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是精英的大学越务虚

　　“狂人”薛涌

　　按说，身为美国耶鲁大学历史系中国历史博士候选人、现任美国波士顿萨福克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的薛涌，本该是位埋头书斋的历史学家，或者是位受人尊敬的公共知识分子。

　　可是，在公众的印象中，薛涌更像一位正在竞选的议员候选人。

因为不管对什么话题，薛涌似乎都有话要说；而每当他说完什么之后，剧烈的争论，常如影随形而至。

　　薛涌说：北大和清华是二流大学；“读经”是走向蒙昧的文化保守主义；亚运会是中国体育的鸦片；只有渗入草根社会，中国足球才能成功……

　　他猛吹自己：“在两年多内，我的专栏在《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新京报》、《南方人物周刊》、《东方早报》、《足球》报、《中国新闻周刊》等多家媒体上出现……题目从经济到足球，几乎无所不谈……我可以一天写4篇稿子，谈不同的问题，照样篇篇在国内媒体中达到一流水平。”（《美国媒体的高产》）

　　他也从不掩饰自己的狂：“狂就狂了。怎么了？……我小时候只因为说了一句想上北大，就被说成狂，被训一通。怎么样？我上了！后来英文狗屁不通，还说想上哈佛、耶鲁，又被人耻笑为狂。怎么样？还是上了！”（《不读我的书，你们谈美国政治段位就差一级》）。

　　对这种令人目瞪口呆的做法，北大教授郑也夫曾试图帮薛涌解围：“我很赞成薛涌的一个观点：说狠话、下猛料是公开辩论中吸引观众的佐料；大家只是在某一观点上不同，不是敌人，对狠话不必介意”（《薛涌其人其文》。《南方周末》，2004年10月7日）。

　　生逢其时

　　2000年前后，“精英教育”这个原本只在教育界内部争论的问题，突然成了社会大众关注的热点。这一年出版的《哈佛女孩刘亦婷——素质培养纪实》，共销售150万册以上，成为许多家长依样画葫芦培养自家儿女的“教育宝典”。随后，《轻轻松松上哈佛》、《耶鲁男孩》、《牛津圆梦》、《我家笨笨上剑桥》等等属于“精英教育成功案例”的书籍，一哄而上；“哈佛女孩”汤玫捷、宋佳嘉等人，也曾占据各类媒体大量的版面。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薛涌出版了他介绍美国大学教育制度和美国社会的新书《美国是如何培养精英的》（新星出版社，2005年7月版）和《精英的阶梯——美国教育考查》（新星出版社，2006年6月版），自然受到了人们的关注。

　　薛涌的思考（一）：精英教育

　　“这是一场十几个孩子参加的钢琴演奏会，就在他们共同的老师家的客厅里举行。几十位家长和学生把小小的客厅挤得满满的。我不足六岁的女儿第一个出场。此时她学习钢琴不足三个月。”

　　《美国是如何培养精英的》一书一开头，就是这种典型的《时代》风格的文章。这正是薛涌文章的优点——亲切而流畅。他有本事把一篇严肃的说理文章，写得像是通俗易懂的故事。但是，这种技术性方面“草根”式的处理，丝毫不影响薛涌骨子里的精英意识。

　　他批评哈佛大学前任校长萨默斯：“他经营大学的方式，越来越背离教授治校的传统……使大学越来越像个企业，把自己变成一位独断专行的企业总裁”（《哈佛风暴》）。

　　他说，“许多美国人觉得自己的孩子在学校被老师尊重、获得体面的成绩，是他们生而具有的权利。他们似乎已经完全忘了：别人的尊重必须通过自己艰苦的努力而得来；老师的责任不是让孩子们自我感觉良好，而是帮助他们获得知识，完成人格的成长，获得对付现实世界的能力”（《硬起来的美国教育》）。

　　他提醒人们：“越是精英的大学，越务虚不务实。全美大学生，有20%以上选择商学院为自己的本科专业，学历史文学的寥寥无几……但是耶鲁的学生，选历史专业的竟达15%左右，高居第一……商学这个专业在本科教育中根本不存在。明摆着，这些精英将来是要统治世界的。教育给他们的是价值观念、社会理想、对未来的远见、对人类命运的关怀，而不是怎么在那里数钱”（《序》）。

　　薛涌的思考（二）：

　　通往精英之路

　　在《精英的阶梯》一书中，薛涌进一步探讨了“如何培养精英”这个话题。

　　他对英国式寄宿制教育制度评价很高。在他看来，英式教育的长处在于：“施行师生共宿，教授和学生常常有一对一的授课；学生通过体育竞赛、共同的饮食起居，培养对学院这一共同体（价值观）的认同”，并为学生的未来发展培养人脉。他建议：“大学的教育应该打破以系为中心的专业制，改成以学院为中心的通才教育，让学生在心灵、知识和身体上全面发展”（《大学要培养未来的领导阶层》）。他尤其推崇2000人左右、独立的小学院，他说：在那里，“教授之间、教授和学生之间，就形成了非常亲密的个人关系”，不仅有利于多学科的交流，而且有利于对每个学生的因材施教，同时避免“万人大学”存在的“机构越来越臃肿，管理越来越官僚化，学生和教授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大”（《小大学的理念》）的弊病。

　　对家庭教育，薛涌也有自己的看法。从耶鲁女毕业生们婚后纷纷回家当专职母亲的做法中，他悟出一个“精英母亲”的道理：“她们觉得，养儿育女是人类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必须全身心投入”，这样才能“让自己的孩子延续她们现有的优势”。“这些常春藤（盟校）打造的母亲，如果专职在家教育孩子，就仿佛是一个小学给每个孩子配备一个耶鲁毕业的老师。这其实等于是一个最为昂贵的家学教育”。同时，“这些精英母亲留在家里，孩子上学后自己精力没有地方消耗，对老师又不放心，就跑到学校当志愿者”。对她们的孩子就读的学校而言，等于免费聘用了许多原先根本雇不起、也雇不到的耶鲁硕士、博士，教育质量自然大幅提高。因此，这种家庭里培养出来的孩子，还没开跑，起跑线就比同辈孩子高许多（《未来的精英之母》）。

　　道德归道德，问题归问题

　　也许是创作数量巨大的缘故，薛涌的文章中，的确存在观点不够扎实、细节经不起推敲等诸多漏洞。例如，方舟子就指出，关于哈佛大学的经费来源情况，薛涌显然说了外行话（方舟子：《“兄弟在耶鲁的时候”》）。再加上薛涌本人总能不断地挑起争论，他似乎成了个“问题人物”。

　　依照中国的传统，凡是争论到不可开交之际，很容易就引发“道德的衡量”，并且最终依照道德的胜负，决定了争论的输赢——这时，双方原先争论的问题，反倒被搁置一边，很少有人关注了。

　　在我看来，不管对薛涌本人的评价如何，不得不承认的是：许多人正是通过薛涌的文章，才开始站在全球的角度，思考中国教育的问题。这正是薛涌的贡献之处。黄绍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