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财经日报四周年总编辑撰文：中国新出发-搜狐新闻

　　政府与市场：中国如何平衡？

　　冉学东　周小雍

　　往左还是往右，这是个问题。

　　这次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也对中国造成了一定的影响，而一些开放快的行业受金融危机冲击相对严重，民营企业抵御市场波动的能力更差；而垄断行业抵御风险的能力则较强。

　　难道多亏我们在某些行业开放得不够快，多亏我们还保留了那么庞大的国有经济成分？那我们的开放步伐是应该更加强还是要弱化呢？陷入困惑的应该不是少数。

　　由此，我们的思考就是，我国将如何进一步坚持改革开放政策？

　　市场失灵，政府当仁不让

　　“有一些人认为美国这次救市，由联邦政府收购了一些股权，是不是实际上所谓的国有化？我认为这是一个误解。”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员曹红辉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采访时说，是不是国有化，不取决于它短期内是否持有一部分股权，而是取决于当市场失灵的时候，政府应不应当进行干预，以什么方式干预。部分收购银行的股权，就是美国联邦政府进行干预的一种有效措施，其主要目的是恢复存款人对银行的信心，它并没有改变市场机制的基本经济制度。就相当于我们对国有银行进行改制，发行股票上市，而股权的多元化并没有改变中国基本的公有制的经济制度一样。

　　“所以美国的系列政策干预措施没有改变市场进行定价、进行资源配置和风险发现的基本功能。”　曹红辉说，“政府干预市场其实就是所谓的‘路灯原理’或‘灯塔原理’的运用，没有一个市场参与者会干这个事，这种事必须由政府来干，很简单的道理。”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教授周业安说，危机时候的政策是特殊的，不能看成是一个延续性政策，欧美国家向银行注资并不代表国有化，尤其是美国的市场体系就是基于自由市场经济建立起来的，所以银行国有化政策无论哪个政党上台都是不可能的。

　　但是国家向银行注资有两个作用：一是稳定市场信心，这是最关键的。二是政府注资未必不划算。注资并非无偿提供资金，而是提供一个资本金来源，需要有回报。现在在市场有困难的时候注资，相当于在一个低谷期购买便宜资产，其实社会资金也可以这么做的，只是私人机构没这么多钱而已。当市场恢复转好的时候，政府肯定是要撤资的。

　　对外经贸大学教授丁建臣认为，面对失衡的市场，任何政府都必须有所干预。

　　然而在实行政府干预的时候，则不能完全忽视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政府职能是在市场失灵的地方进行补救。

　　欧洲最大最古老的私募股权基金安佰深全球CEO贺马汀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采访时说：“我们看到在英国，政府明显地开始转回到凯恩斯主义。在目前条件下,我个人非常感谢政府有这样的行为。”贺马汀认为在过去一个多月的金融危机中，如果政府没有购买银行股份、购买银行不良资产、向资本市场注入流动性资金这三大救市措施，西方资本市场很有可能就会崩溃。下一步更大的危机不单单是金融，经济也可能会衰退，进入大萧条。“我们为了避免这样的情况出现，肯定还需要政府更多的干涉，包括向企业提供资金，也包括政府自己消费，创造经济需求。”　贺马汀说，“所以我认为，金融机构不应该是学术型的崇尚形而上的主义，而是应该更加实际。”

　　事实上，在面对金融危机的时候，着眼点不应在于是要凯恩斯主义还是新自由主义的问题，而是分清政府和市场的边界，切实加强制度变革。

　　“如果对这个制度框架不进行彻底变革，人类信心恐怕就难以恢复，我讲的是人类，不是单讲中国。”　曹红辉认为，目前我们所玩的整个游戏规则是在二战之后形成的。1944年，各国首脑坐在一起研究二战后的经济制度和金融制度，才出现了现在的WTO、联合国、IMF、世界银行、国际清算银行等等，从而维持了60多年的稳定。“现在这套规则出问题了，怎么办？”　曹红辉说，“不是整个规则和体系完全不行，而是某一部分出问题了，而且这是个根本的问题。”

　　曹红辉说，以为仅仅运用凯恩斯主义的政策，让货币宽松起来，赤字财政等就万事大吉，这样肯定是不行的。

　　而在亲历西方市场的当事者看来，这次危机几乎是不可避免的。贺马汀认为，西方资本主义过去400年的历程，其间不断有繁荣和衰退，这是西方资本主义自有的一个特征，谁也不能阻止这种周期性的变化。他个人崇尚尽量减少监管，尽管这意味着必然需要承受一个又一个的经济兴衰过程，“因为我们知道，好的时候以后是不好的时候，不好的时候过去了又是好的时候。”

　　中国如何走下一步

　　随着美国金融危机的进一步深化，中国经济增速出现了下滑，今后我国政府在制定政策方略时，应该如何选择呢？

　　回答显然不是简单的其中一个，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历史经验表明，我们除了以开放的心态，认真学习和借鉴西方先进的文明成果，更要充分发挥中国人的传统智慧，在实践中进一步摸索我们下一步该走的路。

　　目前我们在实行积极财政政策的同时，我们也应该注意到我国经济结构中固有的一些弊病。曹红辉说，为了保增长，我们要增加投入，提高出口退税率，恢复企业的扩大投资，增加资金的供给，但这样做还远远不够，要迫使企业调整结构，实现产业升级。如果说这次危机给我们带来了什么好的事情，那就是带来了推动各方进行改革的机会。要利用这个机会把保增长和推动产业升级相结合。也有人说，这次危机的爆发实际上也是全球经济发展模式的一种危机，是这种模式难以为继的反映。

　　“市场不可能解决一切问题。市场试图解决一切问题，就像政府试图解决一切问题一样，都是不可能的。”　曹红辉说。所以市场是发挥基本的资源配置、价格发现和风险发现的作用，但是它确实在很多领域、很多时候发挥不了作用。这个时候就只有靠政府。

　　周业安认为，中国过去的增长是资本推动的增长，资本的贡献率在60%以上。而之前东南亚危机也是因为国家经济是资本推动的经济，而我国之所以没有出现问题是经济体比较大，对付游资的力量大，而且有着强大的内需。但是“地方政府驱动型”的经济特征很明显。

　　在目前经济困难时期，一些民营企业遭遇困境，而国有垄断企业相对在某种程度上得到强化。这样下去会形成一种自我认知：国有经济抵御经济危机的能力更强。特别是美国金融危机之后，所以最怕的是可能有人会片面去发展国有经济，把更多的资源投给国有经济的部门，从而回到过去大多数人都极力反对的低效率状态。这种倒退很可能发生。随着地方政府和国有部门在资源配置过程中作用的增强，投机性增长模式得以延续，随着资本回报率在边际上逐步降低，中国未来的宏观风险也会快速积累，并最终可能会在中国本土酿成真正的危机。

　　麦肯锡全球资深董事、现任安佰深公司全球合伙人兼大中华区总裁张曦轲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专访时说，在今后进一步加强政府监管，使政府的监管跟上金融创新的步伐，这是西方资本主义今后几年肯定会走的方向，是看得见的，这也不错。中国现在是金融创新过多还是不足？他个人认为，中国一方面要充分吸取这次西方金融危机的教训，同时他认为应该避免出现对教训的理解的偏差。“中国金融资本要发展首先要解决的是金融创新不足的问题，是金融改革不够充分，而不是过度的问题，”　张曦轲说，“首先要解决的是金融产业和传统产业的有效互动，尤其是金融产业对中小企业的支撑，对国民经济、对中小企业的成长、对就业率的扩张所起的作用不足，而不是过分的问题。”

　　经济学界和业界目前的共识是，我国目前的主要任务还是培育市场，完善市场的各项基础措施。我国的商品市场、劳动市场都不流畅，资本市场太小，作用有限，我们的公共治理体系需要大力完善，以抵御下次危机。“社会性支出我们现在做得很少，现在内需起不来主要是实际收入太少，要增加收入，加强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而企业层面要降税，现在的企业利润太薄，税收结构也有问题。”周业安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