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经济指标往往成为内地投资者一种心理参照

　　“股地拉扯”

　　此后的20多年，虽然香港股市经历了1973年的股灾，有人进了精神病院;楼市也出现过1982年的崩盘，有人跳楼，但总体说，香港经济增长强劲，持续繁荣，市民收入不断增长。

1986到1988年香港本地生产总值平均年实际增长率超过10%，人均生产总值更从1984年的5900美元增加至1989年的1万美元以上，高居亚洲“四小龙”首位;而到了1994年香港人均GDP已达2.18万美元，已超过英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

　　经济持续繁荣让香港实现了全民就业，市民的收入不断增加，置业以及改善居住环境的欲望和能力大大提高。香港的房屋问题正逐渐从“有没有”的问题过渡到“由小到大”的问题。

　　同时，香港从1983年实行港元联系汇率制度以来，银行利率跟随美元利率一路走低，期间通货膨胀偏高，90年代初一度高达13%，因此，自1987年以来，香港银行的负利率情况开始出现并愈趋严重。以1994年初为例，3个月定期存款利率仅3.5厘，最优惠利率6.75厘，住宅按揭利率8.5厘，而通货膨胀率则高达8.5%。也就是说，存款人的存款每年实际亏损5%，贷款的实际利率接近0。负利率驱赶银行存款流向股市、楼市，买楼或小房换大房不仅可改善家居环境，而且成为保值、增值的理想投资工具。

　　后来，负利率的因素虽然消失，但进入1997年后，投资者将“回归”从负面因素转为正面因素，预期回归后的香港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因此纷纷入市投资，期间有大量内地资金也从不同渠道流入香港，进入地产市场。这一时期，楼宇已经从居住用途转为投资工具，而且被视为一种看涨的投资工具。

　　“回归前夕，香港楼市达到一个无与伦比的高潮，房价炒得如此之高，最后民众已经不知道自己是在买房还是搞投资了。他们看到的是每隔十几天房子就实实在在地涨价，炒楼花、卖楼号就能赚大钱，几乎每一个港人家庭都加入按揭购房的队伍，并对后市充满信心。”交银国际控股董事总经理温天纳对记者说。温天纳除了在英国留学期间，一直生长在香港，他现在正在做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为香港大学历史档案馆编纂香港资本市场发展史的资料。

　　在地产、股市的炒风带动下，香港社会上投机思潮弥漫。“97回归”前，炒家除炒楼外，的士车牌、邮票、磁卡什么都炒。当时香港市民普遍存在3种心态:不务正业，认为炒楼比打工好，炒楼一转手就可赚二三十万港元，甚至炒一个买楼的排队号码就可赚超过200万港元;赌徒心态，形成讲胆识、“一票定输赢，赢了就发达”的赌徒心态;而不少人有挫败及失落感，认为“辛苦工作赚钱，不及投机者多”。那时，香港社会上普遍流传一句话:“High Tech就揩(高科技就亏钱)，Low Tech就捞(炒楼就赚钱)。”反映了社会上普遍存在的认为经商获利不如炒楼投机的思想，不少人纷纷转到参与地产投机等活动。

　　“炒”是香港这个高度发达的商业社会长期存在的现象，资讯发达、资金充裕以及供求不平衡，使投机活动十分普遍。炒家的存在，再加上银行和金融机构的高度信贷，往往使市场的真正供求被这些投机行为所蒙蔽。实际上，1991～1994年，当时的香港政府也曾努力打击楼房炒卖活动，先后出台了6项金融措施，希望能控制住飞涨的房价。

　　“香港政府曾挖空心思打击炒楼，本地各家银行也完全配合，其结果仍是无法压抑楼价，反而推升楼价，制造许多意想不到的副作用。香港打击炒楼的措施，可以说极尽金融策略上微观调控之所能，但为什么都失败了呢？这是因为，当时港府和银行拒绝面对联系汇率的问题。上世纪90年代，港币汇价和港币利率被迫跟着美国不断下调，与香港蒸蒸日上的经济完全背驰，通胀急升无法阻止，实物商品中又以房屋对抗通胀的效能最好，资金怎会不流入房屋市场？房价焉能不升？”香港中原地产研究部高级经理黄良升说。

　　而香港的地产业与股市又有极其密切的关系，这种关系被概括为“股地拉扯”。自上世纪70年代初，大量地产公司在香港股市上市后，地产业便与股票市场紧密结合，形成地产业与股票市场互相扯动的特殊现象。据仲量联行估计，香港股市总值中，房地产价值约占八成，香港股市的这种结构反映了地产业在香港经济中的重要地位。每当地产市道高涨，地产股价上升，便会带动整体股市向好，上市地产公司乘机发行新股，认股权证等方法集资拓展，进一步推高大市。相反，一旦地产市道不景气，地产公司盈利就会下跌，股价下滑，就会拖低大市。

　　实际上，在1997年香港回归后的首个交易日，恒生指数在部分投资者趁“好市”出货的带动下已经逐步滑落至1.4万多点，但旋即在楼市炽热及外资再度涌现的刺激下重上1.5万点，并在1997年7月底迅速突破1.6万点的关口，令很多追波逐浪的股民欢天喜地。

　　此时，亚洲金融风暴已经在泰国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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