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移民的苦恼
373户牧民从海拔4000多米的高寒草原搬到海拔2700多米的现代城市，千百年传袭下来的生活习惯突然改变
格尔木市郊，青藏公路两旁，一排排整齐的藏式平房列队站开，来自黄河源曲麻莱县和长江源唐古拉山乡的373户生态移民居住在这里，这是三江源保护工程的浓重一笔。
整个移民项目计划投资6.31亿元，保护区1／4的人口(约17.5万人)将迁出，牲畜减少1／3。从海拔4000多米的高寒草原搬到海拔2700多米的现代城市，牧民们千百年传袭下来的生活习惯突然改变。
移民村里常能见到藏民们将沉重的液化气罐往家里搬，一罐70多元是笔不小的开销，冬天则要以每吨360元的价钱买煤取暖，而在草原上他们使用的是免费的燃料——牛粪。
“这里吃肉、吃奶、吃酥油都要花钱，原来都是自家产的。”尕才仁去年8月份搬到这里，他觉得国家给的每户每月500元补助远远不够，“一家一口人是500元，十几口也是500元。这点钱仅够我们买蔬菜和粮食。”
移民村管委会主任南夏也为村民的生计发愁，积极想办法让他们出去打工。“但是我们的人劳动技能太差，到工地上，原本一个人的活三个人都顶不上。而且很多人汉话说不好，交流成问题，女人则多数连听都听不懂。”如今管委会想了一个办法，在办公楼下开了一个小工厂，搞起“特色产业”。他们请老师培训村民雕刻嘛呢石，然后作为旅游商品卖给游客，据说将在青藏铁路的火车上销售。
过惯牧区生活来到城市，要学习的事情很多，包括卫生习惯。虽然家里有厕所，但是一些村民依然到屋外方便。唐古拉山乡的一些移民无法适应城市生活，最终又跑回了牧场替亲戚打工。
尕才仁是曲麻河乡多秀村小学的民办教师，搬进新房不到一年，家里墙壁就出现了裂缝。他说，移民村的基础设施不完善，特别是自来水，一天只能接两次。“国家的政策好是好，但执行政策的人不是很好。只要生活没有压力，城市里还是不错的。”尕老师最看重的是教育，家中3个孩子都在移民村的小学念书。他说很多人都是为了孩子读书才搬下来。妻子旦珍措却怀恋草原上的日子，尤其是夏天，青草长出来了，花儿开了，而现在奶子吃不上，移民村周围都是荒漠。
争论和忧虑
对三江源的生态状况存在着不同声音。有环保者对藏民生活的改变感到忧虑：青藏铁路开通后，“便利的交通带来大量廉价商品和垃圾，有现代消费方式却没有现代的管理方式，每个人都成了污染源”
一条从曲麻莱到不冻泉的三级公路正在修建中，它的通车可能会改变三江源自然保护区的命运，因为其穿越的是保护区的核心区域。
站在离不冻泉不远的大桥上，流过桥下的楚玛尔河使人震撼，由于流经之地广布红色砂岩，晴空碧霄之下，河水像鲜血一般在苍茫大地上铺开，天边是雪白的昆仑山。靠近河岸的河床大面积裸露、干裂，如同血迹，十分扎眼。牧民说水量一年不如一年。
楚玛尔河发源于可可西里，是长江的北源，它与正源沱沱河及南源当曲一起最终都汇入通天河。目前关于长江源头生态环境的研究存在多项空白，而楚玛尔河与当曲的资料更是少得可怜。在2006年的科考中，杨勇看到的楚玛尔河源区是一片沙漠戈壁，一个个浅水湖被沙地包围，在阳光下闪烁，湖的四周凝结起盐壳。受黄沙侵袭的还有沱沱河，甚至连水量最大的当曲，河口也出现了沙漠条带。
杨勇的所见并没有受到广泛认同，目前对三江源的生态状况存在着另一种声音。最近有媒体称，三江源地区的草原鼠害已得到初步遏制，天然草场的压力减轻，草地植被覆盖度增加，已经呈现恢复态势。更可喜的报道称，“千湖之县”的玛多，前些年4000多个湖泊有半数以上干涸，但近两年至少有两成以上干涸的湖泊又恢复了旧貌。而这些全都得益于自2003年以来实施的保护措施。
关于三江源草场生态恶化的成因，气候变化加人为破坏共同使然这一观点被普遍接受，但就自然是主因还是人为是主因却存在着分歧，其中过度放牧现象在多大范围及多大程度上影响生态环境更是没有统一的说法。
“牧民们将草原还给大自然，当他们一年后回去一看，竟然认不出自己的草场了，生态恢复得很快。”曲麻莱的一名干部这样描述生态移民的成效，但并不是每个移民都有这样的经历。“鼠害依然严重，草场变化不大。”尕才仁老师说。
“青藏高原气候的局部性很大，光是一个(放牧)过载说明不了问题。”在沱沱河水文站工作了15年的余丁楷认为，当务之急是国家投资要集中在科研上，“先把原因搞清楚，再制定政策，不然保护就是盲目的。”
对于现行的一些生态政策能取得的效果，杨欣表示还要观望，但他对藏民生活的改变感到忧虑。20年前，青海玉树街头景象令他难忘，康巴汉子骑着高头大马，女人拿着木桶卖酸奶，而今，高头大马变成了放着音乐的摩托车，盛着酸奶的木桶也消失了踪影。“原来靠草原，现在还是靠草原。以前的生活用品100头羊就能换取，可现在有了更多的消费，100头羊已经不够了。”
青藏铁路开通后，源源不断运进藏区的不仅是成千上万大都市的游客，还有大都市的流行文化和消费主义，传统正在淡化，“便利的交通带来大量廉价商品和垃圾，有现代消费方式却没有现代的管理方式，每个人都成了污染源。”除了过度放牧，杨欣还对高原的垃圾担心，因为广大藏区缺乏处理垃圾的意识和技术。
在杨勇看来，藏民世代生活于草原上，形成了一种朴素的文化，他们本来就是自然的一部分，应该在传统的基础上，寻找一种融入现代社会的生活方式，顺应自然，“而这一切都应该基于科学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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