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守候》一书是已故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马季先生以自传形式撰写的。此书在马季先生逝世之前不到一个月才得以定稿。
书中叙述了解放初期的相声发展，马季先生和同行在中南海里的演出，相声在“文革”时期的遭遇等等；还着重讲述了与老师和徒弟之间的情谊以及艺友之间、搭档之间、朋友之间、父子之间鲜为人知的感情故事……
一场意外的业余演出
1951年4月份，新华书店招工，要求高中毕业以上学历，我当时上初三，加上在上海学徒间隔了三年，对学习不感兴趣。
那是一段平和的时光，书店里不仅卖书，还卖期刊，一些曲艺期刊我期期不落地看。当时的一些相声名段《买猴儿》等，都刊登在期刊上，我如饥似渴地抄写、背诵。当时我只挣27块钱，自己留8块钱，其余都交给母亲。尽管这样，周末我仍然省出钱来听相声。常常是去前门外鲜鱼口的迎秋茶社听相声。在那里演出的演员后来都成了北京曲艺团的演员。我听相声简直到了着迷的地步，几达“夜以继日”的状态－——即听完下午两点钟的日场，出来吃饭，再接着听晚上七点钟的夜场。在那段日子里，让我大饱“耳福”的有高德明的《醋点灯》、《不离婚》，王世臣、赵玉贵的《一贯道》，赵春田的《公费医疗》，赵振铎的《八扇屏》，于世德的《八不咧》，汤金成的《口技》，高凤山的《棺材铺》。
全国职工业余曲艺汇演，我选择的相声节目《都不怨我》参赛。《都不怨我》是北京邮局的董凤桐写的，质量很高。讽刺某些邮政工人粗枝大叶，不负责任，屡屡出错，却总是说：“都不怨我！”北京市总工会领导十分重视我们的演出，请来刘宝瑞、郭全宝两位相声大师给我们辅导了半个月。他们虽然没有理论功底，但是有着丰富的表演经验，对相声这门艺术了然于胸，每个包袱应该怎样设置，一招一式应该怎样表演，经过他们的指导点拨，我们的段子焕然一新，效果突出。我既兴奋又紧张，刘宝瑞老师不断给我打气。
汇演开始，天津代表队第一场演出。天津的相声演员虽说是业余的，其实已经达到专业水平。他们表演的《死里逃生》效果很好，观众热烈鼓掌要求再来一段，他们返场说了一段传统相声，结果，这个段子表现出的精神内涵不为观众认可，表演完，掌声稀稀落落。我看到这种情况，心里发毛，如果观众要求我们返场，我们只会这个段子怎么办？
北京的代表团团长和刘宝瑞老师商量，刘老师叮嘱我们如果遇到返场，就把最后一段落重说一遍，只是最后两句逗哏的说“都怨我”，改为捧哏的说：“都怨你。”逗哏的说：“你怎么知道？”捧哏的说：“你刚才说过了呀。”果然不出所料，第二天我们正式表演完成后观众要求返场，我们重复了最后一段，由于结尾出人意料，观众的掌声更加热烈。论演技，我们比天津队差很多，但我们的剧场效果好，因此得了一等奖。到场指导的中央广播说唱团团长白凤鸣、相声大师侯宝林也极为赞赏，侯先生当时高兴地问我说：“搞专业你愿不愿意啊？”我心里十分乐意，但是嘴上不敢说。
虽然没有表达出来，但我的心里一直都在梦想着有朝一日成为一名专业的相声演员。天遂人愿，1956年7月1日，我正式调到中央广播说唱团，成为一名专业的相声演员，我的梦想实现了！那一年我22岁。我和相声艺术终于结合了，这个从少年时代起就令我着迷、让我孜孜以求的相声艺术终于成为了我的终身伴侣。
老师侯宝林
侯先生是大家公认的相声历史的里程碑，他净化了相声的语言，纯洁了表演，提高了格调，将相声从一门比较低档的艺术搬上了舞台。他热爱这种俗的形式，又赋予它“雅”的生命——他是相声俗中见雅，化俗为雅的带头人。这是他一生最大的贡献。
侯先生是将相声作为一门艺术来追求的。他在解放前就不满意随波逐流，丑化自己的表现方法，而是追求新颖的艺术形式，比如穿衣服，他上世纪40年代上台穿西服，留分头，这在当时是头一个。他的精神面貌和别的演员不一样，张嘴就是那时社会最时髦的语言，每段相声前都有一段垫话（演员随机应变的话），侯先生学唱流行歌曲，还专门请家庭教师，学了英语放在段子里，这在相声都是很新鲜的表现，使演员和观众一开始感情就交融在一起，所以他的相声很受欢迎。据老艺人说，侯先生一上台，一亮相，台下观众就能鼓掌两分多钟。
解放以后，侯先生的艺术思想更加成熟。他认为相声要跟着时代走，如果跟不上时代，技巧再高也会被淘汰。这从他作品中可以看得出来，比如说《改行》，原来是个杂学唱的段子，主要表现演员的技巧，经侯先生修改后，艺术结构上比较完整，加了一条对封建统治者控诉的主线，他的一切笑料、故事和情节都是为揭露封建统治设计的，思想性得到加强，这是侯先生艺术思想的一种体现。再比如《戏剧杂谈》，过去也是段杂学唱，老艺人们都会，但侯先生加了一条“戏剧博士”的线索，“我们研究戏剧的，研究戏剧和话剧有哪些不同，戏剧的布景不一样，戏剧的道具不一样，戏剧的语言不一样，戏剧的哭相不一样……”几个不一样，加上这么一个戏剧博士的研究，就成为了一个艺术结构非常完整，诙谐生动的戏剧小论文。
我跟侯先生学习了很多年，早年主要是模仿地学习，后些年更多的是学他对相声的一种独特的精神。侯先生教学没有专门的教材，主要是口传心授。他对我们要求很严，有件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入说唱团不久，我对《卖布头》很感兴趣，这个段子也是侯先生最拿手的段子之一。当时他没让我学。我就听着录音学。
有一次演出，团长让我出个传统的段子，我就报了《卖布头》。第二天，星期六，侯先生看了报纸上的演出广告，问我说：“你这《卖布头》跟谁学的？”
我说：“跟您学的，您的录音。”
“听听我的录音你就敢上啊，你的胆子怎么这么大呀！这报纸已经登出来了，这怎么弄？明天早上上我家去！＂
星期天晚上就要演出了，早上我去找侯先生。
侯先生让我“说说”。
我说完了之后。侯先生满脸愁云地说：“你说我怎么说你？我给你现下挂吧（下挂就是一点一点细说），这样也不行，这样你晚上演出不就更紧张了吗？算了，你就先这么演吧，以后别这么大胆子了！＂给我下了一句结论：“你不会走，先学跑，早晚栽跟头＂。这天晚上演出他来的很早，站在边幕上听，侥幸的是那天我没出错，效果极好，特别是对我加进去的包袱和情节给予了肯定。
还有他的《戏剧杂谈》是侯先生段子中经典之经典，不论风格、趣味、效果都是代表作品。我特别喜欢，对我来说能演好这个段子，标志着我更上一层楼。我的这个顾虑有一天终于向侯先生吐露了，他的回答是：先把京剧的基本功练会。为此，我每星期到北京戏校找京剧老师学动作，半年后我又提出了排《戏剧杂谈》的申请，侯先生当时只是应付地说，哪天我把本子给你找来。第二天我就把自己平时默写的册子送给他瞧。他看过后发现连每个标点都没错，他惊讶地问，这本子哪来的？我说，我是听您演出时记录下来的。侯先生看出了我的愿望和决心，同意了我的请求，同意我抽时间与郭启儒、郭全宝二老排练。尽管如此，那还是侯先生的看家节目，正式演出还是不允许我说这个段子。
侯先生虽然对徒弟要求很严，但也鼓励我们超过他，从我一进团，他就鼓励我业余时间写相声，不能一招一式全照他们学，要青出于蓝胜于蓝。他更支持我们创新，对社会生活更加敏感。老师鼓励我们把见到想到的事物马上写出来。那时都是我们写成坯子，念给侯先生听，他告诉我们这儿怎么改，那儿怎么抖包袱，改完就排练，然后就上电台录音，及时得很。
侯先生不光教我们学艺，还教我们艺德和人品。艺德讲的是要给别人留饭，旧社会的艺人门户之见比较厉害，前面的演员把后面演员节目的笑料给刨了，让你后面没法说。建国后，侯先生在徒弟当中强调要特别讲究艺德，不能光顾自己。关于做人，侯先生有一句名言：“相声演员绝不是生活中的小丑。＂他在自己创作的段子里刻画了很多反面人物的形象，如《夜行记》中的小市民，《离婚前奏曲》中玩世不恭的主人公，《戏剧杂谈》中的戏剧博士，《三棒鼓》中的江湖艺人等，都十分可笑和逼真，但这绝不是侯先生生活中的形象。
毛主席说：“还是下去好！＂
在中南海演出，毛主席或周总理的秘书事先都会跟我们交代，你们不要演平时公演的节目，你们演出的目的就是要他们得到很好的休息、放松。因此，我们准备的都是传统的段子，真正幽默的作品。毛主席的秘书就曾对我说，主席最喜欢你的《装小嘴》，有时你不去，他还让我们放录音给他听。毛主席喜欢的段子还有《拔牙》，侯宝林、刘宝瑞、常宝华和我都给主席说过。有一次我和常宝霆进中南海演出，他问演什么节目好，我建议他演《拔牙》，主席听过不同版本的《拔牙》，但仍然很喜欢。
有一年，毛主席的秘书通过广播局向我们要有关相声的资料，我将平时积累的素材、资料整理了一大包送去。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这样喜爱相声，对我们这些从事相声艺术的人来说，是莫大的幸福。
在给领导人演出中，一些细微的小事对我们触动很大，一方面反映了他们平易近人，与人民群众的密切关系；另一方面也体现了他们对于文化艺术的关怀。
周总理访问亚非拉回国，广播局专门组织了一个欢迎舞会。我演出了传统段子《找堂会》，是用“怯口”来说各种豆腐菜。演完后总理见到我，笑着说：“你做的豆腐样子真不少，我可以做几样你没有见过的豆腐。”
还有一次在人民大会堂演出，毛主席、周总理等都出席。当时我正与说唱团的河南坠子演员谈恋爱，她上台演唱了传统段子《偷杏》，讲一个姑娘想摘树上的杏子吃，但伸手够不到，于是脱下绣花鞋扔上树，正扣在树上一只鸟的头上，鸟儿心想：这是谁给我扣的帽子！幽默风趣。领导们听后很高兴，周总理还特意邀请她跳舞。当转到我跟前时，总理对我说：“马季，你有什么事没告诉我？”我不知他指的是什么，不知所措。
“她是谁？为什么不告诉我？什么时候结婚通知我一声！”
随即周总理拉着她来到毛主席身边介绍说：“主席，刚才‘扣帽子＇的是马季的女朋友。＂
听到这样的话，我感到心里很温暖。
上世纪60年代初，我参加中央组织的文化工作队到山东农村下乡长达数月，其间我们走乡串村，得到了很多实实在在的生活体验和收获，并根据这些生活创作了几段相声。从山东回到北京不久，我和于世猷去中南海给毛主席演出，毛主席问我：“怎么这么长时间没来啦？＂我回答：“主席，我到农村体验生活去了。＂
“有什么收获吗？＂主席问道。
“写了几个节目。＂
“啊，都演演，我听听。＂
我们演出了在山东创作的《画像》、《跳大神》、《黑斑病》三个段子，说了四五十分钟。说完我走到主席跟前和他握手，主席从沙发上站了起来，他微笑着握着我的手说：“还是下去好！＂当时我的心情是可想而知的，全国人民的伟大领袖，人们从电影里看到都会热泪盈眶的，而毛主席就在我的眼前，并亲切地握着我的手，像对自己的孩子一样说话。我们当时是既兴奋又紧张。我把毛主席的这句话当作对我创作的充分肯定，并激励着我为相声的创作不断努力。
周总理的教诲
1961年，我们进中南海演出，看到周总理正在大发雷霆。什么事呢？原来，头天晚上，北京工人体育场有一场足球比赛，是朝鲜队和八一队比赛，裁判员是朝鲜派来的。比赛的结果，中国队1比2输了。现场的五百多中国球迷不干，认为裁判不公。散场后围在门口，不让裁判员出去。有关部门当时动用了许多警力才护送裁判员离场。这五百多人不解气，一块儿跑到朝鲜大使馆闹事，造成了很不好的影响。这事报告给总理，总理非常恼火。适值我们来到中南海演出，总理指着我说：“马季，你能不能写一段讽刺体育场上只争成绩，不讲风格的相声？我们要批评这些球迷们，要让他们懂得，我们是大国，输球不能输人！你写一段相声，国际比赛前，要反复放，这样会好一点。＂
我连忙表示保证完成任务。
“好，下星期我看你的节目。＂
回去后我就动手创作，下定决心要把这个节目写好，不能辜负总理的嘱托。足球是我最喜爱的运动，我爱踢球，也爱看球，尤其是国际比赛，只要有机会我都会力争到现场一饱眼福。所以，我熟悉球场规则，也熟悉球迷们的喜怒哀乐以及他们在球场上的情绪反应。落笔时我的灵感如潮，“垫话＂从不遵守交通规则开始，写一个球迷种种的丑陋行为。两个晚上就写完了初稿，取名叫《球场上的丑角》。我和于世猷边排练边修改，很快就熟练了。
总理日理万机，但对此事却记忆犹新。到第二个星期，一看到我就问：“马季同志，你完成任务没有？＂
我虽然早已做好了准备，但疑惑他是不是还记着这档事，听到总理问我，我十分感动，赶忙说：“写了一段，恐怕还不成熟。＂
“你演我听听。＂
总理听完后说：“要录音，反复的放，要教育我们的观众，丢球不能丢人！＂
类似的应时之作不可能像一些经典的电影、话剧那样，在艺术上那么严谨，一环扣一环。我认为相声首先强调的是它的即时性，随时随地关注老百姓关注的热点，吸收最新鲜的语言，在艺术上不必过于苛求。一段新相声，在开始的时候肯定有不连贯，甚至相矛盾的地方，没有关系，先把它表演出来，再一点一点地打磨，在实践中把它磨成精品，这样就可以保留下去了，甚至成为经典段子为后代传演。
上世纪60年代初期，文艺界蔓延着一股强烈的极左思潮，表现在对“传统＂采取一种虚无主义的态度。好像“传统＂就是糟粕，许多优秀的民族文化遗产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后继无人。中央已经察觉出了这种倾向，从下面一件事可以看出周恩来总理鲜明的态度。
有一天，节目刚刚演完，总理留我，坐在他的身边。接着，轮到中央歌舞团演出。第一个节目是女声小合唱《放风筝》，唱的是河北民歌，总理听完发火了。这几个唱小合唱的女演员，原来是几年前总理下令，专门从陕北挑来的，放到中央歌舞团的任务是要培养她们唱好陕北民歌，保持陕北风味。可到北京后，她们已逐渐改变了原来的风格，离陕北风味越来越远了。现在倒好，这几位姑娘改唱河北民歌了，而且装扮上也不朴实，一点土味都没有，整个像街头上的大美妞。
总理为此生气，大声问道：“中央歌舞团的负责人来了没有？＂
中央歌舞团负责人急忙走过来。总理两眼盯着他：“你是团长？＂
“是。＂团长见总理这般语气，不知出了什么事，神情十分紧张。
“我跟你们说了多少次，要保持她们的风格，这不仅仅是保留一个地方歌曲，这关系到我们民族艺术的发展问题，关系到国家的荣誉！把她们调进来，是代表我们国家，你们怎么把这些演员惯成这样？我说过多少次了，你们就是不听，把我的话当成耳旁风！没有老区，能有我们的国家吗？我行我素嘛！这样不行！”总理的脸色冷峻，措词严厉，一反常见的亲切与温和。团长脑门沁汗，找不着恰当的词来回答，只好连声说：“教育不够，教育不够。”
最后，总理非常严厉地说：“不能随波逐流，赶一时的时髦，不要丢掉民族的东西嘛！＂
周总理非常重视传统文化。为详细了解相声艺术的传统演出形式，他曾请侯先生和郭启儒老师现场表演。那是在紫光阁，侯先生带来沙袋，完全按当年在天桥撂地的样子。郭启儒老师蹲在那儿唱“太平歌词＂，侯先生就用手捏着沙，在地上写字。
总理看了，连连称道：“啊，原来是这个样子，好哇好哇！＂这就是当时的中国领导人的风采和神韵。
“关键要有自己的作品，＂这句话是周恩来总理说的，我牢记了一辈子。那是一次给总理演出后，总理让我坐到他身边，问我：“你学相声毕业了吗？＂
我说：“老师就在团里，我要学一辈子。＂
“小马呀，关键要有自己的作品。“总理语重心长，一字一字地对我说。总理的这句话对我触动很大，让我思考了很长时间。我已经感觉出了每个字的内涵和分量。“自己＂等于特色，特色等于创新。
历史的闹剧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我身不由己地卷入政治斗争的漩涡，并很快成为被批斗的对象。侯宝林先生、刘宝瑞先生这些老前辈都被揪出来了。批判“三家村”之后，全国揪出一大批“反动权威”，侯先生、刘先生算是相声界的权威。让我想不通的是我30岁刚出头，也跟他们同等待遇。
我的一些作品被他们抓住不放，其中一个叫《寸步难行》，这个作品的创作背景是当年美蒋曾经在东南沿海派来十九股特务登陆，搞破坏活动，为了提醒大家提高警惕，我写了这个段子。主要描写国民党统治时期，各种苛捐杂税多如牛毛，让人民无法忍受。由于创作的时候水平不高，就套用了侯宝林先生的相声《三棒鼓》中的台词，其中有句台词：“反共救国，人人有责，掏钱吧，老太太！”表现国民党四处征税的情景。不曾想这句话被一个小学生误解了，他在学校写大字时就写了“反共救国，人人有责”8个字。当时人们的政治觉悟很高，出现这样的事情无疑是严重的“政治事件”！学校就把这件事反映到当地公安局，查来查去是马季相声里的，公安局向说唱团调查我，团领导说我作风正派，是很好的共产党员，公安局不再追究。“文化大革命”的时候，这件事又被故意翻了出来，认为我是“披着共产党的外衣，敢于叫喊出蒋介石不敢叫喊的话”。
还有就是《画像》，是我在文登与劳动模范摸爬滚打7个月写出来的作品，县委充分肯定了这个作品，他们认为多年的劳动模范一直没有文艺作品表现他，相声是头一个，县委引以为荣。这个作品肯定会有这样那样的缺陷，这是相声艺术的局限。在作品中我设计了一个包袱，让画家为劳动模范画像，画好后征求我的意见，我说画得细皮嫩肉，不像；画家加点红，像关公；加点蓝，还不像；加点绿，成了窦尔敦了！他们认为我丑化劳动模范，丑化劳动模范就是丑化共产党。还有一个《西方音乐》，讽刺西方现代派音乐的，我不懂音乐，只是从当时的报纸上摘录了一些资料进行创作。他们说我用自然主义手法去宣扬资产阶级的艺术，客观上起到宣传西方腐朽没落文化的作用。
批斗我的形式十分戏剧化，会场上写着大幅标语“批斗反动权威侯宝林大会”，我被指定坐在会场头一排，按理说，我属于小字辈，只是陪侯先生挨斗。台上造反派大声宣布侯宝林的罪状，说他是反动权威，在相声中诋毁社会主义、诅咒共产党，比如说《寸步难行》中如何如何，然后大喝一声：
＂侯宝林，你老实交代！＂
侯宝林在台上低着头说：“那不是我写的，是马季写的。”
“马季！上来！”于是，改成批斗我。群情激愤，慷慨激昂一番，造反派最后说：“滚蛋！”我被赶下台。
刚下去，造反派又开始历数《画像》的罪状，又喊：“侯宝林！你交代！”
“那不是我写的，是马季写的。”
“马季！上来！”又批斗我一番，然后又让我“滚蛋！”
然后，造反派又说到《西方音乐》的罪行，他们叫喊着：“侯宝林！你交代！”
“那不是我写的，是马季写的。”
“马季！上来！”……
我很不服气，这种形式无非是在参加批斗会的人们面前丑化我。这时一个相声同行冲着我大叫：“你马季算是什么东西？”我忍不住回敬了一句：“你写一个我瞧瞧。”话音未落，一个耳光打过来。我虽然不能还嘴，但心里仍然不服。说我反对共产党，我死也不承认！我从一个普通的新华书店职工成长为受群众欢迎的相声演员，党和人民给了我很高的荣誉，没有共产党，哪有我马季的今天？
我割断了儿子与相声的缘分
回顾我从事相声的经历，酸甜苦辣都有，但是苦的、酸的占一多半，其中的磨难、磨砺啊，真够我受的。因此，我的儿子马东，我不希望他重蹈我的覆辙，走我这条路。另外，我也看到眼前所谓的是世家子弟，多得很，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成功的例子很少。
所以，我的儿子，我不让他去学相声。我一直教导他，你发挥其他方面的技能，不要跟在你老子后面吃相声这碗饭，没有出息。当然这话说出来有时候也得罪人，我说过一句话：我太喜欢相声了，但是我太讨厌这支队伍了。这是我的心里话，我说出来了，因此得罪了很多人，但是我还是要说。我可以克服相声界的一些坏习气，但我担心我的儿子随波逐流。
马东从小生活在这个环境中，十分喜爱相声、快板书等曲艺节目，四岁半时他就能背出整段的快板书《奇袭白虎团》（近20分钟的节目），当时把我吓了一跳，我问他是跟谁学的，他说是收音机。他对相声也有一定的理解和看法。我曾经创作了一个段子《地名学》，这段子也脍炙人口，是我在西单剧场从青年曲艺队那儿听来的一个垫话：“您这脑袋上尽是地名，您整个一个地图哇，您让大伙看看，您前面这个‘门头沟＇。”“我这个‘门头沟＇哇？”就是这么两三句，我听了以后受到启发，觉得很有意思，就决定写一个这样的段子，叫《地名学》。我兴致勃勃，很快结构就出来了，写完之后，我叫马东，说你听听这段子，他当时十几岁了，我夫人也在旁边，我就开始念，念完了，我夫人摇头；我儿子呢，我拿他当孩子，不懂事，结果他说：“思想性不强。”他走了之后，我思索这个东西，“思想性不强＂是什么呢？好像这段子没有内容，只是利用“字音＂上的巧合，产生了一些笑话。这样的段子，在传统相声里有很多，像《打灯谜》之类，都属于这类段子，这类的段子能不能成为相声呢？记得一位领导人曾经讲过这样的话：“一段相声怎么样为政治服务，为人民服务？让他笑了，而且是健康的笑，向上的笑，这不也同样可以为政治服务，为人民服务吗？＂因此，我坚持下去，再改得巧一点，使它趣味性更强一点。改完之后，我参加了一年一度的全国青年联合会，在中直礼堂。中间休息的时候，有人喊：“让马季上来给大家表演表演！＂一个人表演什么呢？正好构思完这段，我上台一说，观众非常喜欢！马东的一句话使我对相声的认识变得更成熟了。
写《舞台风雷》的时候，五天没出门，马东放假在家，看着我整天就在那儿写。我写的时候，我一遍一遍老要说，怎么上口怎么写，代表甲和乙两个人，就跟对词一样。马东特喜欢这个，我哄他进屋去玩儿，他坐在那儿偷着听。我写完了，差不多他就能背下来了，小孩脑子快。写完之后，我把赵炎找来了：“今天下午四点出发，清华大学演出。”“马老师，我行吗？”我说：“行，你一定行！”我们就排练，排练的时候赵炎忘词，这时候马东憋不住了，从里头出来，一探头，帮他把台词接上，完了对赵炎说：“连我都记住了。”
之后，他留学国外。学成回国后投身电视行业，最初主持的节目是“有话好说”。看了这个节目，我感到他作了很多努力，有很大的进步，我很为他骄傲。我曾经想让他帮我总结我的艺术经验，写回忆录。因为他最了解我，我跟他深谈过这些，他的一些想法，使我也很受感动，我觉得孩子成熟了，他很多看法，对我来讲是一种教育。比如说，我跟朋友、师徒之间的关系，他是局外人看得很清楚，能看到我看不到的东西。我觉得他的分析有一种时代感。有时候，我钻到一些问题当中去，他给我讲，我觉得挺好。但是我提出来让他给我写回忆录时，他说：“我完不成。我和您是父子关系，中间必有一种亲情，使我们看问题具有局限性。”我认为他说得对。
但是，我十分庆幸我割断了他和相声的缘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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