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政协十一届三次会议集体采访今天下午15时在梅地亚多功能厅举行,主题为“政协委员谈推进教育改革”。
有记者提出,深圳市政府正在投资筹办南方科技大学,要办一所去行政化教授治校的学校。对于“去行政化”这一说法,北京师范大学校长钟秉林表示,我个人同意取消行政级别。
钟秉林说,我了解深圳市人民政府筹建南方科技大学的过程,我个人支持,依靠地方政府的财力,举办这样一所大学。我倒不认为是去行政化为标准的,而在于学校的定位,它是定位在培养经营人才。比如类似香港科技大学这样的院校。在中国这样的环境下,能够靠政府的财力支持,能够聘请一些知名教育家担任校长,通过去行政化在内的体制机制创新,吸纳高水平的教师队伍,在比较高的起点上,在不长的时间内,办起一所高质量的大学。我个人认为,这个工作非常值得尝试。当然,万事开头难,它是有很大的困难的,比如说可能需要教育行政部门在有关政策上予以支持,在有关政策上采取突破,也需要朱清时和他的班子能够在学校的规划方面、制度设计方面、内部架构设计方面以及人才培养方面下更大的功夫。
钟秉林详细阐述自己的观点,他说,首先什么叫做行政化?第二是怎么去行政化?如果行政化的内涵搞不清楚,定义不明确,边界比较模糊,那这个“去”起来就无的放矢。我觉得所谓大学行政化的现象,应该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在大学和政府的关系方面。希望政府能够遵循教育的规律,不能完全用行政化的手段去管理大学,这就提出政府应该进一步转变职能,加强宏观管理,真正通过制定政策法规,制定规划,运用经济杠杆调节,运用这种官方的检查、评估或者评价,通过这些手段来实现对大学宏观的管理。而大学具体内部的事务,由大学自主去做。这里提出,大学需要建立一个依法办学、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现代制度,把它结合起来,这是一个方面。
二是大学内部。大学内部所谓去行政化的倾向,一个是官本位的倾向,另外一个实质的,就是怎么样处理好大学内部的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的关系。大学作为学术机构,和政府机关,和企业,包括各个媒体的单位,性质完全不一样。从权力架构来讲,一个基本的特点,就是两种权力并存,都有它的合理性。
钟秉林解释,行政权力大家都清楚,是一种自上而下的,通过任命而产生的,带有一定强制性的权力架构,我想行政权力的目的是为了协调,保证学校作为一个整体,能够实现学校的定位和发展目标。另外一个权力也非常重要,就是学术权力,它实际上是以教授为代表的,基本特点是自下而上的,这样一种相对松散的权力架构。比如说内部的学术委员会、学科委员会等等,它体现了大学的本质特征,大学的核心是学术,是人才培养和研究,这是大学本质特征体现的。
钟秉林认为,这两种权力的存在都有它的合理性,现在关键问题是把这两种权力协调好,不能相互之间出现越位、错位或者失位。我个人认为,现在大学主要矛盾关系,这个两个协调当中,就是行政权力对于一些学术事务干预比较多,所以很重要的一点,在学校涉及到学术事务决策的时候,要充分发挥学术权的作用,发挥教授和教师的作用,而不能靠行政简单地来拍板进行决策。我想先把这个问题搞搞清楚。
钟秉林强调,这两个问题搞清楚之后,所谓去行政化无非是靠这两个方面来努力,一个是这次纲要里讲得非常清楚了,关于政府怎么样进一步转变职能,尊重学校的办学自主权,加强宏观指导,从这方面努力。另外一个是从学校的内部,现在各个学校都在高度重视怎么样进一步发挥学术权力的作用,同时在行政权力方面要淡化官本位,学校的这些管理干部能够真正地以教师、学生为中心,为教学和科研来服务,这个问题这么考虑是不是就比较明确,就可以逐步地进行解决。
钟秉林说,当然,大学既然是这样一种学术团体、学术机构,它也需要一种行政管理的,这和行政化还是有所区分的,总归是一种层级的管理,尤其是学校除了学科事务之外,其他的事务,像后勤事务、学生管理事务、基建事务等等,都需要我们根据不同工作类型比较稳妥地去处理。
本次集体采访由政协新闻组副组长、外事委员会办公室副巡视员肖秦生主持,北京师范大学校长钟秉林、华东师范大学党委书记张济顺、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医学部常务副主任柯杨、山西省教育厅厅长李东福、宁夏回族自治区工商联副主席、银川大学校长孙珩超、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学前教育系主任刘焱出席并回答记者提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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