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大河网-大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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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怀化下火车后，杨波武和杨柳武（左）轮流背着受伤的朱发林往汽车站赶。 |
贵州侗族钢筋工杨波武 背着受伤工友回乡过年
□策划 特稿部 特派记者 朱长振 文 李康 图
一群来自云贵高原的侗族汉子穿梭于郑州的高楼间，他们有个统一的名字，叫钢筋工。一根根冰冷的钢筋，在他们手中变幻，交织成都市里鳞次栉比的高楼。这里，是城里人的家，而他们的家，是远在千里之外的侗家木楼。
虽然年年春节都要回家，但想回家却并不容易。在返乡的前一天，钢筋工杨波武才拿到了一年工资的一部分。他的同伴，还包括一位几个月前因工伤双足粉碎性骨折的同乡。好在，即将到来的团聚多少冲淡了漂泊在外的艰辛，杨波武知道维权之难，他很知足。
返乡前一天拿到工钱
1月20日上午，郑州临近嵩山路的一处工地前，一群农民工打着横幅在讨薪。他们是来自贵州的钢筋工，41岁的杨波武是暂时的领袖。
这是一处主体已经封顶的29层住宅楼，杨波武干活的地方在2号楼。一年来，他们几十名同乡吃住在工地，所有钢筋活儿均由他们完成。
当1990年代的中国民工潮冲击到贵州那个偏远的侗族山寨时，杨波武成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怀揣几十元钱义无反顾地离开生活了将近30年的寨子。他的第一站就是郑州，此后再也没有离开过。“补过汽车胎，在工地搬过砖，后来一干上钢筋工，就没再改过行，这赖好也算是个技术活。”杨波武说。
“干这个得眼疾手快、心细。”杨波武说。因为吃住在工地，杨波武他们从年初来郑州到回家过年，往往一人能带回1万多元。但老板拖欠工资，一直是他们返乡路上年年遇的拦路虎。
有了媒体的关注，当天下午，杨波武等人顺利拿到了一年工资的大部分。“还剩没多少，明年来了肯定会给，几十层的楼在这儿哩，不怕。”杨波武知足地对记者说。
回家，约上拄拐的老乡
一圈不厚的铁皮围墙，隔开了两个世界。墙外是车水马龙的热闹场景，墙内是杨波武与老乡们的天地。
用木板和铁皮搭建起来的逼仄隔间内摆满了用砖头支起的木板，每一张木板就是一个农民工的家。木板上面摆放着被子、衣服，边上摆放着碗筷和牙具。
要回家了，杨波武把刚要来的工钱存到卡上，又取出枕头里的零用钱带在身上，之后，把碗筷等的东西统统打包塞进被子里，堆在床上。这个被子，成为他留在郑州的唯一牵挂。
下午，杨波武坐公交车来到153医院旁边的一处都市村庄里，那里，住着他的堂哥杨柳武和老乡朱发林夫妇，他们相约一起回家。
杨柳武是朱发林的姐夫，也是朱来郑做钢筋工的介绍人，他们曾在中牟白沙镇一处工地上做钢筋工，去年9月，朱发林突然被倒塌的钢筋砸中，等工友把他扒出来时已浑身是血，双脚粉碎性骨折。虽然在医院做了几次手术，朱发林仍可能落下终身残疾。
杨柳武辞工后把全部精力都用在了替朱发林讨说法上，请了律师，法院也开了次庭，但最终他们还是选择了私了：“咱耗不起这时间，在这里人生地不熟，没签啥合同又没保险，自认倒霉吧。”最后，建筑方一次性赔付朱发林7．5万元。
1月21日当天，一行人拿到了4张郑州至怀化的硬座火车票。他们的老家在贵州黎平县罗里乡罗里村，要在怀化转乘汽车。
离开车时间还有近两个小时，架着双拐的朱发林在一群老乡的护送下早早来到了火车站广场前。
再看一眼郑州火车站广场上的大钟，朱发林的脸色略显凝重：“不来了，这辈子可能也不再来了。”这场突如其来的工伤，让他们的家庭及生活发生了彻底的改变。
郑州好找活儿，约三分之一钢筋工是贵州人
朱发林扎眼的双拐，换来了车站工作人员发的一张重点旅客跟踪单，一行人得以进入特殊旅客候车室，这里宽松的座椅与隔壁候车室内拥挤的人流形成鲜明的对照。
他们坐的车是始发车，都有座位，有重点旅客跟踪单的照顾，朱发林得以先于其他乘客进入车厢。一落座，杨波武便听到了乡音，他们大多是在郑州打工的贵州人。
说起贵州钢筋工在郑州建筑市场上所占的比例，杨柳武与老乡们总结“差不多有三分之一”。分析原因，他们称，可能跟当地人住木质楼房，善于用藤条之类的捆扎物件有关，另外一个原因，是郑州这几年的大规模建设有增无减：“来郑州好找活儿，工价也比其他城市高些，物价也便宜。”“郑州人不排外，不像有些城市，我们坐公交车人家都躲得远远的，嫌俺衣服脏。我们遇着刮风下雨，也去逛商场、游公园，有时候，晚上也去路边的小店内看电视，这边的秩序就是好，好多小店内的啤酒、凳子，晚上用塑料布一包就放在外边，没一点儿事，这在有些城市，肯定早被偷光了。”见过世面的杨柳武用标准的普通话与车厢内的乘客聊着天。
杨波武的手机里存了不少雪景照片，那是去年11月郑州那场罕见的大雪，“回家让邻居们看看，我们那儿可从来没见过这么厚的雪”。但就是这场大雪，让不少耐不住冻的老乡提前辞工返乡，其中就有杨波武18岁的儿子和48岁的姐姐。
夜色中，列车过了许昌、漯河，下车的乘客越来越多，朱发林把双拐放到一边，倒在一个长座上酣然入梦，坐在对面的妻子还在叹气：“家中上有年迈的父母，下有未成年的儿子，俺家以后这日子可该咋过呀？”
20多个小时的颠簸之后，列车停在了湖南怀化。当地下着雨，杨波武、杨柳武两人轮流背着朱发林前往近1公里外的怀化市汽车西站，在那里，有直通黎平县的客车。
路边不断有拉客者追着他们喊：“五元钱，直达西站！”但他们头也不回，大步流星朝前走。
当天的最后一班车还是没赶上，他们只好找了一家小旅馆，包了两个小单间，总共40元钱。第二天一早，顾不得洗脸、吃饭，几个人急忙赶往汽车站，生怕错过了第一班车。
“今年跟着干的老板不中，明年不跟他了”
客车在云贵高原的山间盘旋着，直到下午才抵达黎平。朱发林执意打电话让朋友开面包车从村里赶到县城来接他们，以此来报答杨波武兄弟一路上的照顾。
依公路而建的侗寨并没有因为这辆面包车的出现而大惊小怪，近来几乎每天都有在各地打工的人们回来过年，杨波武21岁的大女儿杨兰云，也在一周前从江苏回到家里。
家乡的油菜花开得正艳，一脚踏进自家的木板小楼，杨波武的心里顿感轻松。
这是夫妇俩在10年前花费近10万元建起的家，与周边清一色的木板小楼并无二致，下边四角有4根木柱，一层住人，二层放粮食和杂物，这是侗族特有的吊脚小楼。在这些小楼旁的公路边，广告牌上写着宣传标语：“神奇侗乡，多彩黎平，侗族文化发祥地，有世界之最的天生桥，有长征文化的黎平会议会址……”
整整一年没见过面的妻子虽然已知道杨波武当日要回来，还是照例上山割猪草，直到天黑才背着筐归家。打工把夫妇俩隔开，这个侗族妇女已经习惯了每年的分离。
见了面，夫妻俩用记者听不懂的方言好一番争执，杨波武过后解释说：“妻子在告儿子杨双云的状，说他从郑州一回来就去上网，整夜整夜不回家。”这让摄影记者有些失望，预计中夫妻相见时的喜悦并没有出现。
杨波武家有3亩水稻田和3分菜地，这些田地全由妻子一人操持，她还养了两头猪和十几只鸡，一年有3000多斤水稻的收成。这个最远只去过黎平县城的侗族妇女，最大的心愿就是“像过年一样，天天全家在一起”。
木楼里弥漫出香味，是从电磁炉上的火锅里散发出的。火炉烧得正旺，旁边矮桌上摆满了猪肉、腌鱼和米醋，杨波武实心实意地劝记者多喝几杯妻子酿的米酒：“一年了，就春节回来这几天能吃上几顿饱饭，我们养的猪吃的都是米，在外边哪来的这肉？”
晚饭后，杨波武装上从郑州带回的5元一盒的香烟到邻居家串门。侗寨的夜晚并不宁静，网吧、歌厅、发廊，还有到处散发着恶臭的垃圾都让杨波武感到极不适应：“你看这寨子里还贴着协查通报，许多年轻人不愿意再凭力气挣钱了……”
杨波武称回来过年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想多与从郑州回来的老乡交流一下，看谁的老板好：“只要不拖欠、克扣工资就中，我今年跟着干的老板不中，明年不跟他了。”
在河南待惯了的杨波武现今已是开口闭口“中、中、中”了。
专／家／点／评
应让农民工具有与用工方谈判的能力
杨波武在媒体帮助之下，拿回大半辛苦钱，他已经知足，我却为之辛酸。拿回自己应得的薪水，要回自己的工伤赔偿，为什么这么难？
除用工方确实资金周转不灵外，更有欺负农民工的因素。是啊，农民工的维权是那么难，工作难找，不敢开口要求签合同，法律程序繁琐，农民工等不及。没办法，只能上演“跳楼秀”、“恶意讨薪”，甚至是你死我活，这常又被批评为不懂法、绑架公共利益，那农民工又该怎么办呢？
当然，政府也做了不少工作，比如某些地方建筑业的预交保证金制度，劳动仲裁在一定金额内的一裁终局制度，再如要求用工企业参加工伤保险，但在我看来，除这种自上而下的“帮助”外，更该解开农民工身上的束缚，让农民工获得与用工方谈判的资源和能力，让用工方真正重视起农民工的要求。
而在现实情况下，除责任部门应加强监管力度外，我也建议农民工平时主动学习相关法律知识，《劳动合同法》等都只是一本薄薄的小册子，识字的人就不难看懂。珠三角等地已出现用工荒，农民工更应该坚持签订正式劳动合同，否则就不给他干。毕竟，权利要靠自己争取，而理性的维权方式要好于以命相搏。
于建嵘，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教授，三农问题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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