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佳袭警案反映社会资本亏空 2008注定不平凡

　　亏空的社会资本

　　11月26日上午，28岁的袭警杀人案罪犯杨佳，神态平静地在上海接受了注射死刑。

　　今年7月1日，杨佳携带匕首等凶器，闯至上海市闸北区政法大楼内袭警，致6名民警牺牲，另有3名民警和1名保安受伤。令人震惊的是，10月13日“杨佳袭警案”在沪二审开庭时，竟然有上千名群众在法院周围为这起恶性案件的制造者声援，一时在中国社会引起广泛的争议。

　　“人只有逼急了才会干出这样凶残的事。”采访中，一位已经“退役”并从事过刑侦工作的前警察冷峻地告诉《商务周刊》，“不顾忌后果向强大的国家机器发起挑战，任何时期、任何国家都有这样的罪犯，甚至不少。但这样的行为不是受到社会一致谴责，而是得到了民间舆论很大声的喝彩，说明我们的社会系统出现了较为严重的问题。”

　　“法律作为最底线的社会共识被杨佳们弃置不顾，这不是一天或两天、一个人或一群人的事情，而是一个社会情绪长期积累的结果。”他认为，杨佳案的确需要我国治安、司法系统做深刻反思，但“更广泛意义上，我们也应该认识到当前中国社会共识的分裂和稀薄，直接刺激了杨佳那种‘你不给我一个说法，我就给你一个说法’的绝望式暴力的发生。”

　　新加坡《联合早报》社论主笔杜平把这归结于中国社会物质资本大丰富的同时，社会资本的过度缺失。“所谓‘社会资本’，实际上就是一个社会健康生存和持续发展的非物质‘本钱’。用中国当下最热门的词汇来说，就是‘社会和谐’。”他写到，“社会资本越雄厚，这个社会的运转就越顺畅，越有效率。相反，社会资本比较缺乏，国家各阶层之间的利益关系、社会秩序、乃至政治秩序都不会很好。”

　　由于过去政策一直较为偏重市场资本力量，社会资本在忽视和冷遇中遭到了巨大亏空。而这种亏空直接到后果就是社会共识的分裂和社会利益的分化。

　　“其中，分解能力最强大的就是财富与权力分配的分化，导致社会价值、意识和地位的割裂。”独立社会评论人刘洪波指出，“这使每个人开始站队，运用站队的观点来看待社会。进而使人们在心理上不接受社会作为一个整体的存在。在人们的心目中，社会已分别化了，有富人与穷人，有富人社会与穷人社会。”

　　11月26日，电影导演贾樟柯在接受《中国青年报》采访时，讲述了“小武”眼中的社会现实。这位被某些主流影评誉为“靠出卖中国的苦难赢得国际认同”的导演说:“很多没有看过我电影的人都会说，哎呀你是贾樟柯，你是专门拍底层人的。或者说，哎呀我特别喜欢你，你拍的边缘人群真好。我觉得边缘的概念，首先带有少数群体的意思。但从《小武》开始，我内心的感受，我的努力，与此恰恰非常相反。我想拍大众，大多数中国人的生活状态。当时的银幕空间里边，普通中国人真实的生活呈现太少了。当这样的影片出来后，在银幕上就显得很‘特殊’。”

　　“而《小武》被认为这个电影拍的是边缘人群，我觉得这是非常大的误解。如果我们能从客观上理解这个国家，认为我们国家是13亿人的国家，而不是1亿城市富人的国家；是包括贫瘠山村在内的960万平方公里，而不光是北京CBD或上海浦东的国家，那么他们是主流人群，怎么是边缘呢？如果说边缘，那只是中国主流电影所描述状态的边缘。”

　　“再就是底层的问题。事实上，社会一定是有结构的，如果我们不伪善的话，这个世界是不平等的。但当讨论电影的人谈到底层这个概念时，他总把自身认同于非底层，会说‘这个电影是关于底层人民的什么什么’。这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底层变成了一个虚的东西，所有人都不是底层，因为他总能找到‘比我更惨的人’。所以，整个社会文化中就变成了没有一个阶层是底层，也就不存在这个社会对于一个人群的不公正。而实际上对那个人群是没有人去认同的。”

　　他毫不犹豫地说：“这几年，从国际社会到中国人自己，最大的意识就是中国经济发展很快，富起来了，富是中国当下的一个关键词。但是我觉得实际上贫穷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并且贫穷又给中国社会带来特别多其他的问题。比如说进入1990年代以后，刹那间的经济大潮到来的时候，实用主义为什么马上占领了全社会？在人们很多行为、处理人际关系的方法中，金钱为什么变成整个社会的调节剂？这些都跟贫穷有关系，绝不单单是意识形态的问题。”

　　“如果总结中国这几年的关键词的话，贫穷会被开除掉。但事实上是这样吗？我到三峡地区，许多家庭让人触目惊心，那真的是家徒四壁啊。生命很随意、很简单地安置在一个地方，你就自己在那儿长就行了，生老病死。更广泛地说，贫富分化的问题困扰着这个国家。可能国家能力提高了，但是个人生活不一定有改善。就好像命名我们这个国家是一个巨大的经济体，经济怎么样迅速地跨越，而遮蔽掉了另外的事实。”

　　那么，此时“主流们”在干什么？在贾樟柯讲述“小武”的时候，一则近日广泛流传的北大《光华校友通讯》文章展现了他们的另一番“欢唱”。年中，国家开发银行副行长王益因贪污腐败“落马”。好事者将北大《光华校友通讯》中一篇关于这位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兼职教授、前证监会副主席的报道转载到了网络上：

　　“对于王益老师的气质，我们真的很难分辨。诗人的率真和激情；历史学人的深邃和内敛；金融家的果断和严谨；我们更愿意把他视作有哲学思辨、历史钩沉和文学冲动的一个可亲可敬的老师和朋友。

　　“不是吗？他在光华受欢迎的程度简直可以用‘夸张’二字来表达。没亲眼见过以前他给光华学生上课后的反响，倒是亲身刚刚体验了6月10日中国交响乐团携他作曲填词的大型交响合唱《神州颂——献给正在复兴中的伟大祖国》来北大演出时台前幕后给北大和光华带来的那阵旋风。

　　“音乐会开幕前的光华招待会上，光华学生主持人用‘我们敬爱的王益老师’引出他的闪亮登场；演出开始前，光华院长张维迎教授出场致辞。一向词锋甚健的他为本场音乐会作开场白时，竟语带哽咽；演出返场时，全场老少观众全体起立高唱《神州颂》结尾曲‘飞吧，中国’时的群情激昂；演出结束后，前几排几位光华校友中他的女粉丝，异口同声地尖叫着‘王益、王益、王益’，那势头绝不输于当下‘快乐男声’、‘好男儿’”、新版红楼‘宝哥哥’的海选现场。”

　　当这些市场自由主义鼓舞下的巨大蒙太奇般画面表演在社会现实中时，刘洪波认为，“人们渐渐基于贫富、贵贱立场来决定自己的态度，发出自己的言论：富人被绑票了，会有人说‘活该’；工人被伤害了，不少人会表示同情。劫富济贫的心理在生长，贫富对立的情绪在上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