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梦到房子塌了，把我活埋了 王玉珍老太太不得不继续生活在恐惧之中。
她原本胆子很大，连山上出没的山猪、狼等野兽都不怕。可是，当寺河煤矿开进这个山村脚下后，她还是感到了恐惧。
“下雨天我害怕，睡觉我也害怕。”王玉珍说。每遇下大雨的时候，她躺都不敢躺，要么索性坐着，要么拉上丈夫住到别人家，等待天气放晴后再回来。
从2003年春天她家窑洞出现裂缝开始，王玉珍便再也“没有睡过一个囫囵觉。”几乎每天晚上她都要支起耳朵听听房屋的动静。有时，躺上了床也会冷不丁地坐起来，开灯检查房子。
“有几次，我梦到房子塌了，把我活埋了。”王玉珍说，她甚至盼着窑洞早点塌，那样她就不用再夜夜担心了。
像王玉珍这样精神高度紧张的人并不少见，村里几乎每个人都有类似经历。“动静大的那段时间，有的人还会在半夜跑出去，有的人整宿都不敢合眼。”38岁的村医李小志说。
李小志一落座，陈小娥就把胳膊伸过去，让他把脉。“她是前些年受了惊吓，症状比王玉珍严重。”村医介绍说。
也是从2003年春天开始，也是房子裂缝闹的，陈小娥几乎每晚都失眠。晚上，她总是开着灯，和衣躺下，随时准备逃出屋外。那年9月，正当她关电视准备躺下时，玻璃破碎的声音让她惊恐不已。独自在家的她不敢待在屋子里，站在露台上哭了整整一夜，“右眼肿得什么都看不见”，“比核桃都大”。
一个多月后，陈小娥便急着搬进了丈夫哥哥的房子，那是村里为数不多的好房子之一。然而历经多次惊吓的陈小娥却落下了病根儿，时常感到头晕心悸，浑身乏力，有时还会晕倒。最长的一次，她休克了半个小时。看病花了五六千元，但效果不大。
“现在我都不能算一个劳力哩。”陈小娥苦着脸说。她请村医“弄点好药”，“地里的活儿多，我不去干，以后就要挨饿了。”
但村医只能表示无奈：“我治不了你的病。多休息，多调养，不操心，也许能恢复。”
这是一场可怕的游击战争 让王玉珍备感惊恐的三孔窑终于在2004年5月坍塌了。但是，她的丈夫，“一个胆小的男人”，却因房屋坍塌受到惊吓，病倒在床。中医诊断是寒辛寒酸。
王玉珍不得不带着患病的老伴到处找房住。好不容易找到一处，可住不了多久，新找到的房子也开始岌岌可危，她便又不得不再次踏上找房之路。由于老伴的病，王玉珍遭到多家拒绝，因为“别人怕老汉老在他们家，不吉利”。
事实上，早在2003年夏天，村里人就跟王玉珍一样，开始奔波起来。工作歇下来了，地里的庄稼活儿也顾不上了，喝酒打牌的男人少了，扯闲话的女人也看不到了，人们穿梭于村中，目标只有一个：看有谁家的房子还能凑合着住，能让日夜惊恐中的一家人有个栖身之地。
不停地搬进搬出，很多人家的包裹就没有打开过，随时准备搬迁。有些家庭分散住在不同人家；有些家庭吃饭睡觉不在一处；有些实在找不到房子，便干脆离开村里。自2003年起，大安头村没搬过家的人在20％左右。
这种状态持续了两年。直到2005年寺河煤矿的采掘面远离这个村庄，情况才略有好转。但房屋继续出现问题，只是速度缓慢了一些。
“这是一场可怕的游击战争。”村医李小志这样形容村里人这几年的生活。
他已记不清楚自己搬过多少次家了。他家预制板结构的两层楼房于2002年完工，共计花费15万元。但一年后，房子就不能住人了。其损毁程度，与陈小娥家的房子不相上下。如今，这房子只用来存放粮食和家具。因为漏雨，家具大多已破烂不堪。
2004年4月，李小志夫妇第一次搬家。然而9个月后，借住的房子也成了危房，他们只好第二次搬家。没过多久，他又不得不再次搬迁。这时，村里几乎所有还未变成危房的房子都已经住满了人，有的房子甚至挤了三四家，10多口人。夫妻俩只好蹭觉蹭饭，从东家跑到西家，再从西家跑到另一家。最多时住一个月，最少时只能住两三天。他们打过地铺，睡过窝棚，和别人挤过炕头，在颠沛流离中度过了3个月。
到别人家蹭住，李小志夫妇感觉不好意思，几乎每次都会带上一些东西，这增加了他们的开支。他还答应过给别人付房租，可至今未付。李小志认为，如果他不是村里唯一的医生，他的命运“不会有如此幸运”。
“一个好端端的家就这样给毁了。”站在自家废弃的院里，李小志说。院子里长出一棵麦苗，他用力拔了出来，苦笑道：“长得比地里的都好。”
村民们不断向有关部门反映问题，他也屡次找村里和镇里的干部说明情况，可至今没有人告诉他该怎么办。
“我感到无助。”李小志说着，猛吸一口烟，呛得一阵剧烈咳嗽。
相比较起来，王玉珍还算是境遇好的。她最终找到镇里，经镇领导出面协调，2006年正月,她搬进了村委会原办公室。但住进去没几天，老伴便去世了。
“老汉咽气前还说想老在自己家里。”王玉珍回忆着，眼泪流到下巴，她也顾不上擦。为了治好老汉的病，她花光了几乎所有积蓄。而老伴去世后，她“连给他找个放棺材的地方都找不到”，只好停放在楼下原来的村卫生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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