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民工代表有效履职不当“花瓶”

　　新华网北京3月6日电　题：中国农民工代表有效履职不当“花瓶”

　　新华社记者　王攀　傅双琪

　　两会开幕前一天，中国首位农民工全国人大代表胡小燕还在忙着张罗她的议案。

　　作为中国最高权力机关的一员，她希望今年能向大会提交一份关于保护农民工权益的议案。议案必须是由法律规定的机关，或者代表按法定的联名人数，即30名以上代表或一个代表团，依照法定的程序提出。

　　“我希望得到其他代表的协助，如果可以完成，这将是我当选人大代表后的首份议案。”胡小燕说。过去两年里，她已经成功提交了7份建议。

　　“这届两会开幕之前，我接到许多农民工的电话和电子邮件，其中大部分是反映欠薪问题的，因此我希望能通过自己的建议甚至议案，为他们建立起防止欠薪的机制。”胡小燕说。

　　很多人发邮件给她，或者在ＱＱ上和她交流。“他们希望我帮他们把事情反映出来。有的情况很重要，但说得简略，我会让他们写详细点再交给我。也有从个人角度反映问题，不是很全面，我就从不同的方面，不同的人那里去收集情况，最后归纳总结，形成意见，再提交到两会上。”她说。

　　2008年以来，一批农民工代表入选全国人大和地方各级人大，在中国的民主政治进程中越来越多地发挥作用。

　　长期跟踪研究农民工问题的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教授郭巍青说，中国正在努力为农民工群体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农民工人大代表无疑为他们提供了反映真实利益需求的渠道，这是很重要的进步。

　　“考虑到农民工人数庞大和人大代表数目的相对有限，这种反映不嫌其多，只嫌其少。在看到农民工代表不断成长的同时，有关方面还应为他们提供更为完善的履职环境和条件。”郭巍青说。

　　作为目前仅有的3位农民工全国人大代表之一，胡小燕感到了巨大的压力。她说，由于缺乏经验，文化水平也不高，她的履职道路一度颇为艰辛。

　　1998年，24岁的胡小燕离开四川老家到广东，成为中国1．3亿外出务工人员中的一员。

　　10年之间，她完成了打工妹到全国人大代表的蜕变。为了更好收集广大农民工的意见和建议，她公开了自己的手机号码和网络联系方式。

　　她说：“最初我一天能接到好多个电话，很多时候我不仅不能帮人解决问题，甚至连接电话都有困难。这也让很多人对我不理解，有人还打来电话骂我。”

　　由于无法顺利回复一些求助信息，也有媒体对她的履职效果提出了责问。

　　胡小燕说，参加两会并且履行职责是一个“不断学习和成长”的历程，也是一个“很艰巨的任务”。

　　在全国人大和广东地方人大的组织下，去年她先后5次前往山西、新疆等地考察，多次参加学习培训，还想方设法联系农民工群众听取意见建议。

　　连续两届担任人大代表的广州市律师协会名誉会长陈舒说：“胡小燕是个非常勤奋和认真的好代表，特别用心学习，特别诚恳努力。”

　　胡小燕目前依然和丈夫住在十多平米的工厂宿舍里，书桌上堆着会议文件和法律书籍。她的丈夫刘加明说：“她成为人大代表以后，对自己的言行举止要求更高了，生怕除了差错，造出负面影响。”

　　履职过程中，胡小燕曾向受困农民工伸出援助之手。去年4月，收到珠海市一家五金厂89名外来农民工遭遇企业主拖欠薪资的短信投诉后，她将情况反映给广东省工会。随后的执法检查中，这些工人不仅追回来80多万元的被拖欠工资，还获得了50多万元的补偿。

　　“既然是人大代表，就要知道自己真正代表谁，就要敢说。就算是别人骂我，我也不会后退。”胡小燕说。

　　“但是一个胡小燕解决不了所有问题，两亿多农民工需要更多我这样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