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红网
实现收入分配公平需要系统化改革
本报评论员 周东飞
[社评]
3月3日，全国政协十一届三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在会上作常委会工作报告时说，在2010年的工作中，政协高度重视收入差距过大引发的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将就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困难群众的社会保障与社会救助等问题提出对策建议，努力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收入差距过大将影响社会稳定，不是危言耸听。20世纪初，意大利经济学家基尼创建了“基尼系数”，用以衡量一国国民收入分配体系的健康状况。其数值介于0-1之间，0表示绝对公平，1表示绝对不公平，0.4一般被看作收入分配差距的警戒线。有数据显示，我国的基尼系数在2006年时一度接近0.5，显示中国贫富悬殊已经相当严重。另一组数据同样能够证明收入分配差距之大：城乡之间，2009年居民收入差距为3.33:1；区域之间，最富地区与最穷地区收入相差2.68倍；行业之间，最高与最低收入差距2008年为11倍；阶层之间，收入最高10%人群和收入最低10%人群的收入差距2007年为23倍。
根据媒体在两会之间进行的问卷调查，民众对于分配不公的关注程度已经超过反腐倡廉等热点问题。导致分配不公平的原因，社会普遍认为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初次分配的结构比例长期不够合理。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所占比重由1990年的53.4%下降到2007年的41.4%，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所占比重由1995年的67.3%降低到2007年的57.5%。二是二次分配没有达到缩小收入差距的目的。现行税收制度使工薪阶层成为交纳个税的主力，通过个税调节高收入的设计初衷落空。市场化导向的医改、教改、房改使民众背上“三座大山”，社会保障体系亟须弥补和完善。三是经济社会运行中仍然存在起点不公平的问题。垄断而不是竞争成为一些行业获取高收入的原因，腐败等非法收入潜伏于正常的监管之外。
关于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问题，在社会层面议论已久，在国家层面也酝酿多时。其基本的思路，应该说已经有所呈现。初次分配中应当着力做好“加法”，通过建立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兑现公众关于工资增长跑赢GDP的期待，以增加公众尤其是普通劳动者的收入。长期以来我们所津津乐道的廉价劳动力优势的认识，应该得到扭转。这是政策导向问题，也同样是市场发育和成熟的规律，新年过后各地普遍出现的“用工荒”就是一个明证。在二次分配中，应当通过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做好“减法”。新医改、新教改和保障性住房建设、养老制度改革等公共产品的提供，将会使民众从社会保障的重压下解脱出来，减少开支同样是增加收入的一种形式。
或许上述的“加减法”符合分配制度的内涵，不过这显然算不得对策的全部。经济学家吴敬涟就认为，通过改革分配制度本身，解决的是机会平等条件下的结果不平等，但是中国居民收入不平等显然还有机会不平等的因素存在。网上正在大热的《烟草局长日记》中，这位局长描述自己买高档相机等物品时经常用到一个“才”字来作修饰语，“才”几千，“才”几万，一幅价钱不在话下的派头。如果联系到日记中的受贿、报假账细节，“才”字就好理解多了。正如吴敬涟所言，权力寻租、部门垄断都是机会的不平等，这样的不平等不消除，很难通过竞争实现收入分配结果上的平等。
从这个意义上说，缩小收入差距，实现公平分配，不仅需要分配制度本身的改革，而且需要一场更为系统化的改革。(潇湘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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