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政七日：谁来决定干部的“乌纱帽”？(图)

本期看点

　

　　廉政视点

　　由人保部、财政部、税务总局等10部委联合成立的“社会保险基金专项治理工作部际领导小组”，自今年6月起，开展为期一年半的社保基金专项治理工作。

　　专项治理工作已经进入部署启动阶段，到明年年底结束，最终还将向中央纪委和国务院提交专项治理工作报告。

　　8个月前，党的十七大报告中首次明确提出要“提高选人用人公信度”，把选人用人的评判权交给群众。现在，中组部的“民调”，既可视作是对中央精神的贯彻落实，更释放出这样的信号——今后，干部的提拔任用、官员“乌纱帽”的去留将更多体现“公议”。

　　干部选拔任用制度，是要保证党的执政理念通过合格优秀的干部，加以执行推进，真正造福一方百姓。但在一些时候一些地方，选拔谁、怎么选、谁来评，这类“党务工作”常常由有关部门“闭门决定”，公众知道“结果”即行，不必公开“过程”。

　　本次调查中，75.2%的人明确表示官员拿出场费是类似贪污受贿的腐败行为。73.4%的人认为这是官员“灰色收入”的来源，也是滋生腐败的温床，60.0%的人认为这往往成为一种权钱交易，52.0%的人认为这是利益驱使下的“官商互取”、“公权私化”，只有8.3%的人认为拿一点“辛苦费”属人之常情，不算收受贿赂。

　　一位“反腐败的战士”、“廉政工作的倡导者”何以能“日进万元”？奥妙在于，这些反腐措施也好，这些反腐制度也罢，都是针对下属与他人的，却对陈双全本人失效。高速集团审计处当初是否对陈双全进行过审计？审计处的人拒绝了记者的采访。而陕西省交通厅厅长曹森认为，主要在两方面监管失效：一是高速集团原领导班子原则性丧失，将集体领导变成了陈双全的个人领导；二是高速集团制约机制缺失。陈双全更是一语道破天机：“"一把手"给下级一个电话，即使是不合理的要求，下级也不敢不听，还敢奢望让下级监督上级？根本就不可能。”

6月25日，陈双全在《刑事裁定书》上签字。

　　对于信阳市的处理意见，网民态度可谓“喜忧参半”。喜者，短短几天内信阳官方便做了回应，网民没坐“周老虎的冷板凳”，不必在八个月后才等到有关方面含糊其辞的正式答复；忧者，对于这起群体性腐败行为，从“高度重视”、“严肃处理”之虎头到“行政警告处分”与“深刻检查”之蛇尾，最终问责仍只能回到行政内部的“同体问责”。

警钟长鸣

　　7月14日，安徽省阜阳市人大常委会终止了张治安阜阳市人大代表资格，批准汪成辞去颍泉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职务。

　　从警23年，主管刑侦工作15年的张建明，曾因刘涌案等打黑案件，被辽宁当地媒体称为“打黑英雄”。由一名派出所警员到沈阳市公安局副局长，45岁的张建明用了十几年。而在他成长的过程中，他“涉黑”的朋友郝万春也不断“发展”着自己。他们的路，方向不同，却又紧密相连。

　　作为沈阳市公安局现职最年轻的副局长，张建明曾被认为“前途无量”。而在这个夏天，他与一帮“涉黑犯罪组织”的人一起站在了法庭的被告席上。

　　90年代后期，殷解路为了获取经济利益，在时任沙河市副市长的二哥殷解放帮助下，强取豪夺，获取了沙河市上关第八煤矿(后改称恒信煤矿)的经营权，并通过非法开采国有显德旺煤矿的资源，获取了大量非法利润。之后，殷解路又以注册公司、开办企业为合法外衣，陆续纠集殷延哲、王刘柱、霍江海、彭二现、殷延星(在逃)、王占民等29人，以聚敛钱财、扩大影响为目的，大肆进行故意伤害、聚众斗殴、敲诈勒索、非法拘禁、寻衅滋事、盗窃、非法采矿以及非法买卖、运输、储存爆炸物等多种违法犯罪活动，积累了雄厚的经济基础并用于支持其组织活动，逐步演变发展成以殷解路为核心，以殷延哲、王刘柱、霍江海、彭二现4人为领导，以王占民、孔海社、张入现、彭军校等十多人为骨干，具有明显黑社会性质犯罪特征的组织。

　　当地警方昨日证实，河南省商丘市未来农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商丘市人大代表吴振海7月2日被刑拘。吴振海曾入选奥运圣火传递商丘站的火炬手，原本计划本月26日参加接力。

　　廉政论坛

　　民调、民意、公信度，被主动纳入干部任免的标尺，并付诸实践，引发热议。网上、民间一片叫好声中，某些中国官员也开始发出“做官难”的感叹。

　　就在中组部“干部满意度民调”的举措公布后，一位地方官员即私下抱怨：“这官越来越难做了，不仅要唯上，还得唯下。”从其话语间可以看出，目前想在中国官场获得升迁，仅靠“听上级话、站好队”是远远不够的。

　　不难看出中纪委“七不准”要求的明确性、严肃性以及强烈的针对性，可视为给处在上述特殊环境之下的国企老总们戴上的一道道金光闪闪的“紧箍咒”。接下来的情景大体可以预料：只要有权力、有责任“念咒”的人较真，无论念哪一道咒语，都会令他们头痛难忍；换一个以前常有人使用的“高压线”的比喻，由“七不准”所形成的这七条高压线想必也能产生一定的威慑、警示作用，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遏制其职务腐败等各种不良行为。

　　不过从整体上看，要想真正“管束”好国有企业领导人这个特殊的群体，仅仅靠“七不准”显然是很不够的。“七不准”的所指都比较具体，正因为具体，可能无法涵盖国企领导人可能发生腐败行为的各种具体情形。

　　吴蔚荣表示：我们要将百姓的“上访”变成官员的“下访”，不要等到他们来上访了我们领导干部才去解决，市政府领导和街道、村干部每个月都要拿出几天时间去一些企业和村里了解情况，尽早了解情况，尽早帮忙解决情况，我们不仅要发展义乌，也要多了解义乌的民情民意。

　　秦山核电站家喻户晓，秦山核电应急办却鲜为人知。法庭上的庞乐明始终声称核电应急办是政府的公关机构，开支都是由于“上面来人”，话语间不时透露着神秘感。

　　服务窗口无人上班，机关里面上班玩电脑，社区草坪停满车辆等等不文明行为，都遭到了“曝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