遏制腐败：法治思路和具体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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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遏制腐败：法治思路和具体行动

　　王锡锌 田飞龙

　　权力与腐败之间天然而复杂的联系，已经为人类政治实践无数次证明。因此，人类对于公平与正义的追索，自然与反腐败斗争相联系。

在我国，党和政府对遏制腐败始终给予高度关注，“制度反腐”的必要性也开始成为反腐斗争中的理性共识。然而在现实中，由于体制、传统、官员伦理等复杂因素的影响，公共权力行使中的腐败现象，始终是一个社会关注的话题。在本周两会期间，“反腐”同样成为各界热议的主题。从国家到地方一连串的反腐举措，既充分表明了党和政府及民众反腐的巨大决心和力度，同时也表明反腐斗争还任重道远。

　　从体制上讲，反腐首先是一个权力监督的问题。今年3月11日，吴邦国委员长在向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所作的长达1.5万字的工作报告中，89次提到“监督”二字，显示了人大监督已受到权力机关的高度重视并走向实质化。与此相联系的是《监督法》“磨剑”20年，于2006年正式出台。该部法律第一次系统规定了各级人大常委会的监督内容和监督程序，为各级人大开展监督工作提供了规范和指南。同时，全国人大常委会一年来还积极听取和审议其他部门的工作报告，开展执法大检查和专题监督，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由于资源的约束，中央监督的力量和效率必然是选择性和有限的。因此人大监督要想对腐败问题起到系统性的遏制效应，需要更多地依赖地方人大；而在地方，人大对政府的财政预算、决策权力的监督非常薄弱，常常出现“监督者反被监督”的现象。

　　专职反腐机构的建立，也被认为是遏制腐败的重要举措。在本周的3月12日，参加湖南代表团全团会的全国人大代表、中纪委副书记夏赞忠透露，国家预防腐败局已通过了中编办审批，但具体挂牌和运作时间尚未确定。建立国家专职反腐机构被认为是履行《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以及借鉴国际通行做法的需要。政协委员张承芬则对该局产生两点期待：一是机构独立性必须得到保障；二是期待该局成为下一轮政治体制改革的排头兵，从根本上遏制腐败。但是这样的期待也许会落空，因为拟议中的该局不仅需要放在监察部，而且还要确定主管机关，其独立性很难得到保障。而且我国已经存在若干担负反腐职能的机构，如何处理“多头共管”的关系，确定各部门的法律地位、权力范围及介入顺序，同样需要更加详细的论证。

　　在遏制腐败的一系列举措中，有些措施力度很大，但是如果不能把握好合理限度，则容易造成现实中难以操作以及“落空”的现象。比如，在本周的3月12日，卫生部出台《处方管理办法》，明确规定每张处方不得超过5种药。这一规定用意在于限制医师的处方权，抑制职业腐败。该办法还对处方的具体格式进行了细致的规定。卫生部规定的出发点是好的，但是实践效果将可能事与愿违。一方面，处方权是一种职业性权力，是医师的保留性权力(或曰特权)，而不是政治性权力。对这种权力的行使，应该主要依靠医师行业组织去规范，或通过司法救济途径予以制约。卫生部的干涉似乎有“越权”之嫌。另一方面，严格执行5种药的限制可能会造成不合理，甚至影响正常的医疗进程。比如遇有疑难病症所需药物超过5种怎么办？病患或其家属申请多开怎么办？此外，医师还可以通过多次行使处方权的方式进行规避。

　　另一个例子是吉林延边州日前研究制定了《严禁党员干部和国家公职人员借过生日、职务升迁、乔迁新居、子女升学、参军之机收钱敛财的规定》，要求今后党员干部和国家公职人员过生日、子女升学、参军、乔迁新居等，只能请家人到场。这一规定同样出于反腐的善良动机，但是却存在过分压缩官员私人生活权利的可能，而且该规定所列举的情况明显的不周延，比如没有规定官员生病住院只能由家人来探访。官员可以找到太多其他的机会和“想见”的人见面了。对官员腐败的抑制，不应该在这样的细枝末节上“做秀”，而应侧重对于官员财产的监控———比如建立官员个人财产申报制度(尤其是境外财产申报制度)，同时对于公款消费建立控制程序。在这方面，两会期间有代表建议官员公务消费公开化和高档消费实名制，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建议。

　　司法活动领域的腐败，也是社会关注的热点之一。近日，中纪委驻最高人民法院纪检组组长李玉成透露，根据中央纪委七次全会关于领导干部廉洁从政方面的新要求，法官不得利用职权购买低价房产，不得借委托理财等方式谋取不正当利益。禁止法官低价交易房地产，对于抑制某些司法腐败现象，确实可以起到一定的作用，但遏制司法腐败的根本举措，仍依赖于司法体制结构上的变革。

　　因此，只有“多管齐下”、措施合理、执行有力、公众参与，将反腐的法治思路转化为具体的行动，反腐败才能获得系统性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