重大因素。银行改革本身是一个系统工程，在一个法治落后、骗子横行的地方绝对不可能有好银行出现。现在，很多人向银行借钱就没有想到要还，是整个社会土壤出了问题，造成银行今天的状况。更严重的问题在于，我们没有一步一个脚印地去解决问题。我们中国人是非常浮躁的团体，一提到股份制改革马上想到的就是上市。而上市是一个很好地逃避责任的方式。

　　为什么今天有那么多外国银行来收购中国银行？毋庸置疑，今天中国的经济素质与过去相比是越来越高，中国法治化建设也逐步在推行，这才是银行改革成功的关键。我要是老外的话，我一定在中国的银行做得最差的时候来收购这个银行。等到全民经济素质上去了，法治化建设完成了，中国银行业的问题也就解决了。但是，如果采用现在的改革方式，到时候大家都认为是外国银行的功劳，其实这是中国法治化体系建设提高的综合表现。

　　任何经济政策都可以调整，包括工业政策、农业政策在内的产业政策都可以调整，只有金融政策，上午犯了错误，下午就是上百亿、上千亿的损失。银行改革是要推进，但不是靠股改，不是靠上市，靠的是整个社会经济系统的改革，跟市场经济法治化的进程都有重大关系，同时，这个改革，必须一步一脚印，把银行的不良环节逐步改造掉，而不是赶时髦只顾吸引外国投资者，甚至按照底价卖银行让外国人占便宜。

　　中国金融衍生品的发展与上市公司投资理财

　　□常清（中国期货协会副会长）

　　近年来，特别是2003年以来，我国期货市场发展发生了质的变化。加入WTO之前，理论界都认为，我国企业所面临的最大困难是按国际市场规则参与国际竞争，但实际上最先与国际并轨的是价格。大宗商品价格，比如能源、有色金属、橡胶、农产品等国内期货交易的商品价格近年来迅速与国际市场接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明显的联动，使得期货市场从离企业很远一下子变成眼前的现实。

　　据统计，中国经济增长对世界增长率的贡献已达14%，有的年份甚至达到17%。我国旺盛的需求间接导致全球生产资料价格上涨，而我国的宏观调控举措、加息及人民币升值更是引发了全球金融商品市场的波动，我国在钢铁、氧化铝等过热行业施行的紧缩性政策举措，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国际相关现货及期货市场的价格波动。

　　当然，我们也必须看到“中国因素”在国际市场上有时候被扩大化，原因是国外的许多金融机构从它们自身的角度来看中国经济的增长，可能与中国经济增长的本身有一定的距离，因此，在我国的商品期货领域，由我国企业为主参与的期货交易所的价格更能够与经济增长的实际情况相吻合。

　　目前我国企业参与金融衍生品市场的现状

　　过去，面对国际国内市场大宗原材料商品和金融商品价格的变动，我国的一些大宗企业，尤其是一些国际化程度较高的产业都纷纷利用期货市场进行套期保值业务管理风险。根据企业参与期货市场的程度，可以分为三种类型：

　　第一种类型：刚刚开始参与衍生品市场。

　　加入WTO以来，一些垄断企业感到了价格变动对其经营管理的威胁，开始尝试进入期货及衍生品市场，如三大石油公司的一些国际石油的套期保值业务。但是，我们和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一些跨国公司相比还有很大的距离，保值业务不成规模；

　　第二种类型：积极参与衍生品市场，由于种种原因效果不佳。

　　另一种企业刚开始通过期货市场等衍生品市场从事保值或者是投机业务，但由于一些原因做得不好，效果不理想。比如中国航油（新加坡）就是未能正确区分套期保值与投资，同时由于缺少专业期货投资机构的掩护，将投资者的身份直接暴露在对冲基金面前，遭到国外机构的狙击，最终亏损5.5亿美元。中盛粮油也是另外的例子，其在CBOT上做套期保值，没有考虑到国际国内两个市场的相关性，以及联动的时间空间差异，今年上半年出现了很大的亏损；

　　第三种类型：熟练运用期货市场保值规避风险。

　　在我国期货市场发展的十多年历史中，有些企业，特别是一些有色金属和大豆加工企业参与期货市场较早，已经做得比较成熟。比如，江西铜业的母公司江西铜业集团公司被主管部门誉为“国有企业参与套期保值的一面旗帜”。九三油脂也是一个比较成功的例子，其根据现货市场与期货市场的基差和比较收益情况，灵活在两个市场运作，在期货市场价格较低时大量购进交割大豆期货，稳定其原材料成本。

　　近段时期以来，我国金融改革取得了重大进展。自2005年7月21日起，我国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浮动汇率制带来的是外汇价格的波动，使得我国广大企业以前作为常量的外汇价格成为一个变量，增加了企业经营的不确定性风险。今后企业保值需求更加迫切而难度更大。

　　由此，一些金融衍生品应运而生，金融衍生品市场创新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在被叫停9年之后,宝钢权证和长江电力权证首先尝试上线交易。与此同时，外汇衍生品方面也不断有新的举措出台，如开办银行远期外汇交易、增加人民币对外币的掉期交易、增加外汇市场的询价交易方式等等。可以预见，在不久的将来利率市场化也将会提上改革的日程，股指期货、期权等创新产品也将陆续推出，衍生品市场将得到进一步发展。

　　上市公司如何投资理财

　　目前，原材料的疯狂涨价已经严重影响了上市公司的业绩。据2004年上市公司年报来看，超过一半的上市公司提到了原材料价格的上涨对公司业绩造成的负面影响。面对如此环境，本人认为，企业当积极利用国内外期货等金融衍生品市场，规避原材料等大宗商品价格波动风险，化价格波动不确定为确定，获取正常的企业经营利润，同时合理稳健参与期货等衍生品市场投资，获取投资收益。

　　但企业积极参与期货市场规避风险和投资要注意以下几点：

　　首先，要正确区分套期保值与投资，投机要有度。与一般商品贸易不同，国际贸易中，作为加工制造业原材料的农产品（如大豆、小麦、棉花等）、金属（铜、铝）、石油产品等大宗商品的定价，是按照基差定价——以该商品“基准期货合约价格＋各类升贴水”的惯例来计算，因而期货价格的变动直接影响到重要原材料的进口成本。而利用套期保值，可以在期货市场买卖与现货数量相当、方向相反的期货合约以转嫁现货市场价格波动的风险。有现货背景的大型企业积极参与国内外期货套期保值业务是必须的，同时适当参与海外资本市场，利用金融和期货等衍生品工具进行组合产品投资，可以分散风险，但一定要正确区分套期保值与投资，投机一定要有度。

　　其次，了解本企业当前面临主要的现货价格波动风险，套期保值计划的制定应以本企业现货实际需求为依据。套期保值是对风险的转移与规避，目的不是为了盈利。从保值的本意上讲，保值就是将风险的敞口部分封上，只要企业对市场有敞口，就有必要保值。因此，市场上所说的较好的保值价位是不存在的，因为保值是在对市场价格变化无法准确预料的情况下进行的。如果期货市场的价格可以准确预测，那么期货市场就不存在了。但作为企业来讲，谁都希望自己保得“值”，这里就有想赢利或多赢利的意思，其实这是一种投机的想法。允许期货头寸亏损是保值者更新观念的关键点，因为对保值者来说，期货头寸的亏损就意味着现货的赢利。保值之后，无论行情怎样变化，商品的价值都不会随行情的变化有大的改变，企业并没有太多的损失，只不过是失去了有可能得到的更多利润。

　　再次，对于套期保值的效果评估应着眼于长期性。套期保值的操作方式是在“理想价位”上对期货市场的一定月份合约进行抛售或买进。所谓“理想价格”就是指企业经成本测算认为有稳定合理的利润的售价，或者是过度偏高于市场供求关系的超常价格。企业如果长期有计划地进行套期保值操作，并严格遵循既定的方针和原则，其长期的整体销售业绩（或采购价格）是可以高于（或低于）同行或市场平均价的水平。但单看某一次保值的操作结果，不一定就能获得最好的效果。也就是说，不一定每次保值都能获得满意的结果，但长期做下去会有显著效果。

　　最后，对于在参与国际市场投资和保值的企业来说，首先要选择流动性强、运作规范的期货交易所和负责任、有较强品牌声誉的期货经纪公司等代理机构。规范的期货市场一般都严格实行保证金制度、每日无负债结算制度等防范了风险的集中发生。通过期货经纪公司代理，要有隐蔽性，分散入场，不应成为大机构盯梢的目标。

　　另外，我国企业进入世界市场进行金融衍生品交易时，风险监控制度尤其重要。交易从业人员应主动把握市场消息，充分意识到市场中潜在的风险；要从制度层面形成化解风险的体制，使之在实践上证明行之有效，并坚决贯彻执行；应建立独立的风险管理部门，使得风险管理日常化、制度化；同时减少人治，降低人为错误，形成科学有效的管理模式。企业在开展期货套期保值业务时，应该建立严格有效的风险管理制度，利用事前、事中及事后的风险控制措施，预防、发现和化解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操作风险和法律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