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日报网
中国日报网消息：英文《中国日报》3月25日言论版头条：关于平衡中美贸易的争论大都集中于两个“提高”：一是怎样提高美国出口及储蓄，二曰如何提高中国的进口和消费。尤其在美国国内，这一争论最终落实到人民币汇率问题上。美国政府断言目前人民币价值偏低，希望中国能够推动人民币大幅升值，以期提升美国出口和就业。但中国政府所持观点迥异，认为美国对人民币施压是华盛顿采取贸易保护主义的具体表现，是不公平的，也不利于中国发展。中国领导人强调依靠结构及体制改革提升中国人消费水平，同时要提高国民内投效率。
中美之间分歧为何如此之大？美国对人民币升值的要求建立在其短期和长期双重考量之上。就短期来说，是针对中国巨大的国际贸易经常项目顺差；长期来看，是为了遏制中国，高速增长、快速城市化及工业化、极低的负债率及财政赤字必定会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极大地提升中国的综合国力。从中国的角度讲，中国人担心现在升值人民币或者过早地解除人民币对美元的依附将造成金融动荡。投机性资本、资产泡沫和出口领域内就业及商业环境的震荡都是中国在汇率问题上慎之又慎的主要顾虑。中国担心人民币升值将对资本流动产生巨大冲击，同时影响私人企业和金融机构购买美元资产的积极性，当这些资产以人民币衡量价值一路走低时，更会少人问津。
中国政府肯定会将日本的教训作为前车之鉴。1985年《广场协定》致使日元大幅升值，但日本贸易盈余并未因此削减，反而催生了巨大的资产泡沫，并于1989年前后破裂，直接导致日本经济在随后二十年时间内的通胀和低迷。现汇汇率调整并不是中国解决贸易失衡的唯一途径。如果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保持基本稳定，那么中国完全可以利用通货膨胀提高对美元的相对价格水平，或者通过实质性的人民币升值也可达到类似的目的。由于两者之间的通胀率差异，两大经济体货币的相对价格水平通常都会考虑现汇汇率的变动因素，不断调整相对价格。
由于以上提到的两点原因，中国在维持汇率稳定时主要考虑两点，一是通货膨胀，二是升值。这就要求把创造就业机会、提高工资及生产力水平、价格自由化放在经济政策首位，而非像美国想的那样，通过调节现汇汇率消解贸易逆差。考虑到中国政府的方式可能会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保持不变，因此，对中国至关重要的是，设计出务实有效的政策选择，尤其是推进某些领域内的结构和体制改革。
首先，要降低储蓄和低效投资，中国急需改变大型国有企业所有权体制，撤销对大型国企的管制。2007年至2008年，中国储蓄率高达国民生产总值的55%，经常项目顺差达到国民生产总值的10%。企业储蓄几乎占到国民储蓄的半壁江山。正是大型国企的储蓄行为造成了如此巨大的企业储蓄。但国企无权任意利用其积累的财富提高员工工资，也不能以分红的形式消化资金盈余，从这个意义上讲，国企积累的财富无法产生真实的购买力。这就造成了不会给消费带来任何财富效应的巨大资本增值。此外，国企积累的资本更多地被投向本以产能过剩的领域，投资效率极低。
在中国国民收入中，家庭收入所占比重仅为35%。国家在一段时间内无法从根本上提高劳动力的生产效率和工资水平。因此，为了提升国内消费，中国必须创造有利的投资环境，将资本导向那些具有巨大国内消费潜能的领域。总之，投资是目前消解中国经常项目顺差，同时吸收国内储蓄的重要手段。当下，尤其要提高投资效率。过去几年，低息贷款或者说低利率为中国的出口制造业领域带来了大量的低效投资，拉低了“中国制造”产品的价格。由于美国通行的零利率政策很有可能诱使更多的投机性资本在高回报率的市场预期下投入中国，低息贷款带来的资本投入还将在一段时间内持续。因此，中国需要改善其资本控制机制，只允许那些规范的跨国资本进入中国市场，提高国内国际投资效率，争取更大的投资回报，同时严格限制投机性资本和低效投资的涌入。
另外一个造成全球贸易失衡，而经常被人忽略的因素是中国经济内部的价格扭曲。要想扶正全球经济，必先解决中国经济的价格扭曲问题。这一问题是由许多原因造成的。政府为了吸引外资企业提供的廉价土地资源、尚不完善的财产权、极低的碳排放标准、环保法令软弱的执法力度以及社会保障网络建设的落后都极大地降低了劳动力价格水平，同时掩盖了很多急需填补的社会缺口。
鉴于中美之间潜在跨国投资和债务金融的巨大规模，保持稳定的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符合两国长期国家利益。就长远来看，肯定要到2020年之后，或许在2025年至2035年间，人民币有可能成为完全可兑换货币。但在此之前，中国经济首先要完成根本性的结构及体制改革，构成民主政治体制下的现代市场经济。到那时，中美两国才有条件协商制定符合两国共同利益而又切实可行的长期经济政策。（作者为清华大学-布鲁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华盛顿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 肖耿 编辑 裴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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