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洲新快报记者:请问李飞主任一个问题。去年在上海出现了“钓鱼执法”事件,今年在“两会”上,一些法律界代表提出希望修改《行政处罚法》,在其中增加关于违法行为较轻,但是属于偶犯的行为不予处罚。因为碰到一次“钓鱼执法”情况的可能性会比碰到很多次这样的情况可能性更少一些,所以希望进行这样的修改,增加“钓鱼执法”的成本,杜绝这样的情况。您对这个建议怎么看?有没有可能去实施?谢谢!
李飞:你们提出的问题都涉及到行政管理机关如何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公正执法的问题。这些年来,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这方面的法律不少。《行政处罚法》本身就是为了规范机关依法行使处罚权的法律。你提的问题说明有些行政机关的工作人员没有严格按照法律执行。《行政处罚法》和其他有关的法律中规定的行政处罚的原则是一样的。我们实行违法行为和处罚相对应的原则,我国的行政处罚的种类比较多,不是不管任何行为都是一类处罚。也包括警告、罚款等其他的一些处罚措施,轻微的应当采取与其轻微行为相对应的处罚措施。下一步针对行政机关执法中出现的问题,我们会不断地根据新情况、新问题进行完善。现在还有一部重要的法律,估计有会有人提到,就是《行政强制法》,这也是规范行政机关如何行使相应的职权。
刚才齐鲁晚报的记者提出的问题,实际上也涉及到这个问题。对职业病的鉴定也要不断地完善,使得我们在一线工作受到环境危害的职工能够享受到国家规定的政策保护。这在下一步,有些是通过制定法律作出规定,提出要求的,有些是要在具体的工作中,按照法律确定的原则具体落实的。上上下下都要抱着对人民负责任的态度。既有法律规定,也有大的原则,这就要求政府和工作人员切实从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出发,使国家制定法律的各项规定落到实处,真正变成实际可操作的、人民群众可以充分利用的法律体系和操作规范,使存在的问题得到及时地解决。因此,我也呼吁各级行政机关的工作人员,应该以这样的态度来严格执法,来对待我们所负责任的人民群众。谢谢!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想请问一下高强主任,在制定今年的预算报告时,是否已经考虑到有助于收入分配改革的问题。另外,在今年的财政支出的预算安排之中,有哪些是和国民增收方面有关的?谢谢!
高强:国民收入分配问题,不是一个单纯的财政问题。它是一次分配,涉及到国家、集体和个人之间的收入分配关系,它比财政分配范围要大得多。所以,在预算报告中还不能全面地反映国民收入分配的有关问题,需要在制定“十二五”规划中研究、解决这个问题。财政的分配是国民收入的再分配,通过从企业、居民集中的资金再分配给用于民生、国家发展等等方面。在今年的预算安排中突出解决的是民生问题,对于大家所关心的一些问题,比如教育、农业、医疗、文化、社保、就业等等方面的支出,都是突出做了安排。如果大家注意今年的预算报告,中央本级财政支出只增长5%,而刚才我说的几项涉及民生的重点支出,都大大地高于财政支出平均的增长。这也体现了政府关注民生的一种态度。至于直接提高居民收入方面,涉及到几方面:
第一,通过提高农产品最低收购价格直接增加农民的收入;第二,要提高城乡困难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要直接增加这部分人的收入;第三,还要继续提高企业退休人员的养老保险金水平;第四,还有一些优抚对象,包括退伍军人、老弱病残、农村五保户家庭,通过提高他们的补助标准,也改善他们的生活。所以,整个财政支出围绕着增加社会事业发展的投入和直接提高低收入人群居民的收入和补贴,来改善人民的生活。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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