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9日，父母在地震中遇难的小学生赵泓宇，泪流满面地楼着奶奶杨德玉哭诉，想要一张爸爸妈妈的照片，他说长大了要永远记得他们的模样。5月12日，赵泓宇的父母在四川北川县地震中遇难。为满足孙子的愿望，5月17日，奶奶冒着余震的危险，只身返回北川，从还未完全倒塌的四楼翻出孩子父母的照片带会绵阳，暂时由朋友保管。她说现在还不能给孙子看，怕他看了更伤心。中新社发成和平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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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76年至今，党育新的成长经历，正是一代唐山地震孤儿难以完成的苦痛修复。
30多年后，她面对新一代地震孤儿——这一代孩子未来的路会怎么样呢？
本刊记者/孙冉 5月19日，距汶川大地震发生后7天。
绵阳市中心医院，太多的伤者，太多的哀痛者。生者不平静，伤者不平静，平静只属于角落里的一个孩子。
孩子瘦弱得像颗黄豆芽，四肢纤细，脑袋由于过大而耷拉在肩膀上。医生说，是脑部积水造成的。
“黄豆芽”只有两个月大，不哭不闹，平静得异常。她对7天前的那场灾难是否有记忆，谁也不知道。她的目光透露着惊恐和对新环境的不安。
7天前，她被母亲抱在怀里。房梁压在母亲身上，致命伤来自于头部一道拇指长短的伤口。母亲蜷缩着，为孩子留下足够的空间——在母亲蜷缩着的身体下，“黄豆芽”像种子一般奇迹地活了下来。
邻居们在废墟中听见哭声，把她从母亲的怀里抱出来。孩子收住哭声，自此平静得异常。人们也许觉得她哭得太累了。
那一天，孩子的名字“母牵琦”有了新的含义——母亲用生命牵出来的奇迹。护士们都说是个好名字，不过都不愿去面对奇迹的背后——母子生死两端的现实。
没人懂得“黄豆芽”那份异常的平静，都认为是脑部积水的结果。
19日，从外面来了一个中年妇女。她抱着“黄豆芽”说，我知道孩子没事，孩子什么都懂，孩子知道自己失去了母亲。
这个中年妇女叫党育新，唐山大地震中的一个遗孤。32年前，她只有6个月大。
32年的噩梦 32年前，唐山大地震，党育新全家一共5口人遇难，惟有她，活了下来。
把她从废墟中抱出来的解放军说，在废墟中，她不停地哭。父亲最后一个动作，就是伸着胳膊，把她递到废墟的外面。
解放军从她父亲手里接过孩子，孩子不哭了。父亲早已死去多时。
那一刻，人们给她起名叫党育新——党孕育的新生命。没人说，她是父亲用手送出来的奇迹。
5月19日，党育新抱着“黄豆芽”，感觉抱着的正是32年前的自己。那时她是否也是这么一副黄豆芽的样子，什么时候开始像个正常孩子哭闹的，这些党育新都不记得。唯一的记忆是她两岁后的一张照片。那上面，党育新胖乎乎的，和两个姐妹站在一起。她们三个都姓党，人们都称“党氏三姐妹”。
搜救到她的解放军，后来给党育新说，当时她很健康，胖乎乎的，一点伤都没有。她父亲也很好，致命的伤口很小，看上去走得很安详。
这些话，党育新从来都不相信。5月17日，她在电视上看到“黄豆芽”被解救的镜头，就觉得电视里那个孩子就是她自己。
32年前，党育新和500个唐山孤儿被送到石家庄一所福利院(育红学校)。她是那些孩子里最小的一个。那一次大地震，造成4000多个遗孤，其中1000多个和党育新一样生活在福利院里。
在福利院里，孩子们过着半军事化的生活——穿一样的衣服，吃一样的饭，定时睡觉、起床，一起玩耍，形影不离。有时这是一种快乐，有时这也是一种集体化的孤独。
党育新记得，那时福利院的孩子特希望过年，因为只有过年才有人去慰问他们。
32年来，党育新时刻都在幻想着有个父母，但这仅停留在幻想。“我从小就没有父母的概念，谁对我好我就对谁好，我们孤儿就是这样。有人说我们孤儿没有教养就是这样。”党育新现在有时觉得自己很自私，觉得自己以前被亏欠的太多了，“工作后，我想买什么，不论多贵我都买给自己，变相地回报自己”。
党育新的梦想后来差点成为现实。有一对奥地利的夫妇来收养唐山遗孤，“党氏三姐妹”同时入选。福利院的阿姨说，谁乖，谁就有家。党育新觉得自己最乖，肯定讨人喜欢。最终，老大党育红被选去，因为她没有任何亲戚。
党育新不能去，是因为她终于找到了亲人，她还有个姥姥活着。
她至今对当时的姐姐党育红有种奇怪的感觉，她不知道那是不是嫉妒。她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育红去了奥地利，如今连中文都不会说，也忘了她们，不想回来。
她还说，福利院里，阿姨和蔼得永远像别人家的阿姨，从来没人对她们这些孤儿唠叨过。后来长大了，她很羡慕人家有父母的唠叨。自己没这个唠叨，心里总是空落落的，不知道自己何处会碰壁。
9岁那年，她被送到姥姥家。她说，她和姥姥有亲情，生活却没保障。姥姥没有工作，生活很苦，需要舅母给生活费，每月20，还要“看人脸色”，有寄人篱下的感觉。孤儿院虽然苦，但毕竟不用为生计发愁。党育新很想回福利院。
她给福利院的阿姨写信，希望他们来接她。她不知道石家庄的孤儿院(育红学校)1984年已经解散。等了许久，也没有阿姨来接，她第一次真实地感觉到被那个集体“遗弃”了。
从小没人告诉她长大会怎么样。来例假了，她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她也不喜欢和姥姥说话，姥姥从来没有告诉她爸爸妈妈的事，连一张照片都没有。
2004年姥姥去世，党育新开始觉得姥姥不容易——因为死了女儿，自己再苦也要把外孙女拉扯大。
汶川大地震发生后，党育新就跟着唐山心理干预援助团来到绵阳。她知道自己心理也有点问题，但内心里想到汶川来看一看32年前废墟中的唐山和她自己。
她在医院抱起“黄豆芽”那一刻，终于明白做一个母亲的不容易。
两代遗孤的归处 到了绵阳，党育新和她的唐山心理干预援助团，最想去福利院看一看。
5月21日，听说梓潼儿童福利院安置了一些地震孤儿，党育新和她的唐山心理干预援助团，马上包车来到这个离绵阳有近一个小时车程的地方。
这是一个7人的队伍——只有两人不是专业心理咨询师，一个是担任领队的中国共青团唐山市委书记，另一个就是地震孤儿党育新。
经过反复协商，党育新和同事们终于获准进入戒备森严的梓潼儿童福利院。院大门上挂着一块小黑板，上面写着“此处只有安县孩子，无北川孩子，意欲领养者请三个月以后再来”。可见此处并不乏来访者。
这是一栋两层小楼，楼上是孩子们的宿舍。孩子们都聚集在一楼的院子里，好奇地看着这些来客。
党育新一眼扫过去，心里不禁悲凉。近30个孩子里，一眼就能看出好几个孩子是残疾儿：白化病、智障、毁容。一个5岁的小男孩靠近打量党育新。党和他说话，他不应。老师走过来说，“他有严重的癫痫”。
只有几个小男孩比较活跃，他们对来客手中的相机发生兴趣。当来客举起相机准备拍他们时，他们立刻摆出姿势，露出微笑。
这几个小男孩就是此次大地震的临时孤儿，他们是安县小坝小学二年级的学生。自地震后，这个学校的一部分学生来到了这里。
如今剩下5个孩子，无人认领。老师说，他们成为孤儿的可能性很大。
党育新搬了个小板凳，坐在一个叫张显林的小男孩身边。他今年9岁，大地震时正在学校睡午觉。他还有个弟弟叫李钢，是双胞胎，两人一个班。当时，弟弟在教室里玩，他叫弟弟赶快跑。所幸两人都平安跑出。
“你和你弟弟怎么是两个姓？”党育新不解。
张显林不语。他低头玩着手中的钢丝，一根牙签粗的钢丝被他硬生生折弯。他的手心被磨得通红。
“你在班上学习好不好？”党育新问。
“我期中考了95分。”张显林笑了笑。
“我儿子和你一样大，他可没你学习好。”党育新笑着说。
这时，一个与张显林长得很像的小男孩也搬凳子坐了过来。他解答了党育新的疑问。“我哥被我爸"卖"给张家了，不过哥哥经常回家玩。”小男孩叫李钢，张显林是他亲哥。
张显林的头更低了。党育新发现，他的裤子右侧破了一个大洞，而穿拖鞋的黑乎乎的小脚，指甲已经很久没有剪过。
“你们在这里吃得好不好？”党育新低声问。
“挺好的，中午吃黄瓜。”张显林说。
从双胞胎兄弟俩的叙述中，党育新逐渐明白了他们的故事。
弟弟舍不得与哥哥分离，张显林也经常回家玩。妈妈生下他俩3个月就走了，据孩子说是因为爸爸妈妈没有结婚。他俩还有个哥哥和姐姐，比他们大10岁左右。妈妈走后，李钢的爸爸很快再娶，后妈对李钢还不错。
张显林不爱说话，有些忧郁。兄弟俩一起，弟弟抢着说话，头脑清楚，个子也比哥哥高，身材更结实。弟弟说，自己家是瓦房，哥哥家是木头房。
大地震后，不论是亲爸爸还是继父母，都没有来找过这两兄弟，他们很想念亲爸爸。他们不相信自己的所有亲人都不在了。
那天，是他们到这里的第5天。虽然对这里完全陌生，但兄弟俩又能在一起，玩得很开心。
两兄弟现在最怕的是被收养，因为那意味着又可能被分开。
临末，党育新让张显林在笔记本上写几句话。他很快写下：“我希望爸爸妈妈把我们……”他想写“接走”两个字，但写了半天都不会写。育新写给他看，还让他写“我要做个勇敢的孩子”“我要照顾好弟弟”。
张显林歪歪扭扭地写完。党育新问他，你明白这两句话的意思吗？张显林重重地点点头。
那一刻，党育新的心不由得一颤。
心灵余震 很多年前，也有一个阿姨对她说，你要好好照顾好自己的妹妹——党育苗，同样的一个孤儿，比她小一个月。还有一个姐姐，比她大一个月。她们三个姓党的孤儿，自此成了姐妹。
党育新记得自己爱笑，一乐就两个小酒窝。育红很老实，育苗老哭。三个躺在床上，育苗一哭，大家就害怕。
5岁时，老大育红被一对奥地利夫妇领养走。后来育新到了姥姥家，和育苗也分散了。三姐妹的命运自此不同。
直到20岁，她们才再次见面。
育红已经完全是个外国人，文身，抽烟，喝酒，不想回来。育新感觉自己还很单纯。
不像育苗，所有人都说，她这个妹妹变了，就是因为一直生活在福利院。15岁，育苗受到国家主席的接见，自此有点飘飘然，老师说话她也不听了，很多人批评她：你只不过是个孤儿，没什么贡献。
当时的她，却不这么想。领导来慰问，对她说有什么事你来找我，自此她就相信，真以为自己能通天。“小时候福利院的孩子都相信这种话，长大了才明白这是成人的话。”党育新幽怨地说，“我从很小就不断有人来给照相、拍片，我都习惯了。每年7月28日的纪念日我都好忙，忙着接受采访，上电视。每年说的也都是那些。我一般都不拒绝，一拒绝别人就觉得我拿架子。我没什么事迹，不就是摆在那儿给人看吗？总让我感恩，从没人关心，我能活下来就是一个奇迹。”
1999年，党育新的婚礼，她请来中共唐山市委书记做自己的娘家人。她说这也是别人精心策划过的。
如果细心观察党育新，就会发现她似乎已经习惯了镁光灯。夜宿帐篷，她依然坚持每天化妆，描眼线。面对接二连三来采访的记者，说出来的话一套又一套。
党育新总说一句话，我姓党啊。于是大家都开玩笑，跟着“党”走。她善于察言观色，协调与众人的关系。与她同团的唐山心理学专家檀立却认为她很少表达自己真实的想法，过于压抑自己；看上去光鲜亮丽，其实内心很苦闷。
檀立说，她自小就被灌输要坚强，要感谢党，久而久之她也这么想，但冷暖自知。
只有在喝酒时，才能看出党育新的真性格，她喝得比谁都凶。
5月19日，党育新在绵阳社会福利院还见到一个明星“地震孤儿”——12岁的北川女孩刘小桦。
大地震发生后，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九州体育馆看望灾民，刘小桦在边上不停地抽泣。她的奶奶、弟弟和两个表妹遇难，父母生死未卜。温总理拉着她的手说：“别哭，政府会管你们的，管你们上学，管你们生活。”随即，年过花甲的总理也流泪了。
这条新闻感动了无数人，刘小桦的姐姐也因此找到她。另外听村民说，她的爸爸妈妈都在，正在北川救灾(现已确认，父母还活着)。
自此，刘小桦的平静生活被打乱，绵阳社会福利院的负责人王老师告诉记者，每天都有20家媒体来找她采访。“这个小姑娘已经有点飘飘然了。”
党育新与她聊天，几乎成为了一场实况转播——两代地震孤儿的倾谈，现场有5个镜头对着她们。
刘小桦笑吟吟地对着镜头说：“我有3个同学在地震中死了，还有一个同学脑袋里的东西流了出来……”
党育新脸色变得发紫，丢下“转播现场”，逃离开去，躲在角落里，许久情绪都不能平复。
(责任编辑：高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