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语：我的2008

　　上帝的归上帝，恺撒的归恺撒

　　□文 王晓玲

　　当主编推荐大家看《黑天鹅》这本书时，已经是金融危机深化为经济危机的时候，看完这本书，我不仅仅是后知后觉的相信世界上“黑天鹅”（不可预知的重大事件）无处不在，而且更加深信这个世界真有“扫帚星”、“乌鸦嘴”这回事。

　　9月金融危机爆发，从那时开始直到现在，我就没有在地铁上再给过任何一个乞丐钱，虽然目前我的现金流还和中国经济数据一样，十分正常，但我就是无法克制自己的恐惧，用任何办法都不能从我的大脑中驱除这个阴影，包括默念“心无挂碍，无挂碍故，无有恐怖”和“真正值得恐惧只有恐惧本身”都没有帮助。

　　恐惧还加深了我的一些忧虑。对于我今年做过的一个关于中国标准的选题，我在一年中用排除法仔细地把参与两方的动机筛选过后，我深深相信剩下的驱动力只能是利益，是一种以政府为市场、以官员为客户的另类市场经济。但是当我终于倾向于相信自由市场经济时，金融风暴摧毁了它的核心，甚至美国的主流经济学家也已经开始反思新自由主义了。

　　这些留给经济学家去担心吧。我觉得更可怕的是，让位于“恐惧”的还不仅仅是我小小的善心，甚至还有一部分同情心。如果“5·12”发生在“9·16”之后，我不知道自己还有多少热情为自己住的小区在短短几天内捐款超过10万元而感动，为万里之外陌生人的遭遇伤心。现在，我为自己脑海中闪过这样的念头感到惊讶和羞愧。

　　于是我决定相信开源节流（最后只剩下节流），但是负面作用是，我发现这让我的关注点渐次缩小，渐次卑微。

　　“黄静案”，这个可怜的孩子被华硕和英特尔联手坑了，但如果不是周成宇跑到北大讲台上打断了欧德宁的演讲，我几乎都要把它忽略了；“转基因”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这个技术今年7月成为国务院通过的并已经开始抓紧实施的“重大专项”，当我看到同事做的报道时，我发现自己几乎已经把它忘了。

　　甚至，我对于这个国家的关注，已经从“大国”是否能和平崛起，从寻找国家、国民心理定位的“我们是谁”的大国使命感，迅速转变成爱谁谁，先活下去再说的、卑微的“过冬”式思维。真正的恐惧是存与亡，而不是如果“黑天鹅”飞来，我们会变成谁，它飞走了，我们又成为谁？

　　于是我去细细研究我国政府的四万亿人民币拉动经济计划，看看这大笔的银子撒下去产生的涟漪要到第几圈才能惠及我采访的公司、我关心的行业、以及媒体本身。不得不承认，这对于重建我的信心帮助不大。

　　2008年与公平、公正相关的社会事件，总是迅速的被更重大的、更悲惨的新闻所覆盖，“毒奶粉”是今年少数让我全程关注、没有厌倦的新闻。与公平、环境相比，真正的焦点只有生命本身。

　　后来，那些关注公平、环境的普世感情也让位于我对中国经济及自己未来的担忧，我也再次确信我完全没有资格搭上普世这条船，这增加了我对精英这个阶层的疏离感。如果不是2008年年底这个时间点的特殊性，我想我会认真琢磨琢磨围绕今年各个热点话题所引发的社会讨论，这些讨论显示出这个社会正在分层——以话语权的形式，明显区别于以往用诸如“坨”等暗号式语言围起来一个个小圈子。

　　对寒冬的恐惧已经让我懒得去想这些了。就让上帝的归上帝，恺撒的归恺撒吧。拜托，让勇气归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