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打黑风暴之后调查：市民直呼感觉安全

　　双崔对话：“第三财政”与“人民的公租房”

　　自2003年重庆市国资委成立7年来，重庆市属国有重点企业资产总额由1700亿元增长至目前的9143亿元，年均增长73%，规模由全国第19位升至第4位。同期，中央企业和上海、四川国有企业年均增长分别为25%、7%、8%。

　　与资产总额快速增长同步，资产质量、布局结构和企业的组织结构、盈利能力等也发生了重大变化。

　　据重庆市政府常务副秘书长、市国资委主任崔坚介绍，重庆国资几年来发生的变化包括：

　　净资产增长6.5倍，从376亿元增长至2448亿元。资产负债率由80%多下降至60%左右。

　　改变了工商产业布局80%以上国有资产的状况，形成了基础设施、工商产业、地方金融4：3：3布局国有资产的新结构。

　　集团户均资产达到269亿元，是六年前的6倍。资产百亿集团达22户，六年前只有2户；年销售百亿集团达7户，六年前没有。

　　去年实现经营利润98亿元，加上投资集团上缴财政的103亿元土地增值利润，利润总额为201亿元，是六年前的25倍。除粮食集团因政策性亏损外，市属国有重点企业已全部实现盈利。

　　“从‘国资增值与藏富于民并进’的角度看，重庆经验赋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质性的内涵，我认为对全国是有普遍的参考意义的。”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崔之元如此评价。

　　本报就重庆市国有企业和国资经营改革经验约访了重庆市政府常务副秘书长、市国资委主任崔坚以及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崔之元。

　　“重庆模式进行时”

　　《21世纪》：崔坚主任，这些年，重庆国有企业和地方国有资产经营是如何改革的？

　　崔坚：通过近年来的探索，重庆国有经济已逐步走出了一条服务区域经济发展的重庆特色之路，社会各界广称为“重庆模式”。具体来说有如下4个方面：

　　一是通过八大国有投资集团的运作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体系的建立，弥补了政府财政体制缺陷，使我市区别其他省市拥有了“第三财政”。

　　二是以国有企业为表达载体，通过市场化方式进行市场调控，改变了政府对市场以行政、法律方式的被动式调控，既遵循了市场规律，又提高了调控效率。如，城投公司、地产集团通过土地储备，推动形成了我市房地产商按规划、带项目、批土地的新格局，有效调控了我市房价。

　　三是以国有企业为桥梁，连接公有制与市场、政府与市场，成为政府培育市场、规范市场、发展市场，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第三力量”。如，在市场信号一时缺损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领域，我们通过八大国有投资集团的率先进入，激活市场，并带动了其他资本进入，发挥了市场培育、试验带动的功能。

　　四是通过国有企业的市场化推动，改变了政府单纯依靠财力提供公共服务的方式，通过市场放大了财力支撑。如，正是有了国有投资集团对基础设施、公共设施建设上的贡献，为我市发展教育、卫生等公共服务腾出了财力空间。正因如此，我市财政在西部较弱，但在教育卫生、社会保障等方面比其他省市更为充分。在全国31个省市中，我市教育支出占GDP的比例率先超过4%的基本要求。

　　《21世纪》：崔之元教授多次来重庆调研，你如何看待重庆国资的发展壮大？好像一些人担心重庆国企是否会“与民争利”？

　　崔之元：最近几个月，我初步探讨了“重庆模式进行时”，它的第一个方面是 “国资增值与藏富于民并进”。

　　现在流行的观点认为，国资增值与藏富于民是此消彼长的关系。最近的山西小煤窑国有化改制，争论很激烈，大家担心“国进民退”。但重庆经验恰恰表明，不是“国进必然民退”，而是“国进民也进”。

　　《21世纪》：详细说说“国资增值与藏富于民并进”的运行机制？

　　崔之元：我们可以从几个例子来看重庆“国资增值与藏富于民并进”的运行机制。

　　2000年时，中央允许西部12省市对所有工业企业，凡是符合西部大开发产业条例的，只征15%的所得税。

　　在2008年1月1日以前，工业企业的所得税率全国统一是33%，之后降低为25%。西部其他省份一开始也执行了15%的优惠税率，但不少省两三年后发现，由于税率太低，地方税收收入大幅减少，使得政府不能完成必要的社会职能。因此，很多省份主动放弃了中央优惠政策，继续执行33%的企业所得税率。而只有重庆将此优惠政策坚持至今，一直使用15%的税率。

　　西部大开发的政策优惠期是到2012年，重庆现在呼吁中央将这条优惠政策延续到2020年。

　　形成“第三财政”

　　《21世纪》：以15%作为工业企业普适所得税率的意义何在呢？

　　崔之元：工业企业的平均利润率是10%，如果所得税率是33%，那么企业最终所得(平均利润率)只是6.7%，银行存款利率可达5%左右，所以搞工业企业实际上比银行存款稍微好一点，但需要承担风险。

　　为什么重庆政府敢于长期坚持15%工业企业所得税率？原因正是崔坚主任刚才提到的，重庆政府的国有资产大幅增值，使得政府的财政底气很足，不依赖于对民营企业的高税收。对此，重庆市市长黄奇帆提出了一个概念，他认为重庆由于国资增值，形成了“第三财政”。

　　而按照通俗的叫法，第一财政收入是一般性的税收，我国最主要的税种是17%的增值税，当然也包括所得税等。第二财政指的是基金收入，比如能源建设基金。第三财政收入指的是国资在市场竞争中的增值，形成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国资增值使政府有能力普遍地降低税率，民营企业和老百姓可以缴纳较少的所得税，投资有利可图，这是“藏富于民”的主要机制。

　　还有就是重庆藏富于民的一大措施是突破短期“土地财政”。现在老百姓怨声载道，认为房价太高。其中一个批评是认为地方政府搞土地财政，使地价推动房价高得不可思议。重庆市恰恰突破了短期土地财政，这是藏富于民的关键举措之一。

　　《21世纪》：过去几年中，重庆国资增值得到了社会关注，但有人认为重庆的国资增值也只是靠土地的财政。你怎么看呢？

　　崔之元：我认为重庆市恰恰突破了短期土地财政，重庆市国有资本在市场竞争中的全面增值，使得重庆市政府并不依赖于短期的土地财政，并不依赖于在某个项目中一定要卖出高价。

　　重庆市市长黄奇帆说，必须严格控制国有土地出让价格，降低商品房成本，藏富于民。具体做法是，经济适用房土地出让价不超过房价的六分之一，中低档商品房地价不超过房价的五分之一，高级商品房地价不得高于房价的三分之一。因此重庆的房价低于同等发展水平的其他城市的房价。

　　崔坚：实际上，重庆在全国率先大建“公租房”。今年第一批1000万平方米的公租房将由四大国有集团着力推进。这四家国有集团是重庆市地产集团、建工集团、城投集团和一家国有大型建筑企业，他们分成两组，分别完成土地准备、资金筹措、建设等任务。

　　这些国企不仅不“炒地皮”，而且不收土地出让金和各种税费，以低价格出租。公租房收取的房租和物管费仅够付银行利息，而国有集团投入的建设本金，将由这几家公司用10年左右的时间“内部消化”——用企业利润冲抵建设资金投入的欠账。

　　国企“啄木鸟”

　　《21世纪》：重庆渝富公司在重庆国资中的地位是什么？

　　崔坚：重庆国企有一个类似中央汇金的公司——渝富公司，他有400亿元资产。

　　渝富成立五年来，已经累计为企业处置不良债务、不良资产近300亿元。目前重庆的银行不良资产率很低，和渝富的运作关系密切。

　　渝富还为企业破产、搬迁提供资金周转。比如：重钢要搬迁，启动就需要100亿元，重钢哪里有这笔现钱？这就需要一个杠杆，渝富就充当了这个杠杆。

　　渝富还参与资产重组、企业重组、银行重组、证券公司重组、国有集团股权重组，成为一批国有企业的战略投资者。在此过程中，帮助各类国有企业解决了问题，渝富自身也得到了发展。用个不一定恰当的比方，渝富相当于重庆各个国有企业的“啄木鸟”，专门把树上的虫子、问题解决掉。

　　崔之元：我个人认为，国务院国资委宣布的要在今年上半年挂牌成立的“中投2号”—国新公司，实际上要发挥和重庆渝富公司同样的“啄木鸟”作用。李荣融主任曾专门调研渝富公司，对重庆国资经验予以肯定。

　　《21世纪》：崔教授如何看待重庆经验的理论意义？

　　崔之元：重庆国资经验和197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詹姆斯·米德(James Meade)的“自由社会主义”理论不谋而合。

　　米德最深刻的洞见就是“公有资产的市场收益可以降低对税收和国债的过度依赖，提高整体经济效率”。国家如果不能依赖国有资产的市场收益，则只能依赖税收和国债。但税率过高会降低个人和企业工作和创新的积极性。这样国家不得不依赖发行国债。但国债过高后又会抬高利率，不利于生产性投资。

　　重庆正在进行着“自由社会主义”的试验。由于重庆的“国资增值”，能够给政府提供“第三财政”(一般税收和基金之外)，因此重庆国资不仅没有“与民争利”，反倒促成“藏富于民”。

　　2002年，重庆财政收入157亿元，政府债务余额450亿元；2008年，财政收入870亿元，债务余额还是450亿元，考虑到物价上涨和利息因素影响，政府债务余额为负增长。

　　同时，重庆投入近2000亿元进行了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建设，城乡面貌出现了日新月异的变化，被媒体称为“3个月换一版地图的城市”。 从“国资增值与藏富于民并进”的角度看，重庆经验赋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质性的内涵，我认为对全国是有普遍的参考意义的。

　　沉下去，再沉下去，二十万干部“大走访”

　　与很多的重庆干部一样，此次干部“大走访”张轩在秀山县结了一家“穷亲”，儿子23岁时死了，只留下了有残疾的老两口，全家唯一的希望寄托在养育十年、在路边拣的一个14岁小女孩的身上，起名叫杨路珍。这几天张轩正琢磨着给“穷亲”买些猪和鸡，养大了卖点钱。她还准备赞助小女孩读书，因为小女孩是这个家庭幸福的希望所在。

　　张轩插过队，当过石油工人，之后在西南政法学院法律系读书，毕业以后就留在了重庆。曾任共青团四川省重庆市委副书记，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党组书记。 49岁时担任重庆市委副书记，应该算是这一代人中的佼佼者了。

　　二级大法官的专业背景，使她讲起话来字斟句酌。初看起来，张轩代表着这样一类妇女：职业、平和、谦逊。

　　群众上访要做“无罪推定”

　　《21世纪》：重庆20万政府干部下基层，网上被形容成“官不聊生”，这个比喻本身说明了什么？

　　张轩：薄熙来书记在大下访开始时就强调：“绝大多数群众上访都是事出有因的，不要一开始就做有‘罪’推定，而应当做无‘罪’推定，如果认为老百姓一登门就是无理取闹，把老百姓放到对立面上，我们的官僚气就会与日俱增，永远也解决不好问题。”薄书记把干部进基层为老百姓解决信访问题作为锻炼干部队伍作风和能力的一项重要的工作，他把“大下访”定位为“一个深入基层调查研究、了解社情民意的过程，一个密切联系群众、为群众排忧解难的过程，一个改造干部思想作风、培养干部解决问题能力的过程”。我想，这个定位是很有针对性的。

　　《21世纪》：信访工作在处理历史积案时的难度在哪里？

　　张轩：问题很多。比如，国营企业刚改制时，顾大局的或者比较听话的进了再就业中心，还有一些是坚决不去，这些人留在了企业。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企业慢慢又好起来了，留下来的待遇与下岗人员完全不一样了。重庆有下岗职工40多万人，都是50多岁了，他们是做出贡献的人，老了没有保障怎么办？再比如，重庆原来是计划单列市，中央认可干部的待遇高一些，后来在机构改革的时候与全国拉平，直辖以后两市一地合到重庆，干部薪资待遇一起拉平。结果是一批要退下去的县级干部待遇下降，这批干部拿着组织上给的级别认定通知和工资单找我们，工资降下来的理由是什么？依据是什么？甚至说：原来是组织，现在也是组织，我听哪个组织的？我们还信不信组织？几千个县委书记、人大主任的县级干部也来上访。还有几千人的抗美援朝老战士，那个时期是供给制，复员到地方以后在企业工作早就退休了，他们的收入很低。他们也来上访，要求每年给的生活补助涨一些。诸多问题。

　　《21世纪》：重庆对受理信访有三个80%的判断(80%以上反映的是改革和发展过程中的问题； 80%以上有道理或有一定实际困难和问题应予解决；80%以上是可以通过各级党委、政府的努力加以解决的)，这是基于摸清情况以后得出的结论吗？

　　张轩：准确地说当时还没敢这么来判断，只是界定在诉求的范围。老百姓不停上访有一定的合理性，合理性占的比例是大的。但是诉求本身并不能够满足愿望的，比例那么高是达不到的。因此，一开始薄书记就提出了一个原则，就是以群众利益为标尺，设身处地为群众着想，客观公正地对待各类问题，不先入为主，不主观臆断，不捂盖子，而是找出问题，分析问题，用“愚公移山，挖山不止”的精神有针对性地解决好问题，维护好群众的切身利益。在具体操作上，他又提出“网格化”管理，确保解决问题不留死角，不留空档。

　　《21世纪》：历史积案时间太久，你要把它放在当时的情况，这一群体可能是有理由，但是可能解决这一群体的问题就会引发一些连锁的反应。

　　张轩：是这样。比如，当时的四川省为了发展乡镇企业出台了一个政策，如果在乡镇企业干得好可以吸收为公务员，一段时间后乡镇企业搞得不好，这部分人觉得政府当时发了文件把我定了干部，我现在就要来当干部，这已经过去差不多二十来年了。该不该给他补工资？你不给有什么理由？没有万全之策我们是不敢轻易去动的。如果用回到原点的办法恐怕也不行。仅公务员系列的问题就涉及到上万人。这二十年怎么算？该不该补发工资？如果解决这些问题，有什么理由？

　　《21世纪》：这是一项政策性很强的工作。

　　张轩：比如拆迁，他觉得补偿标准低了，要求高补偿。但是当时的政策就是这样，所以他的诉求额是不能满足他的，但是他的愿望有其合理性，我们区别对待，如果笼统地讲要达到90%，下面做工作的干部就会很困惑。他觉得会违反政策，另外也没有经济实力。我们的思路是，尽管诉求本身不合理，但是只要他有困难就可以来上访。

　　《21世纪》：处理这些历史遗留问题你们怎么办？

　　张轩：化解这些问题虽然诉求本身不能满足，但是他的问题我们可以给他解决。比如说抗美援朝老军人，实际上国家规定所有的政策我们重庆市都是超标准执行的，另外过节慰问、看望，从这些角度又给了一些补助。工作要细致，我们是每一户都走到，人是有感情的，加强了沟通，讲清道理，他们就没有意见了。再有就是双解职工，政府就拿了一大笔钱，全部解决社保、低保。县级干部的问题，机构改革是经过国务院批准的，国务院错了吗？没有！我们只能比照原来的补贴给他们生活补助，问题也就化解了。

　　两年10万件解决历史积案90%

　　《21世纪》：“大走访”始于全国性的行动保奥运会平安，重庆怎么从“大下访”变成之后持续半年之久的“大走访”？

　　张轩：重庆当时有很多人上访，我们与全国各地一样希望保证上访人员不到北京添乱。“大下访”计划搞三个月，我们对全市上访群体做了详细的分析，分成八大类与32个群体，发现问题非常复杂。薄书记的要求不仅要“扬汤止沸”，更要“釜底抽薪”，就是说不是把矛盾压下去就拉倒，而是要实实在在解决问题，所以原来计划三个月的工作顺延到半年，而且要求覆盖面要更广，并改称为“大走访”。

　　《21世纪》：八大类与32个群体，你们梳理工作的用了多长时间搞调研？

　　张轩：梳理工作并没有开座谈会或者大规模的调研，只是利用各区县信访办、国资委的渠道了解情况，花了一个月左右的时间，是一边“接访”一边摸情况，最后汇总。核心问题是做彻底的清理，把情况摸准确，把所有的问题全摆在桌面上，至于能不能解决是一回事，然后分类，看哪些能解决，哪些是目前在不能解决的，不能解决的又该怎么做工作。后来就发现问题很多，我们把老上访户都梳理出来，当时市里大概有400多人，基本上属于年年来、天天来的，问题解决不了就到北京上访。之后区县自己又去排查，区县的老上访户有2000-3000人左右，都是有名有姓的。排查后我们就提出要求信访案件下降的指标，我们开始时提出下降30%，因为大家都觉得很困难。

　　《21世纪》：据说薄书记不同意你们的指标？他提出要解决80%？

　　张轩：不是。我提出解决30%的历史遗留问题，我在高院的时候，感觉那一年把吃奶的劲都使出来了，真是赤膊上阵一件一件的解决，最后化解率是35%。我们信访办的老主任就说30%太高了，他说能够解决20%就不得了了，如果能够做到25%就给我烧高香。我们向薄熙来书记汇报的时候，他觉得30%太低，最起码也得超过50%。虽然我们就觉得50%难度大，但我们领会了他的意图，咬牙提高到80%。实际上最后的结果是所有区县都超过了这个指标，化解率都超过了90%。

　　《21世纪》：“两访”期间你们解决了多少历史遗留的问题？10万件历史积案涉及多少人？

　　张轩：2008年搞了半年“大下访”，2009年半年多的“大走访攻坚行动”。对这项工作，薄书记的要求就是要敢于面对问题，敢于碰硬。“大下访”重庆解决了1.5万件积案，“大走访”解决了8.5万件。解决10万件的涉及到人员初步算是200万人，这个数字不太准确，因为我们要求只能往小算，不能往大算，实际上解决的件数不只8.5万，8.5万是截至去年9月底的统计。我们从去年3月份就开始做这项工作，到国庆节正好半年。但是国庆前薄熙来书记要求再延长一个月，而延长的这个月处理的没有再统计了。

　　《21世纪》：遗留的10%的历史积案你们打算如何解决？

　　张轩：个别的还是化解不了，因为不能满足他的愿望。我们考虑到不能让老实人吃亏，让不老实的人得到好处，原则是政策底线不能突破，也确实有导向的问题。

　　遗留的几大类问题我们没敢动弹，因为涉及的人多，解决起来难度大。比如我们正在研究的是2000年以前我们的代课民办教师、乡村邮递员、技术员等人的问题，一共有所谓的“30大员”，仅被辞退的民办教师就有三万人。“30大员”的问题怎么化解，经过反复的研究论证，正在算账，正在寻找新的途径，争取有所突破。如果这一部分能够解决，重庆群体上访问题就基本上解决了。

　　执政之根本：回到工农

　　《21世纪》：我们以往讲得更多的是发展经济的问题，重庆干部为什么在解决积案的问题上能够达到共识？

　　张轩：回过来想是这样的，首先不稳定是客观存在的，这是回避不了的。其次，老百姓的这些问题是个民生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他对你的存在信任抱有期望才会来找你，如果有一天他根本就不来找你了就更危险。再其次从发展的角度看，一个地区没有好的环境是发展不起来的，犹如路上有很多坑，如果不把道路铺平行路是很困难的。我们很多区县委书记感受很深，过去他们走到哪里后面都跟着一大堆群众，经常是里三圈外三圈地围着，政府门口老是有一堆人敲锣打鼓，这能叫和谐吗？

　　一切工作都是围绕着所谓的发展经济指标就会出大问题。很多地方搞发展想方设法压低成本，如何让人民共享改革成果是我们要关注的。

　　《21世纪》：关注民生，说说容易，涉及到成本或者支出，那可是真金白银呀。

　　张轩：我们现在争取不要再犯重复的错误，无论是拆迁还是处理其他问题，第一是社会保障跟上来，第二是严格遵守法律法规，第三是尽可能给老百姓实惠。薄熙来书记提出来，老城的拆迁给搬迁者补偿多一半的面积，比如原来有一百平米，就再加五十平米。这样老百姓就愿意搬了。

　　《21世纪》：是基于一种什么样的执政理念呢？

　　张轩：当然有一个执政理念的问题，只有真正的重视这个问题才会去认真的对待。过去讲共产党的执政基础是工人农民。问个问题，我们的工人得到实惠没有？我们的农民得到实惠没有？改革中他们是不是真正的受益者？如果工农不支持我们，那么谁是我们执政的基础？先不说工人、农民上访，就连退下来的区县委书记和保卫国家浴血奋战的老战士也成为上访者，那我们到底依靠谁？个体户、民营经济觉得你给他的还不够，我们到底依靠谁？比如，薄书记说过一句话：“上访群众就是什么理由都没有，但他如果非常困难，那就是理由，我们就不能不管，就得‘伸出援手’。”我想，这就是个理念问题。

　　48.8亿元财政托底

　　《21世纪》：2009年重庆市本级财政收入一千多个亿，加上中央的转移支付也就是一千八百个亿左右。拿出将近50个亿解决这些历史遗留问题，班子如何达到共识？

　　张轩：重庆近年来已经具有一定的财力，虽然不是特别的强，但是具备了拿一些钱来解决民生问题的能力。两年来化解历史遗留问题政府投入48.8亿元，市政府支出13亿元，区县财政也拿了大头。你随便到我们任何一个区县去了解，都在2000-3000万的投入，像万州支出了1.2亿。

　　《21世纪》：这些钱对县级财政来说不能算是小数目了。

　　张轩：薄书记经常讲要调查研究，要掰开了揉碎了，然后你再提出对策，拿出真金白银解决问题。以对策为例，首先是可行与否，然后就是算账。假设解决问题需要一个亿，我们常常留有余地为1.5亿。比如，“30大员”的问题得下个星期就要研究，黄奇帆市长管财政，如果20万人进入农村社保并解决养老保险，他要我们必须拿出三个方案，之后我们还要听听区县委书记的意见，因为执行者是他们。

　　《21世纪》：人们关心两级政府动用财政的程序化过程，怎样才能保证日后不留后遗症？

　　张轩：“大下访”设置的领导小组是一个临时机构，如果领导小组撤销了，五年或者十年后出现问题说是当时领导小组定的，后续问题怎么办？所以必须按程序办事，由政府组织与实施，领导小组是建议者，不能再留下新的后遗症。对化解一个群体的问题程序是，第一是调查；第二是研究；第三是广泛听取意见；第四是领导小组作决策，首先回答是否该解决？其次论证解决方案的财政支出，兼容考虑政府支出的可行性。之后，由“大下访”领导小组向市政府提交建议方案，如果通过就成为政府的决策与行动。当然，我们提出的建议已经非常成熟。

　　《21世纪》：有了政治意愿才有财政的托底。领导小组内部他已找到了共识？

　　张轩：已经达成共识，领导小组的设置是薄书记挂帅，黄市长做副组长。薄书记说，化解一些问题政府黄市长要进来，该拿钱就要拿钱。黄市长表态，你们就研究，需要政府支持的全力支持。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