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危机更需要加快制度创新

　　两会观察

    谢宝康

　　在全国政协举办的记者会上，有委员在回答外媒提问时“很牛气十足地说”：“中国没有根本发生金融危机”。言下之意，是金融危机是你们的，我们没有问题。

这个说法，如果仅从金融业本身来看，目前也许是成立的，但相对于实体经济的表现，显然并不吻合。至少，我们的外贸出口以及相关的制造业还是遇到了很大问题。这个看似由外部需求变化引起的问题，其实反映出，作为一个大国，我们的经济增长方式和结构存在严重失衡。

　　面对危机，提振信心固然重要，但不能忽视的是，在长期快速发展中我们积累了一系列问题，而且大多还是陈年老账。

　　问题还在那儿。当人们的目光都聚焦到因外部危机而带来的一系列问题、紧急出台的各项非常措施时，我们很多年前反思和发现的那些问题，依然还在那儿。

　　这些问题是什么？让我们回到一年前，回到危机爆发前的话语环境中。在反思改革开放30年时，我们发现，由于长期的二元经济结构带来的城乡差距、国民待遇差距、贫富差距，由非市场化因素带来的行业垄断、非公平竞争、权力腐败和政府效率低下，还有长期高速增长惯性带来的环境资源矛盾、生产过剩、消费不足、对外依赖偏重等结构性问题。总之，作为一个目标为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国家，我们的产权制度、公平竞争、市场透明、产业准入、金融市场、司法公正等方面的改革，远未完成，亟待深化。

　　现在，危机一来，这些问题都到哪儿去了？难道房间里的灰尘会自己消失吗？当然不会，而且只会越积越多。因此，当我们在面对危机，制定当前应急措施时，不应忽略那些长期存在的问题。不能因为别人出了问题，就否认自己的市场化改革方向。有关花旗银行的“国有化”以及各国应对金融危机的一系列政府干预措施，引发出关于市场和政府边界关系的再讨论，对此我们应有冷静的认识和分析。

　　突发的外部危机，并不能掩盖和消弭原有的、长期积累的内在矛盾和问题。不能让临时措施打乱我们的阵脚。所谓审时度势，就是既要迅速判断当前的形势，还要冷静辨别长期的趋势。也就是说，不能让眼前的困难，遮挡住了我们前行的大方向，更不能因为忙于应对当前的危机，而错失解决根本问题的时机。

　　人类并非第一次经历这样的危机。纵观人类历史进程，在地理大发现之后的最近五百年，几乎所有的变革和进步，都与三个词语相关联：全球化、市场化和民主化。在这个过程中，人类经历了各式各样的危机、萧条和衰退，应该说并不比这次金融危机较轻，但什么样的危机，都没有改变人类进步的这个趋势和方向。与之相悖的倒退，是暂时的。相反，只有那些善于把握历史潮流、勇于尝试制度创新的国家，最终才成为一个时代领导者。

　　出现什么样的问题，都不可怕，可怕的是失去判断问题和自我修正错误的能力。一个人如此，一个国家和民族的进步也是如此。在总结过去30年时，人们常说我们的改革是被逼出来的，是一个不断试错的过程。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创造了人类历史进程中的一个奇迹。作为一个转型的发展中国家，改革和制度创新，至少在未来30年始终都应该是我们的“主旋律”。

　　从某种意义上说，当前这场全球性的危机的确给中国，这个在全球事务中扮演越来越重要角色的大国，提供了一个进行制度创新的机会和可能。比如，通过加快市场化改革、打破垄断，让更多民营企业能够进入服务行业；比如，通过吸取中外经验教训，进行金融制度和市场创新，建立一个强大的金融市场；再比如，通过城市化、农民工市民化来消除二元经济的根基，实现城乡统筹发展，这些都可以成为短期保增长、保就业、促消费和中长期改革的最佳结合点。

　　如果说过往的30年奇迹是改革开放，尤其是对外开放的结果的话，那么，未来30年，通过加快以对内开放为主体的制度创新的步伐，中国不仅可以获得新一轮的增长动力，还可以给世界创造一个新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