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空，神秘莫测的太空！

　　它那没有边际的湛蓝永无止境地诱发和吞噬着人类的欲望。

　　今天，随着一批批地球人络绎造访宇宙，人们似乎产生了一个错觉，以为普通人都可以上天。其实，什么人能上天说到选拔中国航天员。

　　此时此刻，人们似乎觉得就要触摸到天宇的秘密就不能不提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的一次秘密选拔预备航天员的经历。这次选拔经历一直尘封在历史的馆库中，因为开始进行很秘密，事后也未有很大反响，所以从未引起过外界过热的关注。

　　不能抹去的记忆

　　1970年7月14日，经中央批准："即着手载人飞船的研制工作，并开始选拔、训练航天员。"

　　空军和航天医学工作研究所就承担了首批航天员的选拔任务，成立了体检组，成员有空军司令部军训部副处长彭功阁负责技术问题。空军航空医学研究所郭儒茂任体检组组长。国防科委航天医学工程所黄志平，王德汉等人作为研究航天员方面的专家参加。下设飞行员政治思想和飞行技术审查以及飞行员健康调查和临床体检两个业务小组，共十多名核心成员。此外还从各大军区抽调了一名航空军医参加选拔。

　　这年10月份，这支选拔队伍出发了。空军非常重视，专门派了一架专机支持。

　　此前，他们制定了一套严格的选拔标准。标准参考了美国，前苏联的一些经验。

　　苏联第一批航天员全是从飞行员中选拔的，加加林、季托夫都是优秀的歼击机飞行员，而美国早期则是从空军试飞员中选拔，试飞员无论是身体条件还是工作技能都要优于普通飞行员。他们对飞行时间要求也很苛刻，规定不能少于1500小时。

　　根据我国空军的实际情况，从试飞员中选拔不大可能，当时中国全部加起来也没几个试飞员。对歼击机、轰炸机、运输机三种类型机种的飞行员进行综合考察后，认为歼击机飞行员无论从身高灵活度，还是思维反应上都更适合航天员的要求，飞行时间考虑的范围也从我国实际情况出发定在500小时之内。

　　那时选拔航天员不象美国是自己报名，而是先从档案筛选。

　　据王德汉回忆，不到两个月的时间，他们先后跑了沈阳军区、北京军区、广州军区、南京军区四大空军的十多个飞行部队，蹲点考察百余处。政治条件是选拔的重中之重，由于飞行员选拔已经经过严格的政审，此次筛选更为严格。其它的硬杠杠就年龄在三十岁以内，身高在1.8米以下，体重为80公斤，身体健康，身高和体重是由飞船要求决定的。年龄不是绝对的，后面入选的人员中有个别战斗英雄就已三十五、六岁了。飞行机种就限定在歼击机飞行员中。

　　初选可谓是"马不停蹄，日以继夜"，王德汉这样描述那次选拔。通过政治思想，飞行技术审查和最初的体检，从大约1840多名飞行员中，摸底后有215名符合初选条件，在此基础上又进行筛选，初选合格者共88名。

　　初选结束后，开始复选。复选要进行详尽的临床医学和航天适应性检查。复选的地点定在北京，由空军总医院，航天医学工程研究所与初选组共同组成复选组。下设处理日常工作和各项目检查安排的办公室；负责飞行员审查与政治思想的政工组；临床医学检查组；航天特殊因素项目检查的特殊因素耐力检查组，保证飞行员生活与行政管理保障及医学监督的医务保障组。复选的队伍相对庞大，从空军机关，空军总医院的医务人员到航天医学工作研究所的科研人员有上百人参加。

　　选拔航天员是在保密状态下进行的，参选的飞行员只知道是体检，而不知道体检的真实意图。在政治纪律严格的军营，也没有人会去打听。

　　88名飞行员集中到北京空军总医院，住在一个封闭的小楼里，除了检查不准许和外界接触，连与家人打电话通信都是被禁止的。封闭的小楼中进进出出有穿蓝军裤的空军，有穿黄军裤的陆军，人们纷纷揣测着不同寻常的体检。多年后，当年参加选拔的方国俊回忆说，家人不知道他到北京做什么，几个月没有消息。直到一个团里的战友都北京空军总医院看病，无意中撞见他，才知道他的去向。

　　看着如此壁垒森严的检查，在后来又看了专门放映给参加选拔飞行员关于加加林登上太空的一些资料片，他们对所谓执行"特殊任务"才知了底，但谁也不议论，只在心里暗下决心，一定要选上。

　　临床医学检查科目此时排得极其详细，做检查的都是科主任等技术一把手。但是毕竟没有更多经验，只是比当时飞行员选飞的标准更高一些，百十条标准里包括身体无任何畸形，没有慢性疾病，没有严重的不良嗜好等。小到疝气、胃炎等都被列入不选之列。

　　参加拟定选拔标准的王德汉现在回顾起来，颇有遗憾。按当时的医学条件，一些检查设备和检查手段不能满足对心血管、心脏等项目的评价标准，记录的指标也还谈不上先进。

　　随着一轮轮检查下来，受选人员在一点点减少。选拔是没有情面可讲的。最有航天员选拔特色的当属航天特殊因素耐力的选拔，它需要对受选人员的前庭功能，超重，低压缺氧等在航天特殊环境下人的耐受力进行考核。

　　那时的检查非常富有时代特征。每名参加选拔的人员在做选拔科目前，先要掏出红宝书与选拔人员一起朗读一遍毛主席语录，然后再进行检查。在我看的纪录影片《我国航天员选拔》中，有一段令我记忆颇深。

　　一名受选人员口罩一根粗粗的氧气管，正随着前方的节拍器的速率调整步子原地跑步，这项是动态肺功能检查，在他的旁边一名女工作人员口中一遍遍背着毛主席语录：下定决心，排除万难，不怕牺牲，争取胜利。大概这样做，是给受选人员以鼓励吧！甚至在受选人进入低压氧舱，关上门以后，技术人员也要在舱门外站成一排朗诵毛主席语录，才开始工作。这样的情景一直贯穿整个选拔始终。对于那个年代的人，最鼓舞人的不是物质，就是这些语录。是语录帮助他们克服身体的种种不适，通过了一项项常人难以支撑的检查项目。

　　当时曙光一号飞船因条件限制，过载高达10个G值左右，所以对受选人员的超里耐力要求就高，大概12个G才算合格。10个G的概念就是要承受10个身体重量的压力，常人哪能受得了。从这一点来讲，比国外选拔航天员的条件更为苛刻。当时就有一刘姓受选人员在离心机上进行超重测试时，出现呼吸困难的现象，一检查肺被击穿，自然被淘汰下来，休养了十多天。好在听说他虽然没被选上当航天员，但经过休养后，依然重返蓝天进行飞行。出现这种情况的就有两名飞行员。

　　所有被选拔人员都把能参加选拔当成一项光荣看待。因此在选拔过程中，都表现得极为坚强，即便不舒服了也忍着不说，如果测试不过关，就会面带愧色，好象比别人能力差了一样，心里不好受。

　　其实科学是不能冒进的，航天员的选拔也一样。为了能更好体验航天的不一般，就是让受选人员体会失重的感觉 。

　　选拔人员将小伙子们带到北京通县，坐上安-2飞机进行前庭功能的晕机检查，还让他们坐上改装的失重飞机模拟太空中的失重飞行。忽上忽下的抛物线飞行，飞机又是盘旋又是翻滚，被选拔人员不仅体会了失重，还要经受在起飞下降时的超重。在几分种的时间里一会轻飘飘，一会千钧压身，鼻塞，黏膜充血，眼睛产生黑视，耳鸣脑胀，其中的滋味，王德汉比喻成"翻天覆地"。被选拔飞行员并不开飞机，是由优秀的试飞员操纵飞机，他们只是坐在后座。即使是这些优秀的战斗机飞行员，经受过多次飞机类似改出螺旋，翻滚等特技飞行，有的照样会在这样的超失重中交替进行的飞行中败下阵来，吐个七荤八素，面色苍白。

　　到所有项目检查完，空军总医院那座神秘的小楼里就剩下33个人了。

　　这33个人也不是最后人选，他们还要经过众多评委参加的优中选优的最后一关定选。小伙子们稍稍松了口气，毕竟在这一轮过五关斩六将的选拔中，自己是暂时赢家，至于后来如何，就是由不得自己的"精选"了。

　　从1971年1月到5月，评审组最终选定20名预备航天员人选。从33名到20名，专家们是经过一个多月的时间，反复斟酌，综合评定出来的。这与当时前苏联和美国的选拔比例基本相符。

　　飞行英雄当了航天员

　　在入选的20名人员中，有几位是曾经打下敌机荣立战功的空军英雄。

　　董小海，时任航空兵第18师54大队中队长。是中国第一批接受苏联专家培训的飞行员，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和蒋介石当局频频出动飞机进犯中国，他们的飞机都是当时极为先进的，所以打掉他们的飞机是件相当不容易的事。

　　1965年4月3日，董小海驾驶歼六飞机在广西崇左县上空，成功击落一架无人驾驶侦察飞机，它无论从飞行高度上还是灵活性都比歼六飞机优越许多，击落它完全靠飞行员的勇敢沉着和过硬的飞行技能。

　　董小海打掉敌机的高度是1.81万米，早已超出了歼六飞机的极限高度。在战斗过程中，董小海的飞机经历过两次迷失方向的险境，但他镇静操作，及时改出，终将敌机击落。

　　这是他们中队自组建以来第八次击落敌机，他们中队还击落过美国先进的F-86战斗机。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亲切接见了这次战斗的有功人员，他握着董小海的手称赞他不简单，并详细询问了作战情况，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陶铸还亲赴现场察看敌机残骸，向董小海及他所在中队表示祝贺。

　　1965年5月3日，国防部发布命令，授予该中队"航空兵英雄中队"的荣誉称号。

　　董小海来参加航天员选拔时已三十五、六岁了，超出了选拔所规定的年龄范围，但战斗英雄的光荣称号给他"加分"，而且他当时各方面状况都不错，所以入选航天员也是理所当然。

　　时至今天，问起当时参加选拔的工作人员，都还记得董小海，记得那次漂亮的战斗。

　　时任航空兵第三师飞行中队长鲁祥孝在1966年1月3日，驾驶歼七飞机，用火箭击落了一架敌方的无人驾驶侦察机。

　　二十多岁的王志跃是航空兵第三师飞行大队长。1968年3月7日作为驾驶僚机的飞行员击落了一架飞2万米高空的美国无人侦查飞机U2一架，因此荣立一等功。

　　空军战斗英雄入选航天员不仅是他们自己的光荣，更是航天员选拔史上的光荣，可谓是时势造英雄。

　　在入选的航天员中，方国俊是一个，三十来岁的他已是飞行团长，他从1953年开始飞行，一直到1995年才停飞，在天上飞了整整四十年，这在中国飞行员中是极为罕见的，一般飞个三十多年就很了不起了。凭着他精湛的飞行技术，1964年全军大比武时，他还被授予"郭兴福式教练员"称号。

　　方国俊也是一位战斗英雄，曾参加过两次打下敌机的战斗。如今，作为一名空军将领，方国俊已退休。年近70的他，至今仍然保持着当年参加选拔时的身材，1.77米，78公斤，肚子上十几个红斑块是当年做离心机超重实验留下的纪念。说起三十多年前的往事，仍兴致勃勃。他是参加选拔飞行员中做离心机负荷最大的，到了12.5个G。他相信如果当年要是成为名符其实的航天员，中国太空第一人的足迹也许就是自己的。

　　神舟五号载人飞船发射成功后，老人从新闻中知道了这个消息感慨不已，他提笔为中国第一位飞向太空的航天员写了一封信。

　　"尊贵的首位飞行成功的航天员同志：

　　我叫方国俊，退休前是X军区空军少将参谋长。我和全中华民族亿万同胞以万分激动的心情，祝贺您为中华民族飞上太空填补了空白，您是伟大的功臣！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我曾经是从空军一千多名飞行员中挑选出来的航天员之一。正当我们加紧准备的时候，因为历史的原因，没有实现飞向太空的梦想。而您终于圆了中国人千年的飞天梦，实现了我多年的夙愿！特向您表示祝贺，您是全民族的光荣和骄傲！"

　　永远的遗憾

　　航天员选拔出来了，下一步是训练了。

　　已从空军某学院副院长的职位上退下来的薛伦回忆说。1975年4月，中央军委在一次会议上研究航天员的训练问题时，认为航天员训练，不是个简单问题，空军有丰富的飞行训练经验，会议决定，航天员训练还是由空军负责，中央批准了这一方案。

　　1971年5月12日，空军以绝密电报，紧急命令：空24师师长薛伦，空34师副师长李振军，空军航空医学研究所所长郭儒茂、空军第13航校副校长刘树志，空42师团参谋长徐培根，北京军区空军训处飞行技术检查员李瑞祥，空3军训练处参谋邹永利7名干部，放下手中的一切工作务必于5月14日到位于北京东交民巷的空军招待所报到。

　　面对如此紧急的电报内容，薛伦他们是一点头绪也摸不着。去北京做什么，发生了什么事？他们满脑子的问号。军令如山倒，先受命执行吧！

　　5月15日，由空军司令部和空军政治部领导召集迅速赶来的薛伦开了个会。宣布成立"宇航员训练筹备组"。

　　空司参谋长梁璞主持了会议。在会上指定薛伦为筹备组组长，李振军负责政治思想工作。为什么会选择薛伦担任这个职务呢，因为他当师长时，曾经指挥部队在1000多米的低空用对敌机进行拦截式阻击，低空偷袭的战术成功地用歼6飞机打下过敌人的F-104战斗机，这在世界空军史上都少有，因而扬名空军。

　　会议要求他们立即着手筹备宇航局或宇航员训练基地，尽快开展宇航员的训练。（注：宇航员即为航天员，"921"工程启动后，中国对外统称航天员。）成立的筹备组很紧急，政治部的领导说，先工作再下命令。然而几个月后，发生林彪反革命"九·一三"事件，宇航员筹备组作为一个临时机构，很快就解散了，人员命令始终未下。当然，这都是后话了。

　　其时，按照空军领导的意图，是先把领导班子配备好，包括宇航员，警卫部队和保障人员，成立一个500人的单位。预计通过半年的准备，在1971年11月把选拔出来的宇航员进行集中，开始训练。预计到1973年论著，国家计划用东风-5号火箭，发射"曙光一号"载人飞船。飞船可搭乘两名宇航员。

　　至此，薛伦，李振军他们心中的疑团全部解开了，巨大的喜悦袭上心头，国家将如此重大而光荣的任务交给自己，自己将有机会亲自将中国人送上太空。想到这些，薛伦他们激动得难以自持。

　　工作进行得十分保密，当时以毛主席批示的时间作为代号，称作"714"办公室。办公点暂设在空军学院，行政上归空军司令部领导。当时和筹备组一起进驻空军学院的还有反弹道导弹小组，都很神秘，就连学校领导也不知道他们究竟是干什么。几个人，几间办公室，一台电话，就开始办公了。

　　半年时间。要组建一个复杂的宇航员训练机构，有点象天方夜潭。然而紧迫的时间容不得考虑再多，大家二话不说，开始脚板打后脑勺的忙碌。

　　虽说几个人都是从空军各单位精选出来的优秀干部，组织飞行训练的经验丰富，但宇航员的训练显然比飞行员训练的难度要高很多。既然是门外汉，就自己先行学习吧！一天24小时恨不能扯成48小时利用，宇航知识、英文、搜集相关资料、外出调研、搞规划等等，薛伦他们饱尝了昏天黑地的感觉。

　　当时将宇航员保持飞行技术的训练场地初步定在正在建设中的四川西昌机场。薛伦带着徐培根还去那里进行了考察和调研。他们还建议宇航员训练用的"失重"飞机，用三叉戟或图-124飞机改装。

　　他们还跑了国防科委五院下属的研制飞船和保障宇航员飞行的相关单位，向专家请教，了解和熟悉有关情况。在当时的航天医学工程研究所，薛伦受到的振动很大。他看到这个所经过几年努力，已研究出宇航员的生命保障系统，宇航员飞行服、宇航员食品等许多宇航产品，一些训练用的大型设备也已完成。对于即将开始的宇航员训练，薛伦的信心更足了。专家们向他和同事热情介绍说，有些产品已经研制了第二代，甚至开始了更新产品的研究。但是这些产品是否适用，效果如何，没有经过实践检验，你们来，对我们产品研制是个促进！薛伦觉得，如果宇航员上天是国家的英雄，那么所有这些科研人员就是英雄背后的英雄。

　　筹备组的成员还到北京航空学院，北京师范大学等有关院校聘请专家，教授，准备给宇航员讲授有关地球物理等方面的知识，李振军和徐培根还计划在1971年9月14日到南京紫金山天文台参观学习，请老师给宇航员讲授天文知识。

　　几个月来，工作渐渐有眉目，一切都在按计划进行之中。

　　真是"天有不测风云"，1971年9月13日发生了林彪叛逃事件。空军作为"重灾区"，人人都在忙于揭发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的罪行，宇航员的有关工作戛然而止。1971年11月中旬，空军宣布解散"宇航训练筹备组"，刚刚起步的宇航员训练就这样"胎死腹中"。

　　三十多年后，薛伦谈起这段往事，还连连感叹，遗憾至极。

　　作为选拔人员还颇感遗憾的是，当时作为宇航员选拔的一个重要内容，心理选拔这块做得还够完善，选拔期间正值文革，国家权威心理研究机构被砸烂了，许多科目也难以开展。好在作为优中选精的20名航天员都是飞行员中的佼佼者，飞行员本身对心理素质要求就很高，所以这些虽然已量了衣服尺码差点就成了真正航天员的小伙子们，回到部队后又成为蓝天骄子，许多人后来当上空军相当级别的领导，有好几个都提拔为将军，成为飞行方面的权威。现在看来，三十多年前的那次选拔是基本成功的。

　　1986年10月，王德汉作为这方面的专家再次提出中国搭乘美国航天飞机的载荷专家的选拔方案。针对飞行任务的不同，将选拔范围不仅局限在歼击机飞行员中，还将科学知识渊博做为选拔条件，甚至准备在中国科学院里的年轻科学家中选拔，后来选拔因为美国暂停合作而搁浅，但王德汉说七十年代的那次选拔让科研人员总结积累了经验，也为90年代的航天员正式选拔打下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