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模式危机中寻突破:放权扩权破浪改革深水区

　　在危机应对中不断提升自我

　　今年4月，温州4家企业联合在俄罗斯注册成立了一家进出口公司，为温州出口商品提供运输、报关等服务。“这是规范的‘白色清关’。”温州市鞋革行业协会秘书长谢榕芳说，以往一些温州商人对俄出口中采取委托俄方公司包办清关的服务，俗称“灰色清关”，由于报关程序不规范，给俄方提供了查封中国商品的借口。

　　7月16日，浙江新杰克缝纫机股份有限公司在德国成功收购世界三大自动裁床企业之一的Bullmer(奔马)和Topcut(拓卡)两家知名企业，新组建了Topcut-bullmer(拓卡奔马)公司。杰克集团董事长阮福德说，收购这两家企业，不仅可以加快自身高端自动化缝纫机的研发，还可借助其在相关领域的影响力，进一步带动自身产品加速进入相关市场。

　　金永辉说，我国加入世贸组织以来，浙江共遭遇到的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和337调查等案件已达300多起，全国的70%的案件都涉及到浙江。原因跟浙江的贸易结构有关系，浙江一般贸易占全国的比重高，而贸易摩擦主要是一般贸易引起的比较多。这几年浙江“在战争中学会战争”，政府、企业、行业协会都非常主动，积极地开展应对，取得了不错的成效。

　　经济界人士认为，由于西方一些国家产能过剩比较普遍，今后较长一段时期内，外需下行压力犹存、贸易保护主义升温都将是困扰我国外贸的两大难题。作为外贸大省的浙江要保持出口强势，一方面要加快“走出去”步伐，另一方面仍要注意改善出口产品结构，致力创新自主品牌，提升产品竞争力。

　　台州市为鼓励企业保市场扩大出口，积极推动出口企业申请国际产品认证，取得国际市场的通行证，保持出口竞争优势。目前当地摩托车企业已获得欧盟E-MARK认证、美国DOT认证和EPA认证等证书300多份。

　　大型丝绸服装出口企业达利（中国）有限公司将扩大自主品牌建设作为应对危机的重要手段，今年上半年公司自主品牌在美国销量上升5.31%，公司出口利润率从去年同期的2%增加到了10.9%。“我们多年前就制定了出口利润率10%的目标，没想到居然是在国际金融危机期间实现的。”达利执行总裁费建明说，“可见危机并不可怕，企业出口提升的潜力是无穷的。”□

　　民众共享：凝聚发展共同动力

　　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先发地区，发展经济显然不是唯一使命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郭献文 胡作华

　　淳安县王阜乡横路村村民胡义通原先是贫困户。去年以来，县里结对干部帮他种上了2.7亩贡菊，还联系了外地老板负责包销，当年老胡的贡菊就卖出了8000元的好价钱。“政府是我们的保障。”他高兴地对记者说，今年自己又多种了1亩贡菊，到年底收入肯定超过1万元。

　　这几年来，浙江既把“惠民生”作为“保增长、调结构”之外的又一工作主线，又把快速增加城乡居民收入、建立健全低收入群体住房、社保等保障制度和实现城乡文化教育卫生等公共资源均等化，作为落实“标本兼治、保稳促调”战略，提升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内在动力。

　　随着城乡一体化、公共资源均等化的大步推进，浙江城乡居民在共享发展成果的同时，也成为了扩大内需、实现经济转型升级和可持续发展的主动参与者、推动者。这种全新的探索实践，正在赋予“浙江模式”新的内涵。

　　增收“安全岛”

　　2009年上半年，尽管国际上的市场形势起伏不定，浙西景宁畲族自治县东坑镇深村的村民们却一直过着波澜不惊的生活。村民孙爱华说，全村通过把后山的200多亩梯田改造成茶叶基地，上半年每亩田至少增收2000元。

　　为胡义通、孙爱华们提供增收保障的，是浙江去年以来新实施的两项工程：农村低收入群众奔小康工程和城镇低收入家庭增收工程。一年多来，这个省在农村地区广泛开展了产业开发帮扶行动、培训就业帮扶行动、区域协作促进行动等八大行动，针对城镇低收入家庭实施了就业创业扶持行动、社会保障扩面行动、社会慈善关爱行动三大行动，为全省低收入群体构筑了危机中的“安全岛”。

　　浙江省制定的2009年度低收入群众增收行动计划要求，全省家庭人均纯收入超过2500元的低收入农户人口新增55万人以上，落实低收入农户集中村结对帮扶资金1.5亿元以上，低收入农户集中村特色产业发展水平有效提升，生产生活条件继续改善。对于城镇低收入家庭，要求确保零就业家庭“出现一户、帮扶一户、解决一户”，将低保标准以内的困难群众纳入医疗救助范围。

　　今年以来，浙江各地城镇开展的就业创业扶持行动进展顺利。上半年全省新增就业40.1万人，帮助17.8万名城镇下岗失业人员实现再就业，使50%以上有劳动能力和就业愿望的农村低保家庭成员实现了就业。6月末，浙江省城镇登记失业率为3.41%，比2008年底降低了0.08个百分点。

　　“城乡发展齐头并进是浙江发展模式的特色之一，从上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浙江农民人均年收入一直排名国内各省、区、市第一位。”浙江省委副秘书长、省委政研室主任陈一新说，今年上半年，全省农村居民人均收入达6468元，扣除物价水平实际增长7.9%，城镇单位从业人员人均劳动报酬为16702元，同比增长6.2%。

　　率先实现“全面小康”的承诺和探索

　　就浙江省内而言，发展的不平衡性仍然比较突出，根据“木桶理论”，全省实现全面小康、建设和谐社会的目标能否达到，无疑将取决于对那些“短板”的补足程度。

　　浙江省政府办公厅副主任陈广胜说，“十五”时期，浙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实际增长11.3%，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7.4%，相差3.9个百分点，如果把城镇居民享有的隐性福利折算成收入，两者差距更大。从区域看，2006年全省人均GDP最高的市与最低的市相比，差距达3.7倍，这种差距严重影响了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也严重制约了社会消费需求的可持续增长。

　　2007年6月召开的浙江省第十二届党代会上，浙江省委首次提出了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文化建设“四位一体”的发展思路，明确社会建设的核心就是改善民生，要求建设惠及全省人民的小康社会。2008年初，浙江省委、省政府正式出台“推进全面小康六大行动计划”，部署推进自主创新能力提升、重大项目建设、资源节约与环境保护、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低收入群众增收、公民权益依法保障行动计划。

　　“经历了连续多年的经济高速发展后，浙江从上到下对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重要性和迫切性的认识不断深化，各地发展理念均已从前些年的‘唯GDP’转变到更加注重发展质量和改善民生上来。”陈一新说。

　　2008年浙江启动了全国首个“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行动计划”，宣布到2012年将为全体居民提供覆盖城乡、区域均衡、全民共享的基本公共服务。去年，全省累计在81个公共建设项目上完成投资685.9亿元，完成计划任务的139.6%。

　　浙江省农办副主任邵峰说，近两年浙江城乡居民享受到的基本公共服务覆盖面不断扩大，水平也在明显提高。如在国内率先实施城乡义务教育学杂费、教科书免费制度，城乡低保制度基本实现动态管理下的“应保尽保”，农村最低生活保障的平均水平已接近每人每年2000元。此外，全省已有一部分地区建立起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已有64万人参保、34万人领取养老金。

　　让政府该做的归政府

　　2008年8月25日，是杭州市民王建锋永远不会忘记的一个日子。这天，他作为符合优先定向配租条件申请家庭中的一户，分到了一套位于西湖区三墩镇的廉租房。新房一室一厅一厨一卫，40多平方米，月租金40元左右。“原先一家三口连卧室带厨房只有20个平方，现在日子是越来越好了。”王建锋说。

　　截至2008年底，杭州市已累计为4000多户城市低保户提供廉租住房保障。2009年，杭州市将加快廉租住房建设进程以及廉租住房货币补贴工作力度，计划投入4.71亿元用于廉租房购置和租金补贴，新增廉租住房2900套，确保在年底前基本实现城市低保标准2倍以下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的廉租住房“应保则保”。

　　“对老百姓来说，住房是民生中最受关注的话题之一，政府的职责在于划清与市场的界限，让市场的归市场，让政府的归政府。”陈广胜说，这两年来，浙江各级党委、政府致力于从“两头”解决好居民住房问题，一是在城市低收入群体中推广普及廉租房，一是在农村地区推动农村住房改造，基本满足农民正常住房改造建设的需求。

　　在农村住房问题上，浙江省先后实施了“千村示范、万村整治”、“下山脱贫”等一系列惠民工程，农民住房条件和农村人居环境得到了有效改善。但规划布局不合理、建房用地不集约、基础设施配套不完善、一些农户正常的建房需求得不到满足甚至仍住在危旧房中等问题依然存在。

　　今年上半年，浙江又把全面推进农村危房改造和住房建设确定为“改善民生、保稳促调”的一项战略工程，专门出台了相关补助扶持政策，要求从今年起至2012年，全省完成改造建设农村住房100万户。

　　临海市江南街道上江村210户村民中已有120户实行农房改造，规划有序的全新楼房跟凌乱无序的破旧农房形成了鲜明对比。村委会主任朱贤章说，经过农房改造与村道硬化、垃圾处理、污水治理、卫生改厕四大项目联动，如今的上江村跟县城里的社区一样整洁漂亮，村民们都说这才叫社会主义新农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