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官场失意”现象的四大反思

　　近日，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失意干部道出了官场的酸甜苦辣。当前存在“失意干部”和“干部失意”两种情况：失意干部，主要是指退职干部中的一部分人，是不在职干部。干部失意主要指现职干部中一部分人精神状态不好甚至心理异常，他们的失意源于不得志或者对社会现实不满意。

　　这一问题指出了当前中国官场的一些现实，也为我们敲响了警钟。特别在用人体制不完善、对权力缺乏制衡和监督的情况下，官员失意轻则和北京市交通局副局长毕玉玺早期一样“上班晚来早走，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工作上松懈、思想上懒惰、学习上也放松了”；重则像丛福奎之流进一步腐化堕落，不仅自身跌进了罪恶深重万劫不复的深渊，而且误国误民。因此，对于“官场失意”不能掉以轻心，必须认真反思其原因，并认真解决之。

　　其一，从“官本位”思想反思“入世观”。在古代中国，社会的知识精英大致不外乎两种归宿：一种归宿是通过仕途进入权力圈子，成为统治阶级的一员。一种归宿是隐归山林，主要是皈依佛门和道观，成为宗教信徒。前种称之为“入世”，入则荣华富贵、功成名就；后种谓之为“出世”，出则清静无为、默默无闻。然而儒家思想文化在古代中国占据了主导地位，并一直影响到现在、到全世界。因此，中国人素来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抱负。如何实现这一理想呢？读书、科举、入仕做官，走学而优则仕之路，文化精英与政治精英常常是合二为一的，绝大部分精英人才汇聚在庞大的官僚集团中。此种影响可谓根深蒂固，对于人的发展产生了桎梏，出现了发展瓶颈，即使如今天，精英发展的道路出现了千万条，但是“官员”还是“精英”们的首选，千军万马去挤“官员”这个独木桥，就算有“下海经商”的“弄潮儿”，一半源于个人的勇气；另一半也可能源于对官场的无奈。比如近年来公务员报名的火热；国有企业、科学家、学校、医院等等单位，不论你学识、能力水平高低，不少人还是堪破不了一个“官”字，就是级别问题，在中国，有一些可笑的事情，学校享受正科级、正处级、正部级等，从教师开始就培养“官本位”思想，教出的学生如何可想而知？在校园里，学生做“官”也如火如荼，社会的不良作风也开始侵蚀那本不具含金量的“校干部、班干部”。其实，在目前中国，知识精英的大体发展道路就是做官、经商、做学问等，而后两者都还没有完全摆脱“官本位”的思想，毕竟官的影响无处不在。这种“入世”的归宿依然得到社会的极大认同。然而其他如工人、农民等等的地位就可想而知了！

　　其二，从“官员作风”现实反思“学习观”。起初进入官场的人，应该说，大部分人是知识精英、社会精英。他们有着渊博的知识，有着不凡的能力。然而进入官场后，各种应酬与不良风气，造成一些地方官风日下，“上班一杯茶、一张报纸看半天”、电脑上打游戏、玩扑克等等；整天酒局饭局，应酬不断，吃喝玩乐，极尽奢华；包“二奶”、养情人。我们的不少官员早已忘记了心中的那点“墨水”，而讲起荤段子是眉飞色舞。前不久，贺国强同志就指出：一些干部学风不正，误已误党误国。首先在于误已，不仅有损自己形象，也让自己的后续能力受到钳制。因此，如果让一个历经官场数十年的人去经商、做学问，其效果可想而知，即使有，也可能是其在位时用“权力”预支了今后的发展。如此的“官风”，还能如何学习，还能如何提升自己的能力，怎么还离得开这“官场生活”，纵使失意又怎样？

　　其三，从“官员升降”体制反思“用人观”。根据马斯洛的学说，人有五种基本需要：生理的需要、安全需要、爱的需要、尊重的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对于处于知识精英的社会高层，官员们肯定希望实现“自我”的价值，希望可以一展抱负。当然，我们不能说所有官员升职都是为了国家、为了人民，然而在大多数的官员心中，是想在为国为民中实现自我的，“升迁”也应该是正当的需求，这些应该肯定。然而当前用人体制的一些弊病和“潜规则”，可能让一些“精英官员”看破世态炎凉、心灰意冷。比如“不跑不送，原地不动；只跑不送，异地调动；又跑又送，提拔重用”；比如公开选拔领导干部考试的“内定”游戏；比如“带病提拔”问题，就有判刑的官员仍然得到提拔，岂非怪事；比如买官卖官现象折射的“一把手”体制弊病；比如领导干部子女晋升提拔“任人唯亲”的问题。全国解放初期，陈毅同志任上海市长，他的岳父跑到上海找女婿要官做，陈毅市长不仅不安排，反劝他回乡，老人闹情绪，认为女婿“无情无义”。后经过陈毅的一番因势利导，老人才愉快地回到家乡。这种精神和作风，在老一辈革命家当中数不胜数。实现人的发展，正常的“升迁”，到底是看“本事”、“能力”，还是看“关系”“后台”和“行贿”等。而同时“官员”下降体制，也不敢恭维。由于评价机制的滞后，以及人为因素的干扰，年龄似乎就成了几乎唯一的“下降”杠杆，至少是主要的“杠杆”。比如一些基层党政机关干部升迁的渠道十分有限，很多40多岁年富力强的干部，就有可能面临升官无望或者转至清闲单位。

　　其四，从“官员权力”失控反思“用权观”。从当前一些干部的失意可以看出，主要是源于失利、失势，源于在职与不在职时社会地位的反差。当然也有一部分人是因为对于社会腐败、消极丑恶现象痛恨，而对现实不满。但是前者是主要的，官员对于自己手中的权力资源和社会地位是十分看重的。在任时说一句话都有人记着，都有新闻报道着，有镁光灯照个不停，等到升职无望，等到退职、退休下来，看的人渐渐少了，也没有以前那样天天捧着你了，换了是你受得了吗？因此，有一部分人就会感到心灰意冷，放松对自己的要求，工作动力不足，甚至于走向贪污腐败。不能做“经世之才”，就“大捞一把”，“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思想占领了多少失意官员的大脑。贪污腐败中的“59”现象、“39”现象以及“官官相杀”现象与干部失意有着密切的关系。在这里，权力似乎只是官员手中的一个玩物，不成仁，便成贪。胡锦涛总书记曾经说过：“权为民所用”，不论你官员是否失意，你失去的只是个人的发展和前途，然而你用权力去损害人民的利益，失去的不仅仅个人的名节，更在于误党误国。要知道，权力是人民给的，权力要有制约，否则“用权”就会肆无忌惮，酿成无法挽回的损失。

　　斯大林说过：“干部决定一切”；毛泽东说：“方针路线确定以后，干部是决定因素”。在当前的社会，干部的确是一个巨大的精英群体，他们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在影响着社会的方方面面。有好的，也有不好的。如何从好的方面加以引导，引导整个社会阶层的共同发展，打消官员的权力和社会地位优越感，使其成为一个普通的职业，服务于党、服务于国家、服务于人民，可能才是我们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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