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财经日报四周年总编辑撰文：中国新出发-搜狐新闻

　　风暴席卷全球金融中心上海仍需加快建设进程

　　曹金玲

　　这一场金融危机告诉我们，“金融中心”有的时候是一个危险的称号。

　　纽约一直是美国这个金融帝国皇冠上的明珠，而现在它正失去光彩，这里是次贷危机的源头，我们看到了最多金融机构的破产。在这里我们看到的不再只是年轻的投行雇员讨论他们什么时候可以赚到自己的“那位数”（That　number,足够自己退休的钱），而更多的是“工资减少、职位减少”的新闻，一位在华尔街工作的从业者向记者抱怨，这种情况“估计3年内市场不会恢复”。

　　伦敦曾经是唯一可以和纽约抗衡的地方，直到去年，金融业还占到伦敦整个城市财政收入的20%，加上会计、法律、咨询等衍生行业则高达近三分之一，而这个比例在纽约也只有15%。只有在金融领域，我们还能依稀看到昔日大英帝国的光辉。可在上月底，英国央行门外出现了一个临时“纪念碑”：一根灯柱上挂满鲜花，还有一条“挽联”，写着“深切怀念繁荣的经济时代”。

　　在亚洲，新加坡和香港是两颗冉冉升起的新星。新加坡将自己视为亚洲门户，而香港认为他们的金融市场是最靠近欣欣向荣的中国内地。而现在在瑞银财富管理研究部高级经济师Thomas　Kaegi看来，这两个地方正是亚洲经济最为危险的区域，新加坡在第三季度已经陷入衰退，香港也难逃厄运。

　　在这样的背景下，也许我们更应

　　该认真思考，中国需要什么样的金融中心？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路子又该如何走？

　　1.深受重创的金融中心们

　　仿佛只在一夜间，“金融的天堂”纽约发生了剧烈“地震”！紧接着，伦敦、新加坡、香港……风暴一路蔓延。曾经风光无限的国际金融中心们纷纷深受创伤。

　　从1865年南北战争使纽约超越费城成为美国金融中心，再到美国利用两次世界大战积累的经济实力和布雷顿森林体系造就的美元霸主地位，以华尔街为代表的纽约确立并稳固了其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美国的资本市场规模甚至超过了美国国内生产总值，从世界各地蜂拥而至的金融业人士来到这里，玩着“聪明人的游戏”。

　　然而现在，一场始于这个“金融帝国”的危机正反过来将其自身中伤。“工资减少、职位减少，现在连美国人都想去香港工作，估计3年内市场不会恢复。”一位在华尔街工作的从业者向记者抱怨。金融从业者们已经开始打道回府，曾经带来巨大财富的复杂金融衍生产品吞没了市场，“陪葬”的还有数万个工作岗位。

　　失业恐慌正遍布华尔街的各个角落，年初至今已有超过11万人离开了这条长500米、宽11米的窄窄小街所代表的美国金融服务业。根据美国行业专家的预测数据，受此次金融危机影响，今年华尔街的失业人数或将超过20万。

　　加入裁员阵营的不只有倒闭的贝尔斯登和雷曼、转型的高盛和摩根士丹利,抑或被收购的美林，还有包括惠普、雅虎、eBay等在内的大型跨国企业。年中时，由上百家大企业组成的美国“商业圆桌会议”发布季调称，31%的美国大企业CEO表示将在未来6个月时间内进行裁员，该比例远高于前一次的调查结果22%。

　　正在经受煎熬的远不止纽约。英国伦敦金融城在今年3月发布的《全球金融中心指数》中，伦敦“自豪”地排名第一，将纽约挤至第二。伦敦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确立算起来还早于纽约。借第一次工业革命的东风，英国在世界工业生产和世界贸易中傲视群雄，英镑成为当时国际贸易和资本输出中最普遍使用的货币，伦敦也就无可非议地成为国际金融中心。二战结束至今，纽约与伦敦始终双雄对峙。

　　可上月底，英国央行门外出现了一个临时“纪念碑”：一根灯柱上挂满鲜花，还有一条“挽联”，写着“深切怀念繁荣的经济时代”。根据英国政府智库Oxford　Economics估计，经济动荡可能导致伦敦在今后两年减少19.4万个工作岗位。

　　去年，金融业大约占到伦敦整个城市财政收入的20%，加上会计、法律、咨询等衍生行业则高达近三分之一，远远超过纽约的15%。伦敦经济对金融业的依赖程度相当之大，这也是为何这场始于华尔街的金融危机对伦敦的伤害如此之深。

　　而在上述《全球金融中心指数》中位列第三的香港，也正承受着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最难熬的日子。金融业是香港的支柱产业之一，自由的经济体系、国际金融机构的高度密集、人民币离岸市场的建立等，都让香港的金融业引起世界关注。

　　今年7月毕业于复旦大学计算机学院的研究生小徐，婉拒了微软PM（项目管理）的职位，去了当时让很多同学羡慕的雷曼兄弟；可是短短两个月后，她就失业了，只能只身从香港飞回上海，重新加入求职大潮。“想到要和一群Senior　managers（高级经理）一起找工作，心里就说不出的没底。”她显得有些苦闷。

　　金融风暴之下，香港的银行普遍收紧信贷，不少金融企业开始裁员，而劳动密集型的工业和制造业的出口订单也出现锐减，香港的实体经济遇到了巨大压力。

　　此外，早在1968年就建立亚洲美元市场、从而奠定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新加坡，已是全球第四大外汇市场，主要擅长基金管理、外汇兑换和财富管理业务。然而，受眼下的金融风暴影响，新加坡股市重挫、房价下跌、流动性趋紧，企业则利润降低、被迫裁员，比如该国最大的商业银行星展银行日前已宣布计划裁减900名员工。

　　2.危机蔓延实体经济

　　金融相关产业的动荡和裁员并不完全是这场危机给国际金融中心带来的“灾难”。金融业的持续萎缩进一步加剧了各大金融中心的危机，税收大幅缩水、房地产市场承受更大压力、实体经济受困……一切都让人们的市场信心濒临崩溃。

　　“国际金融中心本身就构成了当地经济体系的轴心，因此它是实体经济的一部分。”万事达卡国际组织亚太区首席经济顾问Yuwa　Hedrick-Wong接受《第一财经日报》采访时表示。在开放的环境下，国际金融中心往往是金融及相关行业机构的集聚地，与国内外市场和经济的联动更深、渠道更多。那么在风暴来临之际，所受的负面影响也就首当其冲。

　　作为金融危机的源头，纽约已给美国实体经济带来了不小波动。数据显示，美国第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GDP）比去年同期萎缩0.3%，为2001年以来最大萎缩幅度。同时美国已连续第10个月就业人口减少，10月份失业率更是升至14年最高点6.5%。

　　此外，金融危机或已危及实体经济的核心——制造业。随着经济放缓和消费信贷的枯竭，美国制造业活动指数10月大幅收缩，跌至26年来最低水平，其中汽车制造业“告急”，美众议院议长已呼吁为面临生存危机的汽车业提供紧急财政援助，“以避免一家或多家大型汽车厂商倒闭”。

　　时隔16年，英国GDP季度环比首次出现萎缩。第三季度GDP比上季度的零增长更加恶化，为下降0.5%，降幅为1990年来最大。第三季度GDP比去年同期仅上升0.3%，创下了16年新低。此外，占英国GDP比重三分之二的服务业产出在该季度下降0.4%，是18年来最大降幅。

　　事实上，英国已成为第一个进入经济衰退的主要发达经济体。连英国央行行长也承认，英国经济前景已明显恶化。

　　而亚洲地区，香港作为转口贸易中心，已感受到欧美消费疲软带来的冲击，其三季度出口值比上季度下跌了1.3%，今年以来香港股市的暴跌则使得消费者支出出现下滑。经济学家预测香港经济陷入衰退的几率为50%。新加坡亦然，金融危机打击了消费者信心，也已抑制了旅游业和制造业活动，新加坡第二季度和第三季度GDP增长出现持续下滑，也就意味着该国经济事实上陷入了6年来的首次衰退。

　　“国际金融中心为城市带来的不只是财富、机会，还有风险。”上海国际金融学院院长陆红军接受《第一财经日报》采访时指出，“金融危机来临时，受伤更深的必然是国际化的金融中心。”

　　3.金融中心之辩

　　对于“国际金融中心”的内涵，陆红军说：“一是硬件和软件设施，包括高楼、交通，以及信用体系、人才、法律等生态环境；二是产业的准备，虚拟经济必须与实体经济匹配，以工商业作为基础；三则是同时存在的机遇与风险。”

　　新加坡星展银行（中国）高级副总裁程兵博士则表示：“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意味着对金融以外行业的拉动效应，比如提高消费水平，从而优化经济增长结构。”以亚洲为例，如果只是单纯依赖制造业发展和出口贸易，生产成本和劳动力成本的提高将会使其逐渐丧失国际竞争力，那么，逐步向服务业的转型就显得尤为重要，而金融业又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是提升产业的一个方面，帮助制造业逐渐向拥有更高附加值的服务业转型，从而优化其所在的城市的经济结构，增加国际竞争力。”东亚银行（中国）副行长林志民博士也这样认为。

　　但是在与实体经济的关系上，有一点不能忽视。“经济才是金融的基础。”这是记者在采访过程中被屡次提到的话题。上海银监局张望博士接受《第一财经日报》采访时表示，美国此次金融危机的爆发，除了监管和金融机构风险管理方面出现问题，更危险的因素是美国经济衰退、经济增长模式缺陷、过度负债消费等方面引发的问题。

　　东京的金融中心地位衰落也不失为一例。英国伦敦金融城在今年3月最新发布的《全球金融中心指数》中，排名前三位的依次是伦敦、纽约和香港，东京位列第九。而在上世纪80年代，东京曾一度成为纽约之后的全球第二大金融中心，东京证交所的市值也曾位居过世界首位。然而随着日本泡沫经济的破灭和长达10多年的萧条，东京在国际金融市场的地位也一落千丈。

　　金融产品不应是纯粹的“纸面游戏”。当琳琅满目的金融衍生品的创新和市场体系完善脱离了原有的实体经济基础和基本需求，而只是为获利而获利，风险甚至灾难也就不期而至。

　　“华尔街不断创造不同的金融衍生工具，进行高杠杆操作，经济规模被大幅放大，而实际上美国经济实体本身并无那么大的金融需求。”林志民说，“金融业应该是基于农业和工业的，而不是自我滋生的。要建设一个好的国际金融中心，必须有强大的经济实体作为支撑，且这个基础相当重要。”

　　4.新兴市场的雄心

　　这也许是一个最坏的时代，但也可能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传统国际金融中心的危机正和新兴市场城市的雄心强烈碰撞。

　　国际金融中心不仅是一些亚洲新兴市场国家的集体夙愿，也是中国不止一个城市的规划蓝图。

　　上海1992年正式拉开了建设金融中心的序幕。如今，上海拥有A股主板市场、央行上海总部、陆家嘴金融核心功能区……同时，上海期货交易所、中国外汇交易中心、黄金交易所、金融期货交易所都布局在上海，这片土地还是外资法人银行的聚集地；

　　位于北京西城区的“金融街”核心区域不过1.2平方公里，却容纳着中国人民银行、中国最大商业银行总部和众多政府高层决策机构。多年来始终回避“金融中心”话题的北京在今年5月首次明确提出要建设“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金融中心城市”；

　　国内首个离岸金融中心、OTC（柜台交易）市场、PE（私募股权基金）中心……这些都是天津为自身金融发展所描绘的图画；

　　身处南方的深圳则意欲与香港共建国际金融中心，成为香港金融业的后台，有如微软把后台制作外包给班加罗尔一般。

　　“曾经引以为榜样的老师‘倒’了，作为学生的我们该怎么办？”面对纽约、伦敦、新加坡等的重伤，很多人提了这样一个问题。此番疑问不仅在于金融产品设计、市场交易规则等，更在于金融体系的建设，甚至是经济发展模式的再思考。

　　“国际金融中心就像一曲音乐或是一件艺术品，越能在国际范围引起轰动的，是越民族的东西，因此也才是独一无二的。”程兵作了这样一个比喻。

　　程兵在解释他的比喻时说：“首先必须看准国内市场有多大，只有本民族中更多人使用，在世界的份额才会更大，在国际上才会有更高地位。众所周知，几十年来金融中心是不断转移的，‘转移’不是因为前者愿意放弃，而是后者的市场容量更大，从荷兰到伦敦、到纽约都是如此。我们从日本东京的金融地位衰落也可以看到，当时这个1亿人口的国家所创造的国际金融市场并不带有‘民族性’。因此，我们首先要搞好国内市场，成为国际金融中心才会更加自然而然。”

　　“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是‘国事’，是国家战略，任何城市都不应该关起门来搞。”陆红军指出，“现在是机遇期，关键看有没有准备好。中国要主动参与到世界金融秩序的构建中，包括在国际上提出对监管体系调整的看法、如何重塑多元化的世界货币体系等。当我们从‘被规则者’到‘规则者’，当中国的综合国力上升和人民币地位提高，国际金融中心的建立也就水到渠成了。”

　　“对于每个金融中心而言，人们必须更为仔细地评价所在金融中心的角色。”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高级研究员Vanessa　Rossi接受《第一财经日报》采访时说，“资金是流向本地投资呢，还是流向海外，或者是海外资本流入进来。当然，一些大的老牌金融中心涵盖了上述所有，但是对于新兴金融中心而言必须界定自己最重要的角色是什么。”

　　Vanessa还认为，上述任何一种情况都可使市场变得“国际化”，即使一些金融中心主要把注意力集中在本地市场的资金和投资需求，但依然会有更有效的监管和更国际化的产品出现，国际金融中心并不需要为每个人、每个地方提供资金，才是所谓的“国际化”。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金融学教授孙立坚接受《第一财经日报》采访时则大胆地提出了建立“亚洲美元离岸中心”。按照他的想法，作为亚洲经济规模最大的中国，能否建立一个“亚洲美元离岸金融中心”，以此来更为有效地运作亚洲地区占有的三分之二世界外汇储备。

　　5.上海，准备好了吗？

　　以上海为例。在万事达卡国际组织公布的全球50大商业中心排行榜上，上海从去年全球第32名跃居到第24名。上文提到的Yuwa　Hedrick-Wong即是这份报告的主要作者，他对记者表示，上海如今已成为中国的主要金融中心，但还需要更广泛地扩大与其他全球金融中心的联系。

　　而上海市副市长屠光绍于上月在《第一财经日报》撰文指出，次贷危机提供了难得的借鉴和机会，总体上有利于上海加快推进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在次贷危机的背景下，上海需要加快推进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同时要处理好加快发展和协调、有序发展的关系。只有加快发展，才能更好地应对全球金融动荡和经济减速，为中国的增长提供有力支持。具体而言，积极创新、加快改革和推进开放虽是老生常谈，但依旧是当务之急，只有加快发展才能满足当前经济发展的需要；才能在今后国际竞争中站稳脚跟；才能从根本上防范各种风险。”

　　上海市金融办主任方星海也在本月1日的“第二届中国银行家高峰论坛”上表示，目前对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是一个非常好的机遇，上海要借自身的优势把金融市场做深做大。

　　“第一，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脚步不会放慢，（眼下）对我们来说确实是个机会。需要注意的是，金融衍生品的创新和发展要充分为我所用，不能完全靠引进而来的创新产品、理财产品等，要明白风险；其次是要加快人才的引进。”上海银监局局长阎庆民日前接受《第一财经日报》采访时说。

　　现任上海财经大学MBA学院院长、上海国际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戴国强接受《第一财经日报》采访时说，在现有汇率、利率市场条件下，上海实际上能做的金融产品创新有限，关键是做好基础工作。

　　他提出“集中集聚”的概念，认为关键在于：一是吸引更多投资机构来到上海，加强信用体系建设和人才培养，在创新和监管并行的情况下完善市场交易机制；二是进一步完善金融中心的城市规划，包括陆家嘴的交通、物流等；三是引进更多金融服务中介机构，尤其是扶持和建立信用评级机构，优化金融生态环境；四是扶持一些交易主体，比如做市商，来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上海建立国际金融中心潜力在于人民币，肯定与人民币紧密相连。关键是要什么样的中心。要么像香港那样，做短期资本或对冲型的或离岸中心等功能型金融中心；要么随着国力和人民币地位上升而形成的综合型国际金融中心。个人认为后者才是中国真正需要的。当然，也可以先做资产管理的功能型中心，再随着人民币地位提高水到渠成地成为真正的国际金融中心。”陆红军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