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岩工谢国斌
10月15-17日，小雨。
“记者来了，工作要做得保密一点，大家出去不要乱说，别让他们正事都干不成。”
下着小雨。十来个老工人在二坑一位矿工家中集会，研究上访、诉讼的对策，这样的会是经常但不定期的。我无意中闯进了他们的集会，这是10月15日上午9时许。
一个着黑西装的中年男子打断了别人的发言，一再叮嘱大家要为我的采访提供方便。
中年男子叫谢国斌，48岁，长脸，面黑，端重，坚毅；他西装里的衬衫领子白得让人发慌；嗓音嘶哑，说是井下炮烟中毒，但话语锵铿，有沁人心脾的力量。
“我们现在要解决三大问题：一，贵州汞矿关闭破产遗留问题；二，贵州汞矿2.44亿的固定资产的去向问题；三，24个部委已经形成的方案和预算，地方政府在处理时是否有越轨行为？我还要强调的是，贵阳一定要去，北京也要跑，要把集会进行下去。”
他们的集会和上访从2002年就开始了。今年9月5日，谢国斌和其他8名矿工又去了北京，这是他们第6次进京上访，贵阳更是去了无数次。在北京10天，9人每天只吃10碗饭，没一天饱过，睡北京南站某地下室，16块钱一晚。天天想着的是，问题严重且棘手，若得不到国家有关部委的接见，如何向矿上5000人交待？每个人的心头都“沉甸甸”的。
四万的保命钱
谢国斌还住在1960年代建的老平房里，三间房，两个孩子一间，夫妻一间，另一间是厨房，显得很局促。妻子外出打工，女儿上了大学，岳父住在另一处，只吃饭时过来，儿子复读，平日里，就谢国斌一人。
谢国斌的父亲是长征干部，“与贺龙一起，在沿河、思南一带活动”，朝鲜战争回来后，“带了一个连的部队进驻贵州汞矿，驻扎在黑洞子，他们叫他谢排长”。1959年饿饭年月，老乡给了谢排长一个南瓜，就为了这个南瓜，地方领导整他，过不了粮食关，远走他乡。
临走前，父亲怕连累母亲，办了离婚。那年谢国斌两岁，母亲改嫁后又育三子一女，而父亲终身未娶，1989年去世。
1980知青返城，谢国斌作为松岩工下井工作，放了炮后把矿石松下来。井下三大工种有毒有害，凿岩、松岩、掘进运输，汞毒对身体危害表现在：手抖，牙龈出血，牙齿松动，脑血管硬化、血脂高、血脂浓。谢国斌的嘶哑嗓子就是长年井下工作的后遗症。
谢国斌1985年结婚，爱人杨秋菊在一坑当会计，2003年4月从汞矿退休，每月470.30元的退休金，谢国斌则在2001年买断工龄，一次性获得补偿44657元。
这笔钱谢国斌“一直不敢动”，女儿今年上四川大学，学费4000元，儿子复读高三，学费600元，“不存着哪付得起”？岳父靠谢国斌赡养，他不享受低保，只能靠这四万块的“保命钱”。
10月11日(重阳)是杨秋菊的生日，谢国斌给妻子打了十来分钟的电话(通常是，响两声，挂断，妻子回过来，她有300块钱话费可报销)，身体好不好？儿女乖不乖？殷殷嘱咐，恋恋不舍。
退休不到半年，杨秋菊就去了安顺一个锑矿当会计，老板是谢国斌的朋友，因经营不善年年亏损，把锑矿卖给了一个福建商人。福建老板留下了杨秋菊，并让她去温州的卷闸门厂做财会，浙江贵州两头跑，每月收入1800元，一年回来一次。
两个孩子是龙凤胎(孪生姐弟)，从小听话，学习上从不用谢国斌操心。姐弟俩在铜仁黔东念的高中，三年里，全年级第一姐弟俩轮换拿。因成绩优异，学校免了两个孩子的学费，给谢国斌减了三年负担，“省了不少心”。
谢国斌的教育从姐弟俩懂事开始，他的方法：娃娃有天性，摸不得要摸，摸了要拿，不行；我们从不给钱，要吃什么家里都有；弟弟犯了错，姐姐用粉笔在地上画个圈，罚站，姐姐错了，弟弟画圈，不打不骂；生活上不攀比，学习上争上游。
两姐弟着实给这个清贫的矿工家庭争了气，今年高考双双报考上海同济大学，弟弟588分，姐姐584分，离录取线分别差4分和8分。
姐姐被四川大学录取，弟弟拿到了江西医科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却放弃了，他选择复读，他的目标，还是同济。姐姐很委屈，父亲做了十几天的工作，她才打起了去成都的背包。
姐姐杨华，随母姓，弟弟叫谢振，取“中华振兴”之意。夫妻至今20年，没真正吵过一次架，妻子在工作上遇到问题，领导乱报吃喝账、让她做假账，她解决不了，回家撒气，谢国斌背上儿女出门散步，待她气消了，再沟通。妻子生产时子宫大出血，身体受损，一直恢复不过来，谢国斌比她长5岁，懂得照顾人，家务活全包，“连冷水都不让她碰”。
谢国斌说：“我是50年代过来的人，通过粮食关，大难不死，遭遇文革，经历上山下乡，日子刚刚好过点，又碰上企业倒闭……既然是个男子汉，就要承担起一家人的责任，不能让妻儿受苦受累。”
妻子是会计，一家人竟养成了记账的习惯，工资甫一发下来，就记入账本。谢国斌从柜子里翻出四册成年账本，谢家的第一笔账始于1986年4月(见下表)。
女儿杨华独自去的成都，临走的前夜，谢国斌拿出账本给姐弟俩看，父亲说：我不要你们还的，只要你们明白一个道理，花了多少钱？值不值？要搞清楚付出与回报的关系。在父亲的带动下，姐弟都有一本自己的账，杨华每月的生活费是400元，父亲让她“合理利用这笔开支”。
谢国斌没有固定的收入来源，但凭着家传的行医手艺，他并不为吃穿愁。作为远近闻名的“赤脚医生”，每个月总会有四五个病人求医上门，“挣个八百千来块不是难事，比外出打工强吧。”
他的专长是骨科，结石、高烧不退、半身不遂也能帮助解决，治不了的他从不强行施药，他会说，“另请高明”。
夫妻俩目前的计划是，苦心孤诣把一对儿女盘出来，大学毕业，有一份工作，就算完成任务，毋须他们的回报。“然后我们买套房子，终老。”
67岁的岳父得到谢国斌很好的照料——谢说他要做给儿女们看，因为“爱是可以传承的”。老人在1981年失去伴侣，1989年再婚。后娘长得漂亮，但没有工作，无所事事，“一天到黑在外面飘”，谢国斌夫妻俩都反对这桩姻缘。但老人执拗，便由了他。
后来，后娘把谢国斌21岁的大姨妹卖到了河南给人做媳妇，具体卖到何处，卖了多少钱，全家人一无所知。岳父气倒了，天天喝酒，喝了睡，醒了再喝。1992年的一个凌晨3时，岳父从井下出来，回家便看到自己床上躺着一个陌生男人，后娘一惊，提起酒瓶往地上砸，说吵了她睡觉。岳父自顾喝酒，喝着喝着忽然气从心来，从床下提了斧子，一斧砍向后娘，后娘倒在地上，岳父连下21斧……
一审死刑，二审改判无期，坐了五年牢，2000年保外就医。每个季度，谢国斌都要督促他写份思想汇报寄往监狱，他还叮嘱儿女，要尊敬外公，“父母能做到的，你们也要做到”。
回忆20多年的矿工生活，谢国斌认为最幸福的是：有一个善解人意的妻子，一对不用操太多心的儿女，和一个温情和睦的家庭。
杨秋菊知道丈夫参与集会、上访的事，她只是担心，从不干涉。谢国斌饮食无忧，本来也不想参与其中，但正义感，正义感在心里作祟，让他不由自主、热血沸腾：“我是这样想的，人不能光为了自己的利益……”
他是高中毕业生，工人里的秀才，各种报告、上访材料多出自其手。不怕报复吗？我问他。“只要不超出法律范围，没人敢动我。”这回答多少有些率真。屡次上访都解决不了问题，为何还要去？“不去更解决不了问题，去了总会有希望。”
这位坚毅有力、矿工出身的汉子，这位《沙家浜》里唱胡传奎、《红灯记》里唱鸠山、《智取威虎山》里唱二爷的汉子，爱好文艺，柔情似水。
受父亲影响，杨华开朗外向热爱文艺，学校里的各种活动，总少不了她的身影。可让谢国斌一直遗憾的是，父女俩从没同时演过一出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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