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经济指标往往成为内地投资者一种心理参照

　　沸腾的岁月

　　也就是在这十几年间，香港人的投资意识开始萌芽。

　　香港小说作家林森池从1969年开始参与投资股票，开始时抱着保值的心态。港币与英镑挂钩，而英镑正在不断贬值，香港开始出现高通胀。“另外1967年，周恩来下令深圳驻军不得让‘文革’的串联群众涌入香港，这个信息表示香港对内地有存在价值，国家重点保护它。在朋友介绍下，我去开了户头，当时最低消费约为1万港元，买卖要向经纪的跑腿下单，这些跑腿用自己的资产担保其客户，然后才可透过经纪进行买卖。经纪的佣金约为0.75%～1%，跑腿从中分佣。”林森池在一篇文章中这样描述。

　　上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香港股市，是一片“沸腾的岁月”。仅1968年一年，香港恒生指数的上升超过60%，这种升势在游资充裕的推动下一浪高过一浪，一直持续到1973年。也就是在这一时期，香港股市对全社会层面开放，只要企业有实力，不管是什么资金背景，均有同等上市机会。而“交易大堂”对外开放，普通市民乃至家庭主妇也能置身其中，股市真正面向社会公众。

　　最初，有消息说有人“不费吹灰之力”迅即在股市上赚取巨大利润时，社会大众还半信半疑。后来，当消息得到确认，而“赚大钱”的例子越来越多时，市民大众渴望在股市中“分一杯羹”的心态，也变得更加强烈和炽热了。因此，此后每遇新股上市，市民便一拥而上前往认购。由于市场供应量始终有限，身有余钱而对股市存有憧憬的投资者又着实不少，所以新股认购初时多数能取得满意成绩，这又进一步刺激起市场的气氛，当一些股民尝到甜头后，他们那种“股市赚钱容易”的错误概念又进一步强化，这正是股市人声鼎沸、股民如醉如痴的原因之一。而社会大众的投资需求，也就在这样的背景下，被源源不断地释放出来。

　　“我们这批人知道，从小就知道，用最小的投资，获得最优化的回报。而回报的量化在学校是分数，在社会是钱，这成了我们的习性。”香港《号外》杂志创办人陈冠中在《我这一代香港人》一书中这样说，“香港人当然想要更赚钱，更快赚钱的方法，炒股，炒楼。”

　　由此可以说，香港的经济繁荣是市民共同人气投入的结果，香港的经济指数也是市民以投资狂热给抬起来的。

　　“股市和楼市是整个大中华区、乃至亚洲地区的投资者都特别喜欢的投资产品，这是亚洲人的投资偏好决定的。爱买楼，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一带投资人的农民性，对土地的天生喜好;股市则满足了投资人对流动性的要求。”湘财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金岩石对记者这样解释，“实际上，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就没有投资文化，5000年来没有人因为投资而留名，实际上所有华人的骨子里都不太相信长期投资，加上长期的社会动荡，内心缺乏安全感，所以要求流动性和土地。”

　　“而大众投资的真实基础是，大众生活越过了投资行为产生的临界点，就是人均GDP超过了2000美元。高速的经济增长往往会带来通货膨胀，通货膨胀加剧了不动产和股市财富效应对公众的吸引力。大众突然意识到投资重要了，要通过投资来抵御通货膨胀。但实际上又非常缺乏投资经验，所以选择的投资方式技术含量很低，比较生猛，总表现为浪潮式和运动式的，这是新兴市场的共同特点。”金岩石说。

　　金岩石所说的，实际上正是香港公众投资意识觉醒的大背景。“积谷防饥”或“勤俭致富”一类重视储蓄的传统，一向是华人社会传统的美德。自50年代香港本地工业起飞之后，普通市民的收入也相应提升了，但他们“晴天打好雨天柴”的忧患意识仍十分强烈，他们的收入除了必要的开支外，大多储存下来。到了60年代末，这批积蓄已经是天文数字了。从另一角度上看，经济急速成长自然带来通货膨胀，如果把积蓄放在银行，微薄的利息显然无法抵消通胀所带来的损失。投资者希望寻找一些可跟随经济发展步伐的投资渠道，而股市正是当时其中一个“新兴玩意儿”。

　　在外资持续涌入而本地储蓄有增无减的情况下，香港本地银行也出现了“水浸”现象(流动性过剩)。“银行家是最精明的投资者”，在存款充裕的情况下，银行一方面降低存款利息，另一方面则放宽了借贷条件，让客户的存款变成他们的“赚钱工具”，当时就出现了股票抵押贷款的规定。据香港一位资深经纪人回忆，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银行对信誉及营运记录良好的客户，抵押贷款做得很“手松”，几乎有求必应，利息也较优惠，由于借贷手续简易，加上成本低，炒卖活动就变得特别活跃。由此可以说，香港的经济繁荣是市民共同人气投入的结果，香港的经济指数也是市民以投资狂热给抬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