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先生奇迹般地度过了哀荣参半的一百年。能穿越「文化大革命」的死亡深渊活下来，还为人间留下一部《真话集》（即《随想录》），就值得纪念。但我知道，国内的某些机构一定要利用这个机会借巴金的名字进行一些媚俗的活动，并借此阉割巴金的灵魂。巴老早已不会行动，不会写字，不会说话，可是前两年竟然还在给作家代表大会发出贺信，而这封信没有一句是巴金原有的温馨语言，通篇是官腔与学生腔。把一种干瘪的文字强加给一位卓越作家，这种怪事只有在中国文坛才会发生。我担心在巴老百岁纪念的时候还会有人拿他作戏，还会用他在文革中没有被榨干的血来涂抹自己的脸孔。在权势者利用巴金的时候，另一些革命激进论者又使用红卫兵式的语言暴力对巴老进行打杀，他们趁着大作家不能着笔不能申辩的机会，肆无忌惮地攻击，甚至说他是依附权势的「二臣」，整个否定巴金的人格。这些人认为巴老在「牛棚」里当牛马还不够，还应当当烈士，在祭坛上作血肉供品才算「忠臣」，才能进入他们的「革命牌坊」。面对此种历史语境，我不能不说话，不能不为护卫巴金的灵魂即巴金的本真意义说点话。
离开故国之后，我不仅常常怀念巴老，而且一直对巴老心存感激。我从生命深处感谢从荷马、但丁、莎士比亚到雨果、托尔斯泰等一切曾经给我温暖、智能与力量的思想者与作家。在中国现代文学中，又深深感谢四个人。第一个是鲁迅，他作为中华民族大苦闷的总象征，光芒一直照耀着我的灵魂。如果没有鲁迅，我也许不能如此热爱思想和如此进入思想的深处。无论经历怎样的艰难困苦，我总是反抗绝望，总是在热烈拥抱个体「此在」的时候仍然热烈拥抱社会风雨与民间疾苦，这种性格就是鲁迅赋予的。第二个是冰心，从少年时代开始我就受到她的精神乳汁的滋养。她是我心目中的爱神，当鲁迅呼唤「救救孩子」的时候，她呼唤「孩子救救我」，两个相反的命题构成我灵魂的双音。后一命题帮助我返回孩子状态──拒绝世故、拒绝心机、拒绝名利诱惑的状态。第三个是聂绀弩，在他生命的最后年月（大约八年）里，我是他的精神孩子，他是我的心灵导师，其人格一直是我前行路上的灯塔。「文章信口雌黄易，思想锥心坦白难」，他把他的诗句抄录给我，让我记住。这一座右铭一直伴我浪迹天涯。第四个便是诞生于一九○四年十一月的巴老。对于我来说，巴金的名字意味着热情、正直与真诚。对于巴金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无论是今天还是明天都会有争论。我也许比否定论者与贬抑论者更了解巴金前期在巴枯宁无政府主义的影响下所写的某些作品具有暴力倾向（如《灭亡》），也了解其影响最大的作品（如《激流三部曲》酖酖《家》、《春》、《秋》），今天读来会感到表述得过于直露，审美形式的意味不够深长，读者很难有审美再创造的空间。然而，我要用绝对的语言说，巴金作为一个精神整体，他是丰富与辉煌的。我不想论证他的艺术上最成熟的一流作品《寒夜》和创作的价值总量，只想说，他的作品与真实的生命紧紧相连，他的一生都高举着生命的火炬热烈追求着和抗争着。他的热情点燃了好几代人。上一世纪许多热血青年走向反叛之路，并非全是马克思主义宣传的结果，而是读了巴金的书而走出封建家庭的结果。「把火扔到父亲的家里」，读了巴金的《家》，难免要产生这种造反的念头。巴金的代表作实际上是一个时代的革命号角。一九四九年之后，他的热情更是熊熊燃烧，他热烈拥抱新中国，甚至跟着中国人民志愿军部队跨过鸭绿江到朝鲜前线，写出一篇又一篇的战地报告。这些散文在当代一些评论者心目中自然是幼稚的，但在我眼里，同样看到一种纯真的热情，完全符合名叫「巴金」的生命逻辑，只是热情太高，不免让人感到像是时代的号筒。作为一个文学评论者，我知道这个时期巴金创作上的缺陷，但又知道，这是一个时代赤子大热情中的缺陷，而所谓「缺陷」又绝对不能否定火热年代里的那一副酷爱祖国和追求理想的火热心肠。
巴金的真诚与热情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沉重的打击。在一个虎狼横行、举国撒谎的时代里，诚实的人是很难活下去的，老舍、赵树理、傅雷等就没有活下去。而巴金经受了各种卑鄙的歪曲与污辱，在「牛棚」里过着确切的牛马生活，天天面临着虎狼的吆喝与嘲笑。一个中国最纯真的作家被叫做「黑帮分子」，一个追随共产党足迹一直跟到朝鲜前线然后用生命拥抱战火烽烟的革命歌者被说成是「反共老手」。但是，经历了一个被损害、被污辱的艰难岁月之后，他的真诚与热情竟然没有和时代的污泥浊水同归于尽。他的热情还活着，只是这种高贵情怀冷静了，化作深沉的忏悔情感了。他深受错误的时代所害，但是，当这个时代结束的时候，他首先不是用受难者的身分去谴责时代和向时代索取债务。而是意识到自己是同谋，曾经参与创造这个错误的时代。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上的伟大人间变成黑暗的「牛棚」不是几个「蛇蝎的人」能办到的，不能都推到「四人帮」那里，我们自己也有一份责任，于是，他开始为「还债」而写作，正如曹雪芹为「还泪」而写作。在此至真至善的动机下，〈怀念老舍同志〉，〈怀念胡风〉，一篇一篇地写下来了，尽管年老虚弱，双手哆嗦，一天只能写几百个字或只能写两三行，但他还是一篇一篇写。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他重读自己当年批判胡风的文章所作的自我谴责：
我好象挨了当头一棒！印在白纸上的黑字是永远揩不掉的。子孙后代是我们真正的审判官。究竟对甚么错误我们应该负责，他们知道，他们不会原谅我们。五十年代我常说做一个中国作家是我的骄傲。可是想到那些「斗争」，那些「运动」，我对自己的表演（即使是不得已而为文吧），也感到恶心，感到羞耻。今天翻看三十年前写的那些话，我还是不能原谅自己，也不想要求后人原谅我。
读了这样的文字我们会有怎样的感想呢？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文革」已结束好几年了，伸冤的伸冤，平反的平反，乌纱帽掉了又戴上了，而那些曾经在牛棚里受难的作家与革命家们个个都在讲述自己苦难的过去和向社会索取报酬甚至讴歌「二次解放」。只有一个受尽折磨的灵魂，在寓所的墙角下面对过去自己的著作与行为感到深深不安，感到揪心的惭愧，灵魂和双手都在颤栗，这就是《真话集》的伟大作者。我们还不会忘记，批判胡风的人成千上万，当时几乎所有的知名知识分子无一例外都参与了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污辱与声讨。每个人的笔杆都参与制造这个历史性的大冤狱。可是，劫难过后没有声响，除了胡风友人们的缅怀文字和若干评论文章之外，没有一个像巴金如此真诚、如此痛彻肺腑地写下道歉的文章。唯一，唯一，Only One！中国的大地这么辽阔，大地上所发生的历史事件这么惨烈，卷入历史运动的人群数亿之众，但我们在大喧哗之后听到的良心呻吟与自我鞭挞却只有一个。其它的照样是「光荣正确」，照样是理直气壮，没有人对过去践踏他人的行为感到「恶心」与「羞耻」，开心的人有的是，感到「恶心」的人却没有，于是，后者变成稀有生物。然而，唯其稀有，所以才特别宝贵。巴金在历史面前的正直与诚实，正是被谎言所挫伤的中华民族最需要的精神品格。中国文坛多的是自我夸张与自我膨胀，缺的是自我否定与自我批判。基于这种认识，我在一九八六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召开的「新时期文学十年」的学术会上作主题发言时，特别郑重地对巴金作了这样一段必要的评论：
我们从总体上指出这种弱点时（指新时期文学「谴责有余忏悔不足」的弱点），并不是没有看到新时期文学中也已经可贵地表现出一种自审性的忏悔意识。例如，我们敬爱的巴金同志晚年所作的《随想录》，就是一种典型的与民族共忏悔的光辉作品。巴金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尽折磨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但他想到的是自己的幼稚，他诚恳地自我解剖，从自己开始去总结这场民族的浩劫。巴金所表现出来的这种精神，具有高度的道义水平和良知水平，是一种真正对祖国负责、对人民负责、对后代负责、对自己负责的最感人的作家使命感。这种精神使他的晚年有一个伟大的完成。可以说，他晚年创作的这些现代散文，是五四以来继鲁迅的杂文之后我国最杰出的现代散文，是我国现代散文史上出现的又一座高峰。这些散文是时代的产物，是中华民族在十年浩劫中的眼泪所凝聚的精品，是中国知识分子付出巨大的代价而获得的文化报偿。在巴金的散文中，有一颗从炼狱中升华了的最清醒、最纯洁、最美丽的灵魂。
今天，重温十七年前这段评论文字，觉得自己一点也没有溢美。我所以如此毫无保留地赞颂巴金，是深知巴金的《真话集》（即《随想录》）在中国特殊的历史场合下何等重要。二十世纪下半叶，中国文艺界并不缺少文人和文采，但缺少正视淋漓鲜血的灵魂呼号，尤其是缺乏重整灵魂的真诚，而这种真诚的起点是正视自己心中的那一片黑暗酖酖构成十年劫难的国民性基础的黑暗。法国卓越的作家卡缪曾经说过，重建人的尊严「必须从否定自身开始」这一真理。他说：「每一代人都认为自己是在为重建一个新世界而奋斗。但我们这一代人都晓得，他们并不能做这件事。但他们的任务可能更加伟大。他们要做的，是阻止这个世界走向解体，继承了一个四分五裂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上，有变质的革命，有一日千里的技术发展，有死去的偶像，有日趋失去信仰的意识形态；在这个世界上，无能的政权能够用武力摧毁一切，但却在道义上无以服人；在这个世界上，智能降低到成为愤恨的佣人，成为压迫的帮凶。因此，这一代人必须从否定自己出发，在自己身上和在其周围要树立一种精神，即活要活得尊严，死也要死得尊严。」（《卡缪全集》中文版第四卷第369页，河北教育出版社）文化大革命从「横扫一切」开始，却以人的「尊严扫地」告终。革命家的尊严、知识分子的尊严、中国人的尊严统统被扫入疯狂的潮流之中，中国陷入最深重的精神危机，良知系统全面崩溃，整个汉语变得极不诚实。这个时候，精神拯救的出路只有一条，就是卡缪所说的「从否定自己出发」。巴金正是在这个危机时代中为中国人带了个好头，找到了重建灵魂的出发点，也就是良知救治的起点。没有这个起点，没有否定自己的真诚，文化大革命就不可能在心理上结束。疯狂年代的一切沉滓就会再度泛起，谎言依旧会像黑云密布，人心依旧会充斥狼虎气息和暴力风烟。巴老知道，专制正是构筑在人心的黑暗之上的。反对专制，首先就得清理专制在自己身上的病毒。因为巴金勇敢地否定自己，所以我要衷心地歌颂他。
我有幸直接感受到巴老的真诚与热情。一九八八年五月，我到上海参加「文化战略」会议。会前，吴泰昌先生带我到巴老的寓所。这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拜访巴老。那天，在巴老家里，除了他的女儿李小林外，还有王西彦先生。我一坐入沙发，巴金就拉住我的手说：「我是愈紧跟愈写得不好啊。」开门见山，坦率得让我吃惊。我告诉他，《文学评论》准备发一篇〈评巴金近三十年来的创作〉的稿子，他严肃地说，「千万不要发表，近三十年来我写的都是遵命文学，没有甚么值得评论的。」又是坦率得让我吃惊。我对他说：巴老，谢谢您！谢谢您写出《真话集》，这不仅是你灵魂的自救，也是对我的灵魂的拯救。我以后一定要写出一部研究忏悔意识的学术著作。他听了非常高兴，说了许多真挚的鼓励我的话。此时，在巴金百岁之际，我能无愧面对老人的是，我和林岗合着的《罪与文学》终于在去年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我们在这部著作的第一章里，就以学术和生命交融的语言，说明了巴金的意义。
那天见面，我们可以说是一见如故，一见就心灵息息相通。一个从少年时代就读他的书的学生，一个曾经从遥远的乡村远远地望着他的农家子，一旦走到他的面前，他却是那样谦卑，那样一味否定自己，那样把我当作他的老朋友，真诚地对我诉说。一下子就让我感到相逢的是一颗赤子之心，是一个远离世故、远离知识分子酸气臭气的婴儿。交谈两个小时之后，我怕他辛苦，就向他辞别，他却非常诚恳地说：「我不累，再坐一会，再坐一会。」不是客套，而是真的挽留。最后分别时他让小林扶着，送我到小客厅门口，不管我怎么说，他又送我到房屋门口，又不管我怎么说，又送我到院子门口，然后紧紧握着我的手告别。这是我永远不会忘记的情景，铭刻在我心中的永远的细节，让我感慨和缅怀一年又一年的细节。对于我来说，这不仅给我温暖，而且给我力量。那时，我的「文学主体论」正遭到各种贬抑与围剿，但我从巴老的情感细节中知道：在故国的土地上，有一颗火炬般的心灵在支持我。有火炬在，黑暗是不足惧的。
此次见面后不久，北京《文艺报》由谢永旺主持召开了一个《真话集》的作家座谈会。当时文艺界的张光年、冯牧、谌容等二十多位「领导人」和重要作家都参加了。会议即将开始时，巴老从上海打来电话，吴泰昌去接。大家都问巴老对座谈会有甚么意见，吴泰昌说：「巴老问刘再复参加了没有？」我当时听了之后，心里滚过一阵热流。会上我说了话，会后把说的整理成一篇文章，题为〈巴金和他的忏悔录〉，可惜，巴金当时关心的「在场不在场」的问题，第二年果然发生。一九八九年夏天之后，我便在中国文学的各种场合里缺席了。可是，我在缺席的时候，依然想着巴老，又写着该写的不失生命尊严的文字。而巴老也一定牵挂着我，一九九八年一位到过他家的朋友告诉我，巴老的书籍大部分都已打包赠送出去了，家里只留下一架书，而我的书还在他的书架上摆着。
就在我着笔写作此文的时候，高行健来电话，说他刚结束马赛的大型画展，已返回巴黎。我则告诉他，巴金即将一百岁，我正在写作一篇「巴金颂」，他立即说：「我现在身体太虚弱，暂不能着笔，请你帮我向他致敬。」随后，高行健讲了巴老关怀他的故事。一九七八年，中国派出第一个作家代表团访问法国，巴金是团长，高行健是巴老的法文翻译。这之前，高行健未发表过甚么作品，但他把自己写的几个短篇小说给巴老看，巴老看了之后衷心欣赏，见到法国朋友时竟然说：「我的这位翻译是真正的作家，你们以后要注意他的作品。」高行健说：「平生第一个称我为作家的，竟是巴老。巴老是何等单纯、热情。我发表了〈现代小说技巧初探〉之后，上头压我，他又通过和瑞士朋友的谈话（发表在李子云主编的《上海文学》上）表示对我全力支持。幸而有巴金、夏衍、曹禺这些老作家的支持，我才没有完全被扼杀。」高行健和我一样对巴金心存感激。真没有想到，中国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其作家才华的第一个发现者，竟是巴老。倘若巴老知道高行健为我们的母亲语言争得巨大的光荣，他会多么高兴啊！
在俗人眼中，巴老的晚年日子过得不坏，头上还顶着让俗眼羡慕的「中国作协主席」和「政协副主席」等桂冠，享受着二、三品官僚的「待遇」，但是，了解中国人文环境与了解巴老心灵的人，就会知道这是怎样一回事，也会知道，晚年的巴老一定是寂寞的。中国的权势者，一句话可以让你朝为权贵，夕为盗寇，今天是「伟大作家」，明天则为「牛棚家畜」。善良而有智能的巴金知道，一切外在的殊荣，都不如给一点心灵的尊严。可是，他真有尊严吗？一个躺在病床上的虚弱之躯还要为一个唱高调的「作家代表会」致词作赞，让人觉得巴金面目全非，这是尊严吗？这且不说，巴金晚年有一个将加载史册的行为语言，也是他最后最重要的心灵诉求，就是建立一个「中国文化大革命博物馆」，可是，当权者尊重过他的诉求吗？在他百岁寿辰的时候，能献上一种真礼物，「批准」他的建馆建议吗？巴老这一建议是和《真话集》具有同等意义的行为之书。它蕴含着巴金的全部内心理念和全部责任感。这是一次大请命，为在十年浩劫中死难的亡灵和被污辱、被损害的人们请命；这是一次大呼唤，呼唤中国同胞兄弟不能忘记发生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比洪水还可怕千百倍的人间灾难；这又是一次大提问，它提问中华民族是否具有民族的严肃性正视自己的疯狂症与撒谎症？是否能阻挡良知系统的瓦解和崩溃？这是一个大期待，期待苦难而荒唐的历史在中国的未来永远不要重复。中国的聪明绝顶的名作家们个个都通过作品、名号、地位在为自己建立漂亮的纪念碑，有哪一个作家学者像巴老这样用生命的最后一点气力发出建立灾难纪念碑的呼吁？单凭这一点，巴金就值得我们永远缅怀和尊敬。
巴金活到一百岁，这是多么美好，多么让人振奋的讯息。一个经过牛棚十年折磨的生命仍然坚韧地活着，多么让人鼓舞。我明白巴老活着的意义，因为巴老的生命本身就是一座文革纪念碑。他是中国文化大革命和中国现代历史最正直的见证人。有他在，那些撒谎家们总会少一点自在。将来有一天巴老不在了，他的《真话集》也是一座永恒的劫难纪念碑。《真话集》有各种版本，即使秦始皇再世，恐怕也焚烧不尽吧。柔软的心灵不会倒下，它能够战胜灾难和突破时间界限而背负铁铸的历史事实前行，这也许正是老子的「至柔胜至刚」的道理吧。
巴老，此时此刻我从大洋彼岸向你致敬！你是一个从情感深处呼吁说真话的作家，我能敬献给你的一切便是响应你的呼唤，在内心的大旷野中，追逐和你的名字相连的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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