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温下的农民工(组图)

邵宽利扛着纯净水，爬着楼梯，全身上下早已湿透。

　　本报记者 王 薇摄　　8月8日，北京西四环路口，环卫“临时工”孙志强冒着高温坚持工作。

　　陆君喜摄　　8月9日，北京新发地批发市场一摊主，带着儿子躺在货车厢底下午休避暑。

　　本报记者 雷 声摄

　　编者按：随着农村人口大规模地向城市转移，农民工已成为我国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我国推进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不可或缺的力量。但对于农民工的生存状态，您了解多少？盛夏时节，他们过得怎样？需要什么样的帮助？又有什么样的诉求？本期让我们共同关注高温下的农民工。

　　烈日下的坚守

　　进入8月盛夏，上海、广州、武汉等地被一浪高过一浪的持续高温一天又一天地烤晒，城市的空气中尽是腾腾的热气，当然还夹杂着城市的喧闹和燥热。烈日下，有一群顶着高温坚守岗位的劳动者，他们来自农村，建设着城市，他们就是农民工。

　　“早晒透了，不用帽子，不需要擦汗，连厕所都不用上”

　　8月5日是星期天，上海35摄氏度以上的持续高温进入第二十六天。

　　不到8点，邵宽利、张仕远、赵付金3名送水工准时来到上海市农夫山泉虹漕路水站，身上穿着长袖工作服，脚上都是塑料拖鞋。分订单、定路线、推车、装水，未等出发，已是满身大汗。

　　20桶水，每桶19升，一辆三轮车上足足装了400公斤。邻近9点，3人分头开始了第一趟活儿。这20桶水，代表着20元的收入。

　　周末基本都是居民个人订水，记者骑自行车一路跟随邵宽利到各居民区送水。骑过两个路口，汗珠顺着邵宽利黝黑的脸颊流成了线，沉重的三轮车需要他站起身压下身体的重量带动前进，即使颠簸也发不出声响。

　　这一趟主要到田林新村，老社区没有电梯，全靠肩扛手提爬楼梯。爬了三四家，邵宽利的衣服裤子几乎完全湿透。“早晒透了，不用帽子，不需要擦汗，连厕所都不用上”。

　　随着中午的临近，除了太阳，经过的汽车、空调的室外机，都成了身边的热源，甚至用户打开房门后吹出的一丝冷气，在关上房门后也会加重热感。当记者感叹送水工的辛苦时，邵宽利憨憨地笑着说：“我们读的书少，为了生活，苦点累点没什么。”

　　“夏天垃圾臭得熏人，可我们不干谁干？真希望乱扔垃圾的人少一点”

　　8月6日下午3点，武汉气温已达36摄氏度。火辣辣的烈日下，马路上行人稀少，身着桔红色工作服的环卫工人显得格外醒目。“哗，哗，哗！”洪山区城管局清扫一队的“临时工”詹树娥正一丝不苟地扫着马路。

　　清扫队和清运队，是“马路一线”，在洪山区城管局，像詹树娥这样农村来的“临时工”已达600多人，在盛夏的烈日暴雨下，他们坚守着自己平凡的岗位。

　　詹树娥来自湖北省黄梅县，来武汉干清扫工已经8年。“这工作虽然脏点累点，但实行三班倒，每天可以干半天休息半天，我觉得还不错。”

　　“夏天就上午那班最累，那时居民生活垃圾最多，什么菜叶啊，瓜皮啊，气温高，烂得快，那股恶臭闻得人都想吐，可是没办法，我们不干谁干？”詹树娥的同事柯三珍说。

　　但最让他们头痛的还不是这些，而是少数人的不文明行为。“有一次，我碰到个人，不知是为了好玩还是什么，走到垃圾桶跟前就踢一下，他踢翻一个我就得跟着上去清理一个，说他也不听”。更让柯三珍气愤的是，有些路段夜晚开“大排档”，垃圾扔得满路都是，第二天一大早她们去清扫，请老板挪挪桌椅，老板不感激反而骂她们碍事。“真希望随地乱扔垃圾的人少一点。”

　　“单位关心，累点也开心”

　　让柯三珍们感到暖心的是，单位、政府在夏天给他们带来了特别的清凉。

　　“高温费增加了，还经常给我们送绿豆汤、仁丹，单位关心我们，累点也开心！”柯三珍说。今年洪山区环卫临时工的高温费从100元提高到了150元。

　　扫完一圈下来，詹树娥站在树荫下稍稍休息了一下。“这要不是在夏天，可是要扣分的！”可到了夏天，制度调整了：“夏天高温达到36摄氏度以上时，中午12点到下午2点，允许我们站在树荫下休息。如果到了38摄氏度，可以到下午2点以后才上班。”除了树荫，区城管局在临街租赁房屋设置了18个环卫作业休息点。“所以我们一般可以避开最热的时候工作，大伙才没有中暑、生病的。”

　　“工作干得好，我们临时工今年也有机会"公费旅游"呢！”詹树娥说。近几年，单位每年组织100多名职工暑期去桂林旅游，去年“临时工”没份，今年有了突破。“虽然名额有限，可怎么说也有个盼头，也说明单位拿我们当自己人嘛！”

　　能省一元是一元

　　盒饭里没有什么肉腥

　　中午时分，邵宽利、张仕远、赵付金和工友们聚在一起吃着自带的饭菜，喝一瓶市场上最便宜的啤酒，在水站的小房间里吹会儿空调，互相开开玩笑，这是他们一天中最惬意的时刻。

　　盐水煮海带、洋葱炒鸡蛋、炖土豆、炒青菜，3个人的饭盒里都没有什么肉腥。“现在肉太贵了，送10桶水还买不起1斤肉，不能总吃，晚上回去老婆偶尔会做点肉，不吃也不行，没劲儿。”邵宽利说，“挣钱太不容易，平时能省一元是一元”。

　　柯三珍儿子在厦门大学读研究生，为了孩子上学，她家已欠了亲戚四五万元的债，儿子平时就靠学校每月400元的补助生活。“厦门物价高，一碗热干面就要6块钱，所以他从不吃早餐。”这位母亲脸上难掩心疼。“我儿子女儿很少吃肉，现在偶尔吃上肉反而会反胃。”让人难以置信的是，柯三珍每天的菜钱只有一两元，全是青菜。

　　200元的房租水电支出是每月全家最大的开支

　　对于邵宽利们来讲，在上海“住”的问题让人头疼。邵的妻子宋秀红也在上海打工做保姆，两人在棚户区租了一间6平方米的小房子，房租260元，里面除了一张床，一台旧电视机，一个高板凳，几个小板凳，再摆不下其他东西。暑假里一对上初中的儿女都来了，小房间里挤不下这么多人，邵宽利每晚都到老乡那里打地铺，天气太热干脆就睡在外面。这个夏天一家四口在上海团圆，邵宽利特别开心：“好像腰酸背疼都轻了。”

　　詹树娥的住宿条件也好不到哪里去。她租了个二三十平方米的房子，和丈夫、孩子吃、住、洗澡都在一间房里。每月的房租和水电费得200元左右，这是全家每月最大的一笔开支。

　　“有空调、热水器吗？”

　　“唉，那哪用得起？电费都好贵！”詹树娥说，实在热得受不了了，就开电风扇吹吹，还时刻担心着电费问题。没有热水器，只能用煤炉烧开水，用大盆洗澡。不少工友为了省水费，大夏天也不会每天洗澡，很多人都捂出了痱子。

　　放工了，业余学校上堂课

　　8月7日晚上6点，在广州市琶洲展馆建筑工地上劳累了一天的李明新在食堂里吃晚饭，4块钱，两荤两素，老李很满足。吃完饭，李明新却没起身回宿舍，而是继续坐着看电视。“今天我们班组在这里上课。”一抬头，这才注意到食堂的墙上挂着“农民工业余学校”的牌子。要是没课，饭后老李就会直接回宿舍，洗洗涮涮，抽抽烟，聊聊天，看看电视。老李晚上基本不出去，“出去就得花钱，挣点钱太不容易了，可得省着点花。”

　　李明新今年已52岁，这么大年纪，在这样的大热天里，还要只身出来打工，李明新坦言不易。“我们就是吃了没文化的亏，现在能学一点是一点，不能再让孩子跟我们一样，只要能供他们读好书，辛苦也值了！”

　　7点，正式上课了。小小的食堂里，陆陆续续坐了不少人。今天是一个女医生讲中暑防治，辛苦了一天的李明新听得依然很认真：“虽然工地每个片区都有医疗室，但自己懂一些没啥坏处。”上课的内容还包括安全、交通、卫生、法律法规等城市生活基本知识，很受农民工欢迎。

　　城市何时是我家

　　啥时能同工同酬

　　“我们工作很愉快，唯一有点想法的是，我们跟正式工干的都是一样的工作，怎么工资差那么多？”采访中，某农民工对记者说了句“悄悄话”。

　　在洪山区城管局清扫队，正式工的月工资1200多元，可临时工只有580元，连高温费也是农民工减半。单位的解释是“正式工干的时间长，比较稳定，临时工一般干四五年就走了。”可有的农民工还是有点想不通：“我在这岗位干了一二十年，怎么还是"临时工"？啥时能同工同酬啊？”

　　“第二故乡不是家”

　　对于广大外来工来说，城市还不完全是他们的家。

　　王彪是广州琶洲展馆建筑工地上的泥瓦匠，8月7日，晚上10点多，记者坐在他的宿舍里与他聊天。交谈中，记者可以感受到他对广州的复杂情感：5年了，在他看来，这座城市开放、包容，不会瞧不起他们这些外来工、农村人。这些年，免费培训，开设农民工业余学校，都是政府出力，企业出钱，让他们不断感受到城市的温暖。

　　“这里是我的第二故乡，但不是我的家！”讲到这里，王彪猛口猛口地抽起烟，向记者讲了个故事。上个月，他的一位工友得了慢性阑尾炎，本来在广州做一个简单的手术就可以解决；但他不得不请假，舟车劳顿地回到千里之外的老家治疗。原因很简单：医保还未全国一盘棋，他参加的农村合作医疗只有在当地定点医院治疗才能报销，在广州治固然方便，但所有的费用都得自己掏。

　　深夜，南国夏日的夜晚依然闷热，窗外偶尔吹进来的一丝穿堂风根本无法驱散暑气，可劳累了一天的工人们顾不了那么多，头一挨上枕头便立刻进入了梦乡。周围除了此起彼伏的鼾声，就是每个床头开到最大挡的风扇有节奏的运转声。这一夜，这些到城市寻梦的人，是否能有好梦？

　　“多攒点钱，回老家盖个小楼，大城市我们是留不下的”

　　除了自己在上海的开销，邵宽利夫妻俩每年能给老家寄回约5000元，这样的收入远远高于在家种地。两个孩子由父母带着，自家的房子早都荒了，过年回家都住在亲戚家。“我们老了还得指望孩子，多攒点钱回老家盖个小楼，大城市我们是留不下的。”在安徽老家盖房，材料费、人工费至少也要10万元，这一数字对夫妻俩来讲已是天文数字，还不知要辛苦多少年。

　　“就希望孩子们好好读书，看他们不认真心里急呀，可我们一年到头都管不了他们几天。”邵宽利一脸无奈。

　　“想过把孩子带到上海来读书吗？”

　　“想也白想，找不到合适的中学接收，我们也负担不起。再说，这么多打工的，孩子都来，上海受得了吗？”

　　送水工每天穿梭于高楼大厦之间，可何处才是他们真正的家？

　　记者离开邵宽利的小屋时，只有初中文化的他说了一句话：“咱国家这么大，人那么多，也没那么大财力，一时半会儿解决不了那么多问题，赚钱是要辛苦的，希望我的孩子们能更好。”这种理解，这种豁达，让记者这样的城市人汗颜。

　　8月5日晚上，上海下了入汛以来最大的暴雨。成千上万的邵宽利们一个多月来终于可以凉快地睡上一觉了，第二天迎接他们的，仍然是滚烫的马路、沉重的车轮和向上的台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