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峡工程九月中旬正式运行 地质环境面临新考验

　　《瞭望》文章：三峡骊歌

　　如果说三峡工程是一座丰碑，那三峡移民便是铸就这一丰碑的奠基人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汤耀国

　　空空荡荡的黑黄土地上，还闪动着两团绿色，67岁的余代舜一看便知，这是原县委办公楼旁的两棵大黄桷树，在清库时特意保留下来，以作老城人的寄托。

　　今年6月，重庆开县，随着南河大桥在几声巨响中倒塌，千年古城汉丰镇正式在历史舞台上谢幕。为了给175米高程的江水让道，15万开县人在两年内收拾家当，迁到山上，进了新城，加入124万三峡移民的庞大队伍中。

　　大江从此阔，骊歌一曲长。两个多月过去了，前来凭吊者仍络绎不绝。回望家园的眼神中，悲欣交集。过去十几年，百万移民和20个库区县区，在国家超级大工程的共同背景下，演绎着各自独特的故事。

　  岸边的守望者

　　蓄水最高位前夕，《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再访三峡。

　　越来越宽的江面，让“峡谷”有些名不副实了，但巫峡仍是美丽的。没有水流湍急，只有静水流深，不再那么幽深秀丽，多了份历尽沧桑后的稳重。从疾驶的飞艇上看过去，青翠的山岸上，每每有几栋或灰或白的崭新民宅点缀其间。

　　只是，隔岸观人，无从想象他们的生存之道。由重庆至湖北，本刊记者沿江所见，当地居民，在沉默中为三峡付出——长草长灌木的青山上，难以像往常一样种粮食、蔬菜或果树；发电通航的江水里，鱼虾也越来越少、越来越小；外人罕至的地方，不知能养起怎样的生意。

　　许多精瘦的巴中汉子，一身力气与种植技术无处去使。就地后靠的农村移民，人均1万多元的生产、生活安置费基本都用来建了新房，甚至还不够。在山上开荒改土分配的坡地，面积少，土质与以前江水冲积的平地更不可同日而语。

　　重庆市巫山县培石乡村民谭少权曾试着下种10斤小麦，结果收获14斤。由于这些土地的坡度大都在25度以上，2005年开始便退耕还林，好歹还能拿到220元一亩的补偿款。讲起这些，培石乡乡长吕岱直摇头。

　　都说好汉不提当年勇，但怀旧总是难免。培石乡柴承家站在家中后阳台上，指着楼下的江水，如数家珍：江水下面，本有他家的一亩多地，此处海拔低、土质肥、气候适中，种上柑橘，每年10月初就收获，可卖万把块钱。江水下面，还曾有他家的一个商店，卖点小百货、快餐，一年至少可赚3万块钱。另外，像他这样的劳力，还可在码头上干些搬运、装卸活，每天有几十上百元的工钱。

　　培石乡有“渝东第一镇”之称，这里的煤炭码头曾辉煌一时，那是附近绝大多数村民的主要生活支柱，也是他们面对外人时引以自豪的谈资。1995年，

　　“渝东第一镇”成了“渝东首搬第一镇”。荣耀，变作首先为国家作出了贡献。

　　“三峡工程，对我个人影响事小，但对国家的好处大。”柴承家如是表白时，神情淡然。

　　但这么多年过去，他依然无法割舍过去的繁荣光景。最初几年，从1997年一期蓄水90米，到2003年二期蓄水135米、培石老镇永沉江底前，柴承家始终不愿意承认注定无可挽回的结局，一直幻想码头仍会保留，人气仍会兴旺，他在岸边搭了个临时帐篷，江水每涨一步，每淹一截，他就向山上后撤一段。

　　当其他村民陆续迁到山里面两三公里处的新镇后，柴承家和另外几户人家选择留在江边，这里离老家最近，也是守候未来机会的最佳位置，“听说抱龙镇那边开发了铁矿，说不定码头又会恢复起来。”他给自己打气。

　　楼顶的菜园子与柴承家守在岸边不一样，重庆开县农民李银中决定到城里闯一闯。这个四口之家原本的生活就很紧巴，年收入两三千元的几分蔬菜地，是他全部的生产资料，一栋一楼一底的房子，是他几乎所有的财产，2005年，以此获得的7万多元移民补偿，是他这辈子拥有过最多的现金。

　　7万多元还没捂热，很快就换成城里一套120多平方米的新房。三年了，除了以前的旧家具、电器，空空如也。

　　8月16日记者见到李银中时，他刚应聘回来。街头小广告说一家窗帘店招安装工人，他找过去，店主一听他50岁“高龄”便马上回绝，“你要摔下去我可负不起责。”

    又一次失败并没有带给他过多的失落，三年了，习惯了。

　　他和45岁的妻子陈云秀，能做的只有种菜。移民搬迁时，由于山上不好种菜，两口子选择进城自谋职业，摇身一变为“居民”。然而，除了能享受每月一百多元的低保，他们不知道这一点还有其他什么意义。城里确实比村里热闹、漂亮，开县移民新城是新巴渝十二景之一，搬到这里的很多老城人都引以为傲，李银中有时也感到与有荣焉，但他更希望在家外面找到自己的一份“地盘”。

　　屋顶上，就是他们充分利用的地方。当初为省钱买了八层顶楼的房子，现在看来真是个明智的决定。两口子在那里种上丝瓜、苦瓜、辣椒等，虽然赚不了钱，但可以少花些钱去买菜吃。“南瓜要三毛钱一斤，洋芋要五毛，贵呢。”陈云秀伸开五指比划着。

　　隔壁一家的屋顶上同样种满了菜，比这对菜把式种得还要好。李银中没办法，1米6的瘦小身材，还有胃病、血栓缠身，他实在担不动太多土爬过八层楼梯。

　　两口子以后的指望全放到在做电工学徒的儿子身上，7月底的一次接访日，陈云秀试图请县长给儿子找个“有保障的固定工作”，“有一个工作，我们全家就都不要低保了。”

    闲与愁

　　原本素不相识的人们，由于三峡而因缘际会。

　　周远梅不知道自己年纪多大，反正是“55年生的”，她不懂算术与文字，当年可是村里数一数二的喂猪好手，加上丈夫当砖工，房子修了两栋，全是一楼一底，“都是沙砖砌的”。

　　83岁的程地藏，抗美援朝的老兵，1980年代的“先进个体户”、“5万元户”，“还上过电视呢”。

　　他们所在的地方，原属四川省万县市龙宝镇双河村和万全村，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远近闻名的小康村。“那时候真是寸土寸金”，原万全村村民沈宝瑛说，这里的蔬菜远销到开县、梁平，她一个人卖蔬菜，就可供两个小孩从小学一路上到大学。上世纪90年代初，3000块钱一部的电话，40%以上的村民家里就都装上了。

　　现在，这里已叫做重庆市万州区双河口街道学堂湾社区和螺蛳包社区，是集中安置移民的地方，更确切地说，是安置那些无根无据、无依无靠的移民。

　　原来的村民变成占地移民，与迁进来的水淹农村移民、城市纯居民移民、关破企业下岗职工移民一起，在政府的统一规划下比邻而居。

　　黄德清清楚地记得那一天是2000年5月10日，这位在和平广场开服装店的小商人，为了赶到学堂湾移民社区看看新家，在半路上被车撞倒，脑部受伤，住院70多天。出院后和丈夫找个小货车，加两根扁担，便把家搬了过来。

　　“这里只有一件事满意，就是空气好。”一身是病的黄德清说。

　　这里没有工业污染，没有农业污染，连生活污染都很少。这里的黎明、白天与黑夜，都静悄悄。

　　一开始，社区街道两旁也配备了很多商业门面，补偿给淹没城区里的原门面户，但十有七八都紧闭着大门。

　　“没有人气，没有商气啊。”王长德说。不过他的店倒是天天开门，“要为政府争光”，他自嘲地笑笑。他的妻子张世凤说，头一天，总共卖出了两支冰棍，四五包烟，一块五一包的芙蓉牌最“畅销”。此店地处“双河口商业步行街”，“八年了，还是这么冷清。”

　　闲得慌，愁煞人。王长德后悔当年太大手大脚，没有攒下钱。凭一个180平方米的糖果作坊，1985年，他就购置了一辆两万多元的摩托车，用起了一万

　　多元的“大哥大”，在现处江底的原沙河路一带，数起有钱人，少不了他一个。

　　现在，和社区其他多数人一样，他要不就在家里发呆，要不就在社区游荡，偶尔，还会出去“反映一下情况”。

　　命运大洗牌

　　不是所有人都在感伤中徘徊不已。

　　对于三峡给整个国家和民族带来的利益，库区百姓鲜有怀疑。但对于自身，却有不同的处境与感受。承担代价的能力不一样，面临的“机遇”与“挑战”也因人而异。

　　尽管怀念旧城时光，“毕竟在那生活了60多年，还是有感情”，余代舜还是更享受新城的生活。

　　5年前确定要搬迁的时候，他就“心情迫切”地想住新房子。他如愿以偿。不仅房子更新更大，院子里还有老少皆宜的健身器材，外面的街道也比老城宽得多、干净得多。这位做过车辆调度员的老人自己虽然没有养老保险，但儿子挣钱不少，供养有余，而今正是颐养天年之时。

　　同在开县汉丰街道凤凰社区都市新民居六组团的侯达兰也是如此，53岁的她来到新城后似乎更年轻了。丈夫在食品公司工作，让她不用担心生计，每天傍晚，她便到市民广场去跳“坝坝舞”，大理石的地板砖，还有喷泉伴舞。以前在老城，想跳舞就只能去泥土飞扬的体育场。

　　重庆市云阳县盘龙镇活龙村的移民身上的幸福感更为实实在在。尽管江水也淹没了部分土地和房屋，但县城却从30公里之外迁移到这个村子附近，凭着保留下来的和新开荒的土地，种上蔬菜再卖到县城。村支书王槐仲称，村民的整体生活水平要高于搬迁前。

　　不过，“活龙村不能代表库区。”王槐仲说。

　　重庆市奉节县窑湾村和堰沟村，便是另外一种命运。水淹之前，这里离县城只有十多分钟的步行距离，土地肥沃到号称“一碗土、一碗饭”，甚至“一碗土、三碗饭”，一年可种三季到四季蔬菜。原窑湾村村民陈明东说，他家里原先仅仅2分蔬菜地，一年便可挣3万多元。“那时候，我们窑湾的姑娘外嫁，户口还舍不得转出去，所以有很多上门女婿。”

　　这一切被江水淹没后，机会再一次与他们擦身而过。许多窑湾村民安置到了宝塔坪，宝塔坪原拟作为新县城所在地。但搬迁之初出现的一次严重地陷，

　　把宝塔坪挤到城市的边缘，奉节新城搬到了20多公里外的三马山。经宝塔坪去著名景区白帝城的游客，也多匆匆而过，政府免费提供给移民的几十个公益旅游摊位，留不住游客的步伐。更何况，去白帝城的人也日 见减少。

　　获得过一次安置的移民只能守在原地。湖北省巴东新县城也因地质原因多次搬迁，在旧城淹没前，最初选址黄土坡作为新城并开工建设，但事后发现那是一个巨大的滑坡带，于是中途改址。而今的黄土坡，与奉节的宝塔坪、万州的双河口等移民新区一样，都有空心化、“孤岛”化态势。

　　除地质条件、移民规划原因外，市场商机也捉摸不透。重庆云阳县移民局副局长贺元国介绍，1998年，云阳四套班子首先搬到新城杏家湾时，附近的商铺卖到六七千元一平方米，人们以为那里将是必然的闹市区，但事不随人愿，后来那里的商铺价格下降到了每平方米两千元以下。

　　奉节新城也有这样的故事。始自一个临江码头的商业步行街，在1990年代末搬迁时，是当时绝对的黄金地段，只有旧城原一类门面户才能得到此处的商铺补偿。但随着陆路的发展，临江的步行街逐渐衰落，有移民心生不满，去问有关部门，回复是，“你们是已经安置过了的。”

　　大政策与土办法

　　175米水位牌插遍了大江及其支流边，静静地等候着。在巫山小三峡一艘游船上，导游小姐用不无煽情的口吻说，明年再来，就不是这个样子了。

　　截至2008年6月底，三峡移民已累计搬迁安置124万多人，淹没涉及的12座城市和114个集镇已完成整体搬迁。

　　8年试点，15年正式搬迁。按“搬得出、稳得住、逐步能致富”的目标，百万移民这一世界级难题完成了前1/3。

　　作为四期移民的主战场，开县用不到两年的时间，就集中搬迁了15万多人。移民局副局长颜怀美以“神速”、“奇迹”来形容这一进展。

　　背后的过程，是“没日没夜地干”，“在不违背大的移民政策前提下想尽一切办法”，“表现突出的火线提拔”。颜怀美说，这是一项很有挑战性的工作，尽管有时也感到无奈。

　　无奈，主要源自刚性的政策与移民诉求之间的差距。

　　“搬得出”的硬性政治任务，400亿元移民资金（静态），以“双包干”的方式交付地方。同时，一部《长江三峡工程建设移民条例》，划定了不可逾越的法规边界。

　　纵观国家的三峡政策，较大的改变只有1999年的“两个调整”，即农村移民安置由就近安置调整为本地与异地安置等多种方式安置，鼓励和引导更多的农村移民外迁安置，工矿企业迁建调整为进一步加大结构调整力度，关停破产淘汰一批。

　　400亿元资金摊到库区124万移民头上，除掉基建、环保和其他相关项目，移民人均拿到手的补偿只有1万多元，以这个数额来“买断”，“我们的移民确实是顾小家，舍大家。”许多移民干部都这般感叹。

　　“我父亲是以前国民党的军官，后来被打倒，然后又平反。我们做子女的从小就习惯听党的话，听政府的话，做个老老实实的公民。”万州移民黄德清说。

　　但人人心中有都杆秤，一旦过于失衡，难免生起不平之气。经常有移民问政于地方政府和移民部门：为什么同样是拆房、征地，移民补偿与一般城市拆迁、农村征地的差距那么大？为什么同样是移民，1999年后的移民可以外迁到发达地方，我却不可以？为什么别的县允许自谋职业安置，我们这就不允许？

　　为什么我以前在黄金地段做生意，现在不给我最好的门面？为什么同样是我的房子，1992年后的就不能补偿？为什么说是要“使移民的生产、生活达到或者超过原有水平”，过了这么多年，我还赶不上原来的生活水平？为什么……

　　多个库区县区的干部估计，仅就搬迁因素而言，有大半移民确实生产生活条件下降。万州区公安局一位干部说，“必须对老百姓讲明，以前的移民政策就是吃亏的政策，不讲清楚，老百姓不服气。”

　　三峡移民条例规定，“采取前期补偿、补助与后期生产扶持相结合的方针”。“补偿”不等于“赔偿”。云阳移民局副局长贺元国拿起一个杯子解释：假如这个杯子值5块钱，给你打碎了，赔偿就是直接赔5块，但三峡移民不是这样，先补偿3块，后面再扶持2块。

　　“光靠那些补偿资金，肯定是完不成任务的。”万州区移民局纪检组长许盛军坦言。巫山县移民局局长王祖乾也说，一些移民的诉求合情合理，却不合法，不合政策。

　　三峡移民工作实行统一领导、分省（直辖市）负责、以县为基础的管理体制。国家政策刚性如此，地方不得不千方百计使出种种“土办法”。国家和省市“发包”下来的任务，区县进一步“发包”到各单位和干部个人，除了专设的移民局，其他各部门几乎也成了不同程度的“兼职”移民部门。

　　许盛军等移民干部的共同招数是：跟移民喝喝酒，勾兑勾兑感情，帮他们解决一下子女上学、就业等实际困难，“拿热脸去贴冷屁股”。

　　还有一个“秘诀”，也是动员搬迁时广为采用的，但大都心照不宣：通过单位办公经费节约，或干部捐款集资，用钱把人“劝”走。“有钱的部门做起来就比较轻松。”某县一个“清水衙门”的干部说，之所以秘而不宣，是因为一碗水须端平，否则引发攀比，按下葫芦浮起瓢。

　　“逐步”要多久

　　“移民搬迁结束了，但安稳致富还处于攻坚阶段，这也是最困难的时期。”奉节县委书记刘渝平说。

　　“移民对政策的研究程度甚至超过一些干部，比如经常跑过来问，什么叫‘逐步能致富’？‘逐步’要多久？”作为移民干部，王祖乾自己也疑惑：过去二十多年做了“搬得出”第一步，“稳得住”、“逐步能致富”要多少年？

　　在王祖乾看来，“稳得住”和“逐步能致富”需要同时进行，看到生活改善的希望，才有稳定的可能。因此，对移民的后期扶持力度与速度应该加大、加快、延长。

　　对移民干部和维稳干部而言，当下挑战并不亚于集中搬迁之时。万州区政法委副书记刘平说，当地干部中流传四句话：“搬得出，压力大；安得稳，风险大；能致富，挑战大；移民稳定，脑壳都大。”

　　国家和渝鄂两地的三峡移民后期扶持工作从2004年开始启动，其中，国家连续十年投入30多亿元用于三峡移民的后期扶持工作。2007年3月8日，胡锦涛总书记在参加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重庆代表团审议时，对三峡移民工作和库区发展提出“三有一新”要求：要坚持开发性移民的方针，完善扶持政策，加大资金投入，加快库区产业发展，着力解决移民就业，努力使库区群众基本生活有保障、劳动就业有着落、脱贫致富有盼头，同心同德建设和谐稳定的新库区。

　　今年8月21日，国务院三峡办与重庆市政府签署了《关于加强三峡库区后续工作促进重庆城乡统筹发展合作框架性协议》，双方将争取实现三峡库区移民安稳致富，具体目标为三峡库区发展近期2012年前，达到重庆市平均水平，远期2020年前，与重庆市其他区县同步实现全面小康。

　　在库区干部和百姓看来，相关举措无疑是雪中送炭，点燃希望之火，以兑现当年的承诺。但仅凭这些，还不够取暖，也不足以解燃眉之急。而且，在后期扶持大政策出台之前，大量早期移民转入“后移民时期”已有多时。

　　于是，“土办法”还得用，许多地方的非移民政策包括民政救助等，也越来越多地用来解决移民问题。

　　尽管离巫山县城有几十公里，柴承家等培石乡农村移民，在2005年就地“农转非”，取得领取每月100多元城镇低保的资格，这是他们现在的主要生活来源。“我们为国家出了力，国家给我们解决了低保，感觉还是比较幸福的。”移民谭家贵说。

　　万州区移民张世凤，不久前也获得了一份扫大街的工作，这是万州区及下属街道每年出资购买、开发的3500个公益岗位之一。

　　在开县，对确实无房且买不起房的移民，可以以略高于补偿款的价格购买经济适用房，较之市场价，平均每套少掏七八万元。

　　巴东县官渡口镇楠木园村的移民，1998年就地后靠之后，45度的贫瘠坡地委实难以为生，经特批，于2006年再次安排两百多人外迁至江汉平原的江陵县。还有生活补贴、社保补贴、逢年过节送钱送肉……

　　多管齐下，改善了现状，稳定了情绪，“让移民看到了希望。”奉节县移民局局长张剑说。但包括他在内的库区干部，面对未来并无轻松感。尤其是失地与失业这两座压在移民身上的大山，使安稳致富工作整体上仍举步维艰。在淹没企业集中关破之时，库区很多区县的失业率曾高达20%左右，目前大都在10%左右。

　　巴东县移民局副局长谭联才介绍，巴东自1999年始对36家淹没工矿企业关破、改制，在所涉的近4000职工中，只有约20%有一技之长，生活无忧，另有约20%，过得“马马虎虎”，还有60%就业无门，全仗低保为生。

　　一方面通过技能培训、帮助联系岗位等方式尽量推动就业，一方面低保和社保兜底，是库区政府扶持困难移民的两个主要手段。2006年，奉节县解决零就业家庭问题时，就如动迁时期那样，由各部门分片包干，县委书记刘渝平说：“我也联系了公安局，帮助一个移民当了协警。”

　　“共和国的三峡”

　　“以前这里有氮肥厂、磷肥厂，2003年关掉了，”现在已是奉节县宝塔坪鱼复社区居委会副主任的陈明东说，“要是再搞个大工业，我们这儿的人就有出路了。”说罢，一旁闲着的人们都附和起来。

　　在库区，无论是普通群众，还是机关干部，都有一个简明的逻辑：没有足够的产业，谈何充分就业？“要通过经济社会发展为移民安稳致富打下坚实基础。”主政一方的刘渝平对前景持乐观态度。

　　作为库区通病，“产业空虚”由来已久。从地方视角出发，“重创”在于1999年后的库区淹没企业关破潮。在等候淹没、搬迁的几年乃至十几年中，库区获得项目的机会也少之又少。有库区干部心有不甘，甚至用“沉舟侧畔千帆过”、“停滞了十年”来形容。

　　刘渝平不赞同这些看法，“不存在耽误发展的问题”，在他看来，关破的那些企业，本来就经不起市场考验，就如乡镇企业一样，三峡建设不过加速、浓缩了这一进程，“时代不一样，看问题要从客观发展的角度来看。”

　　巴东县移民局副局长谭联才也表示，二十多亿元三峡移民资金，和北京市超过4亿元的对口支援，“拉动了新巴东的成长。”

　　“不能老挑过去政策的毛病，”奉节县移民局局长张剑更相信“来者犹可追”。

　　沿长江而下，在渝鄂库区数个区县探访一圈，听到干部当前发出的最强音，正是“产业强本”。这不仅是为了就业，也是为了地方财政收入。巫山县财政局局长罗良谷说，“逐步能致富，今天就要吃饭。要么给钱，要么引资，实在是形势逼人，不要不行。”以巫山为例，一年财政收入才1.3亿元，库区其他区县也多为1亿多或2亿多元，主要领导和财政局长常有捉襟见肘之感。

　　而今，搬迁已然告终，坐拥廉价的劳动力，正逢沿海产业转移之时，加上三峡库区产业发展基金的扶持，库区干部一个个又感到空前机遇即将来临。

　　三峡库区产业发展基金是中央财政在三峡工程建设基金中安排，用于支持三峡库区产业发展的专项资金。从2004年至2005年，每年安排5亿元，从2006年至2009年，每年安排10亿元，累计50亿元。以投资补助或贷款贴息进行扶持，资金使用上要与安排移民就业挂钩。

　　由于单个项目的投资补助额最高可达项目总投资的30%，云阳县投资促进局局长王辉说：“这是最有吸引力的招商诱饵，”仅去年一年，三峡库区便累计实施产业发展基金项目427个，建成投产116个，实现产值272.7亿元。

　　然而，产业发展基金只安排到2009年，绝大部分库区同时还享受的西部大开发企业所得税15%优惠税率，也将于2010年结束。心怀“断奶之忧”，几乎所有受访的库区干部都呼吁延长这两项扶持措施。

　　库区产业发展还受到诸多制约。库区多位发改委系统的官员历数短板，如产业链条不配套，基础设施不健全，土地、金融要素匮乏，等等。此外，同样的政策、相似的区位环境、差异不大的资源禀赋、薄弱的产业基础、也使库区产业发展面临竞争与“内耗”。一些区县在产业蓝图设计与实际招商行为中，不无雷同之处。

　　三峡工程建设完工后，生态安全与产业发展更是形成两难格局。“国家是要加大库区的城市化进程，还是减缓这一步伐，保护这个国家淡水战略储备库？”奉节县环保局副局长廖晓江成为库区产业发展少有的“异议者”。

　　安稳致富、产业空虚与生态脆弱，三峡库区的三大难题，就这样纠结到一起。

　　解铃还须系铃人。“三峡是共和国的三峡，”王祖乾说，“后三峡”、“后移民”问题已经浮出台面，对作出特殊贡献的移民，还要有特殊的政策，地方政府能力与空间都有限，需要国家拿出“大手笔”。

　　一年前，国务院三峡办移民管理咨询中心处长梁福庆曾公开提出过一个“大手笔”建议，在三峡工程移民120万人基础上，再实施生态移民20万人。在库区采访时，许多干部也有此议，视之为解开此结的良方之一。

　　“如果政府不发展我们这个地方，再给我们找个地方也好啊。”柴承家喃喃地说。在长江岸边守望了十来年后，他似乎有了些倦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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