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美国337调查的应诉工作中，美国本土执业的律师无疑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那么，中国律师在中国企业应对美国337调查中究竟应该是什么样的功能定位呢？我认为，这里的中国律师应该是一个较为宽泛的概念，包括在中国律师事务所执业的律师和在外国律师事务所中国办事处执业的律师。
这群人在中国本土生本土长，因此熟悉中国文化、中国法律制度以及中国公司情况。
首先，中国律师可以是美国337调查案律师团队的核心成员之一。一个337调查案的应诉律师团队少则几人，多则数十人，但核心成员不过寥寥几人而已。例如，对于一起涉及专利侵权的美国337调查案，一个合理搭配的核心成员团队可以由一位专长于337调查的诉讼律师，一位精通涉案专利技术的专利律师和一位熟悉337调查的中国律师组成。这种组合对于中国企业的价值在于：337调查经验将保证现阶段都是作为被告的中国企业可能很快扭转局势，在应诉策略和诉讼节奏的掌握上，为中国企业把关；专利律师则从调查涉及的技术内容方面为案件的抗辩如专利无效和专利不侵权等提供实质依据；中国律师负责与中国企业的沟通协调以保证案件的顺利推进，同时承担案件最烧钱的证据交换(Discovery)程序中的大部分工作，而证据交换程序是为行政法官裁决提供证据，是整个案件的基础。
尽管目前少有中国律师实质承担337调查中的证据交换工作，但是，这一块是中国律师真正的价值所在。原因有二：一是中国律师熟悉中国文化、中国法律制度和中国企业情况，这在证据交换程序中能够保证办案效率，同时为中国企业节省大量的时间和金钱。举个例子，在我代理的一起美国337调查案中，我方在证据交换中提供的一份材料是某行政机关的一份红头文件，这份文件的抬头就是“各有关单位”，中国人都知道这种抬头的含义。但是，原告律师却花了约一个小时反复询问“各有关单位”的含义。当时就想，原告的律师团队如有中国律师，我们的日子就没有这样好过了。
确实，在律师到企业的实地取证过程中，中国律师语言文化的优势能够帮助中方企业节省大量的时间和金钱。试想，当美国本土的律师带队到中方企业现场取证，与中方企业管理团队或技术团队沟通很多需要口译帮助，大量的中文材料还需要翻译以确认是否应该提交，翻译有时真是差之毫厘，失之千里。要知道，在短短十天内处理中方企业的巨量文件，精确理解企业情况并快速回应美国337调查程序要求，这对于语言文化毫无障碍的中国律师而言已经是一大挑战，何况是远道而来事事需要翻译帮助的美国律师？
二则中国律师如能起草有关文件要求(DocumentRe-quest)的回复和问卷(Interroga-
tory)的回复，则中国律师的成本优势尽显。中国律师在掌握企业第一手材料的基础上消化理解全案证据，进而撰写证
据交换中要求的各种文件，大家都知道，律师业务办理过程中，“二传手”之类的中间环节越少，中国企业越能节省费用。我最近代理的芯片调查案中文件要求的回复和问卷的回复以及证据交换中的很多文件就是我自己起草撰写的，从而协助中方企业以最低的成本最大限度地维护在海外的合法权益。对于中国律师事务所执业的律师来说，由于律所运营成本的不同，中国企业聘用中国律所执业的中国律师当然能够更好地节省办案成本。而这一点在美国337调查中尤为重要。因为美国337调查的律师费用高昂，一单涉及发明专利的337调查案的律师费常常数百万美元。
同时，中国律师在美国337调查案件办理过程中可以承担专案临时法律部的功能。很多中国企业已经设立了法律部门，但是，苛求中国公司的法律部门了解美国律师法律服务市场以及美国337调查这一特殊专业领域就太不现实。因此，在大多案件的办理过程中，中国律师尤其是在中国律所执业的律师在某种意义上还做了公司法律部门的工作。例如，在赖氨酸调查案之初，我们为被诉中国公司介绍了美国337调查律师圈子的情况，并配合公司从几十家美国律师事务所中选择了四家面谈，最后再协助公司挑选公司认为最适合的美国律师。对于中国律所执业的中国律师，如果中国所与美国所在律师费上分开计算，那么，中国企业大多会要求中国所律师在案件重大策略上提供独立的参考意见，并对美方律师的费用把关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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