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3月10日        吴强，政治学者，德国杜伊斯堡-埃森大学政治学博士。对比较政治、政治社会学和中国转型问题有长期的关注和研究。现为2009两会搜狐特约评论员。

    有必要按着温总理上网体察民情、支持网络问政的思路，加强信息民主、打破层级官僚体制内部的信息不对称，也许才是应对灾难的根本办法

　　从2003年以来，尤其是2008年的频繁灾害，让公众意识到了中国已经进入了一个灾害时代。随着经济活动水平的加剧，人与自然关系、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的紧张造成各种自然灾害、瘟疫和大规模安全事故层出不穷，现有的防灾、减灾、救灾体制虽尽全力，堪堪以对，但却暴露出许多问题，不能不影响公众对经济可持续发展和社会安定的信心。

　　
　　在本届两会的会场内外，如何改革现有救灾体制，如何进一步增强平时的防灾能力建设、强化灾害发生时的动员能力和救灾效率，成为两会委员与代表们的热点话题。就在2月28日举行的人大常委会会议上，一个新的行政体制随着新通过的食品安全法得到了认可，即在发生食品公共安全问题时，由卫生部统一协调质监局、工商局、食品与药物管理局等多家部门进行处理。在目前行政系统臃肿、部门利益至上的格局下，这种在某个领域内赋予某个行政部门超部门权限的改革是铺床架构，还是能够有效解决问题？是否能够适用更广泛的灾害紧急处理？
　　
　　长期以来，我国的救灾体系很不完善，每当灾害来临往往需要局部甚至全国总动员。1994年起，民政部开始着手建设“救灾工作分级管理体制”。历经十余年，这一体制初步克服了防灾、减灾捉襟见肘的问题，但是行政资源分配囿于各级地方，与灾害的地方性和救灾所需资源很不匹配。而且，每临发生重大灾害和安全事故，往往需要中央层级的官员亲临现场、协调指挥，才可能充分调动和集中各级资源。这种体制的反应和效率正在受到越来越多的批评。
　　
　　学界和各级相关部门也在思考，是否能效法美国在9.11之后成立国土安全部、俄罗斯近年建立紧急灾难部的做法，成立一个中央层级的专门部委，专事救灾，减轻地方压力，可以让地方政府更专注与防灾、减灾的日常化工作。
　　
　　这样的思路值得重视。在事权划分救灾与防灾、减灾，能够解决越到基层灾害与资源不对称越严重的问题，便于集中资源救助大型灾难。但是，更多中、小规模的突发性灾害却凸显信息不对称的官僚体制困境。在今天愈益强化的层级官僚体制下，层层向上负责的管理官僚在灾害或者安全事故发生后的第一反应往往是控制消息、既向上也向下隐瞒灾难损失和事故规模。
　　
　　如果同一时间不同地区发生类似灾难，上报讯息汇总后往往与真实的整体灾难状况脱节甚大，比如去年四川地震在初期的状况，根据各级地方政府汇总的报告难以让中央迅速得出大规模灾害的准确判断，层级官僚体制的可靠性不能不受到公众质疑。类似的官僚困境同样反映在GDP统计、耕地面积、水利设施状况、甚至农产品收成这些基本统计的可靠性。中央政府正在越来越多地依赖独立的调查手段，比如卫星遥感、独立调查等方式，克服官僚体制的信息不对称问题。
　　
　　不过，如果过度依赖中央层级的行政强化来解决这种官僚体制困境实则行政伦理困境，恐怕只会继续加强“大国家”的倾向。考虑到我国幅员广阔，一切依赖中央毫无疑问也将大大延缓危机反应，更不利于地方层面上依靠自身来灵活、迅速地解决问题，势必加大灾害的社会成本。
　　
　　因此，有必要按着温总理上网体察民情、支持网络问政的思路，加强信息民主、打破层级官僚体制内部的信息不对称，也许才是应对灾难的根本办法。不必事事依赖层级官僚的金字塔顶端由上而下地作出反应，只要往各层级掺沙子，设立各级独立的政务官，其任命和遴选区别于公务员的官僚序列，建立向下负责的问政机制，会更有利于激励政务官们运用各种手段动员、救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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