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莞法院赔钱减刑案

　　广东东莞两级法院在多宗刑事附带民事赔偿的案件中，提倡对民事部分进行调解，并对作出经济赔偿的被告人给予从轻处罚。这种赔偿减刑的做法在社会上引发了广泛争议。有人怀疑，在此制度下，有钱人犯罪受到的处罚会比没钱人轻，从而损害社会公平正义。

　　（《羊城晚报》1月31日）

　　>>支持

　　关键要征得被害人同意

　　孙瑞灼（法律工作者）

　　我曾在法院工作过，这种赔偿减刑的做法其实广泛存在于各地的司法实践中，并非东莞两级法院独有。在我看来，赔偿减刑是否损害社会公平正义，关键在于是否征得被害人的同意。如果被害人同意，自然皆大欢喜，因为达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法官之所以如此用心良苦，无非想通过减刑促使被告人主动赔偿被害人的经济损失，其实是为了维护被害人的利益，避免被害人损失的进一步扩大。如果被害人不同意，则要避免了。也就是说，要赔偿还是要重刑，被害人的选择是关键。

　　在被害人同意的前提下，实行赔偿减刑制度其实是出于现实的需要，比起单纯的就案办案更能实现公平正义的最大化。当然，这种减刑必须在法律规定的幅度范围内，而不是无原则的随意减轻。我们不能回避这样一个现实，在司法实践中，由于犯罪人经济能力有限等原因，被害人的经济损失往往很难得到赔偿。与此同时，被害人却因治疗伤病花费巨大、丧失独立生活能力或劳动能力而陷入生活的困境。在全国引起广泛关注的邱兴华杀人案，受害人家属贫困潦倒，生活陷入了绝境，而赔偿遭遇法律白条，便是典型例证。与此同时，被害人国家救助制度尚未确立，有些被害人即使得到国家救助补偿，也是为数极少，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实行赔偿减刑是一理性的选择。

　　由此，我想到国外司法中普遍存在的辩诉交易制度。在这种制度下，控辩双方可进行谈判，被告人通过认罪来换取控诉方降低指控等级，或在量刑方面建议处以轻刑，从而使法院在定罪量刑方面给予宽容。1970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确认了辩诉交易的合法地位，后来《美国联邦诉讼规则》正式确定了辩诉交易制度，成为在英美法系国家刑事诉讼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辩诉交易通过降低对被告人的处罚，从而降低诉讼成本，实现国家司法资源利益最大化。赔偿减刑通过减轻处罚，使被害人的权益得到更好维护，二者的道理其实相通。因此，我认为，在被害人同意下的赔偿减刑值得推广。

　　>>反对

　　赔钱减刑在挑战公平底线

　　司欣表面上看起来，东莞的做法本着尊重生命，缓解冲突，使被害人的权益得到最大维护的目的，因而是一种符合社会发展趋势的做法。但我认为，这种认识基本是建立在一种效率观念之上的，虽不无益处，但从维护社会公平，建立法律权威的层面上说，赔钱减刑对社会的消极暗示远远大于正面意义。

　　首先，赔钱减刑会令社会发生认识混乱，给人造成法律可以讨价还价、拿钱可以买命的错觉，这将削弱法律的权威性，进而让人产生不安全感。我国的法治建设尚处于初级阶段，公民的法律意识亟须培养，一些制度尚在不断完善之中，舆论和道德的力量在社会生活中终究无法与法律相比，在人们面对无法解决的问题时，最后的一根救命稻草就是法律了，法律在某种意义上也成了最后的公平底线。一旦法律因钱而失守，对社会秩序，对公众的信心都会是极大的伤害。

　　法律所要维护的是公平和正义，东莞的做法无疑不符合法律的平等要义。有律师认为“赔钱减刑”有利于缓解双方冲突，符合构建和谐社会需要的认识无疑是非常片面的，这是对法律进行功利诠释，让法律成为利益化工具。

　　事实上，缓解社会矛盾依赖的是法律和制度的公平公正，以货币化手段缓解社会矛盾只能是饮鸩止渴，让一些无良的富人安全，可能让更多的人感到更不安全。由此，在法律上的“去货币化”无疑是捍卫社会公平的最重要法治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