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长治国”
武芮特别提到了郭京毅案。
“政商利益要达到一体化，关键还是政府官员手中公权的控制和争夺。”与郭京毅打过交道的武芮直言，“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力量掌握在政府手中，而政府中最有影响力的位置其实就是处长，可以说中国的政府权力就控制在中央关键职能部门的2000多名处长手中。”
“郭京毅这些人就是在处长任期中建立了绵密复杂的利益链条。”武芮根据自己与郭京毅们打交道的经验解释说，一般而言，处长作为部委和厅局相对较低级别官员，并不具有决策权，只是决策后的具体执行者，“处长作为政府最基本的职权级别，名义上没有实际权力，签字决策权在司局长甚至副部长、部长手里，但其作为具体负责执行的官员，拿出的意见常常最有分量，因为只有他掌握和清楚其细分领域最全面也最隐秘的利益所在。”
“处长们精通政策，长期在基层，又不大挪动。有时候一把手‘走马灯’换个不停，但他们却变动不大。一个位子上坐长了，门道也就多了。政策不透明，缺乏对决策过程的监督，造成处长成为部门内部的‘实权派’。”在武芮看来，“一项建议或政策，你可以骗过司长、部长甚至国务院，但很难骗得过处长。”
特别是，“一些部门的权力很大，但实际上却分解、掌握在几个关键处室中，具体权力又落到了几个人手里，一个处长的一句话就可能涉及上千万上亿的资金、项目。一般情况下，他们的意见基本都会被采纳，权力就在这个过程中体现了出来”。
采访中武芮说，一位与其关系甚密的官员告诉他，“目前的‘现官不如现管’、‘官大不如管大’的制度安排，让‘现管们’手中的自由裁量权过大。上级领导过于宏观的指示，政策的模糊性和解释的可筛选性，行政审批的非标准化或标准要求不高，以及行政审批和答复的无时间限制等等，给处长们留下了很大的自由裁量空间，而‘欺上瞒下’的技巧更使他们‘游刃有余’、‘取财有道’”。
所谓“欺上”，表现为通过筛选、截留信息，以求得领导对其“工作方式”的理解;所谓“瞒下”，就是把自己的某些想法揉进领导的意图和政策解释中，并通过这种方式来达到牟取私利目的。“其结果是搅乱了资源配置的规则和秩序，使资源配置的最优化扭曲为处长们的个人利益最大化和某些相关利益主体的利益最大化。”他说。
“事实上，郭京毅在商务部17年，一步步就是这么干的。当然，他不但自己干，还扩张出去织结了一张巨大的利益大网。”自称也是“受害者”的武芮直言，现在部门难打交道，没有好处不办事，或推诿扯皮，或敷衍塞责，或公权私化，甚至非法受贿，都是“处长现象”的典型表现，“实质是国家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力利益化和部门利益个人化”。
对此，力帆集团董事长尹明善曾在2003年“中国民营企业文化论坛”上公开指出：“中国严格意义上是‘处长治国’。”他感受最深的就是，国家扶持民营企业的政策转到处级及科级以下的具体落实时，信号就减弱得非常厉害。他自嘲说，“我们不怕大官怕小鬼，小鬼真是得罪不起。到职能部门找处长办事，如果要钱就放心了；如果不要钱，你要办的事情就挺悬乎。”
也因此，一方面，职务犯罪中处级干部所占的比例已居高不下，权威机构的统计显示，2003—2006年，全国共查处县处级职务犯罪达10431人；另一方面，“下海”的处级干部深得国内外企业追捧。
不论是政商利益一体化还是其典型案例的“处长治国”现象，巨大的利益输送发生在政商之间，已经成为不争的社会现实。11月8日，北京市检察院召开的“纪念首都检察机关恢复重建30周年”座谈会上透露的一组数据显示，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外逃官员人数高达1.6万－1.8万人，外逃携带款项达8000亿元人民币。外逃贪官所携带的款项，主要来自土地开发、税收、城建工程经费、金融机构贷款、截留的政府开支、大型国家建设项目资金等。
还有一组《商务周刊》从过去5年国家统计局公报中分析的数据显示，2007年全国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达到8.19万亿元，而全国职工工资总额为2.82万亿元。按照2007年10月国家统计局城市司住户处处长陈小龙接受新华社记者的披露，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中以工资性收入为主，大约占到70％左右。
而工资性收入无疑是中国最清白的“合法收入”。那么，2007年全国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中至少有高达4.17万亿元的收入无法解释清楚来源。如果把过去五年数据加起来计算，这部分无法解释清楚来源的收入更高达15.72万亿元，几乎是2004年中国全年GDP总和。
不过，尽管来源难以解释清楚，但毫无疑问这部分收入绝对没有流入中国工薪阶层的口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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