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新华网
主持人：
最近我们看到，中美关于人民币汇率问题一直在“拉锯”，美国130名参议员联合上书财政部，要求奥巴马政府在人民币汇率方面对中国施压，还有报道说，美国打算把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针对这一问题，我想请问张老师，中美汇率在此时提出是基于怎样的经济背景？美国之所以这样做其真实目的到底是什么呢？
张茉楠：美元策略调整具有强烈的“利己主义”和“单边主义”色彩。美元一直是国家利益平衡和危机治理的有力工具。美国此时抛出汇率策略实际上就是希望美元再次扮演经济调节器的作用。
首先我们来看美元周期与经济复苏周期。美元与美国经济复苏的节奏巧妙的吻合。2009年以来，全球经济危机明显勾勒出三个阶段，即危机恶化阶段（2009年初至3月初）、危机回暖阶段（2009年3月初-2009年10月末）和危机复苏阶段（2009年10月末至今）。危机的阶段划分分别以美国资本市场价格回升和GDP结束深幅下滑实现正增长为两阶段的标志。而美元周期恰恰与经济复苏周期相对应。在危机恶化阶段，全球金融市场都在“去杠杆化”，美元利用“避险属性”和阶段性强势吸引资金回流本土，平衡资产负债表；第二阶段美国放开美元流动性阀门，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不仅刺激了资本市场的强劲反弹，也通过美元大幅贬值刺激了实体经济，特别是贸易的强势复苏；第三阶段，美国第三季度经济结束深度衰退，实现3.5%（季调后为2.2%）的正增长，美元完成了调节经济复苏的“平衡器”任务，为保持美元利益平衡回补一年以来阶段性缺口，反弹幅度超过5%。第四个阶段（这个阶段由于欧洲债务危机又起波澜），去年12月份以来，美元出现强劲反弹，自去年11月底以来升值近10%。与此对应的是，“笨猪五国”的财政赤字和债务危机不断蔓延，引发欧洲多米诺骨牌效应，危及欧洲国家信用。以2009年12月希腊宣布赤字严重超标为分水岭，欧元兑美元汇率从1：1.51的历史高位“掉头向下”，高盛等国际投资大鳄大举做空欧元，3个多月来欧元跌幅超10%，
“欧元陷入自诞生以来最严重困境”。事实上，这危机背后掺杂了更深层较量，既美元与欧元主导权较量的“货币战争”。
其次，我们来看美元策略与美国经济策略。美元看似毫无规律的“涨跌”与美国的经济策略不谋而合。如何刺激经济增长、削减双赤字是美国政府最大的“心腹之患”。首先，看贸易赤字问题，美元显著贬值有助于刺激出口，缩小美国的贸易赤字。在美元大幅贬值的10月间，美国10月贸易逆差比9月经修正后的357亿美元缩小7.6%，减至329亿美元，有效改善了美国的经常账户失衡，刺激了经济复苏。其次，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则对美国有更大的压力，因为债务赤字的解决不仅涉及到美国负债型经济发展模式如何延续，也涉及到美元如何在汇率大战中胜出。近期美元升值的一个因素被大多数人忽视了。近来，作为最大持有美债的中国连续3个月减持美国国债，引发美国担忧，为此推升美元，力图扭转美国国债价格不断下挫的趋势，增加美债吸引力，冲销外国政府持有美债风险预期，也诱导美国海外资金回流。根据美国财政部数据，2010年美国一年以上期限的国债到期额大约为7132亿美元，较2009年6465亿美元的规模增加了10%，今年一季度，美国还将发行4780亿美元国债，半年发债规模共计7540亿美元，发债任务之重可见一斑，必须要有“强势美元”支持。
根据奥巴马政府近期公布的财政预算案，债务与GDP的比率在2009年财年为83%，之后沿着上升轨迹运动，在2010财年将攀至94%，2011财年将达99%，2012年将升达101%。由于美国的对外负债主要是以美元计价的，而美国的对外资产主要是以外币计价的，美元贬值造成的“估值效应”能够降低美国政府的对外真实债务，从而改善财政赤字政策的可持续性。
另一方面，从二战后美国债务的削减经验看，“债务货币化”是比较灵验的方式。二战给美国留下了庞大的债务。1946年，美国的公债达到了GDP的108.6%；到近60年之后的2003年，美国的公债－GDP比率则降至36%。在两代人的时间内，美国削减了相当于GDP的70%以上的公债。如果把降低债务的“名义增长效应”分为
“实际增长效应”和“通胀效应”两部分，历史经验数据显示，1946－2003年间，实际GDP增长平均每年令公债－GDP比率降低1.3个百分点，而通胀的作用为1.6个百分点，大于前者。换言之，在整个“名义增长效应”中，通胀的贡献度为56%。在庞大的债务面前，美国必定靠美元贬值启动新一轮的债务削减计划，从贬值中获得最大的债务消减收益。
近期美国逼迫人民币升值图谋一箭双雕：既想配合美国以出口带动经济增长的结构调整，缓解贸易赤字，又想人民币升值稀释债务，变相成为美国赖债手段。总之，美国把美元作为国家利益平衡和危机治理的杀手锏，美元总是能很好的将危机转嫁出去，这就是美元的强权治理，看来全球都应把美国列为最大汇率操纵国，对美元征收汇率的反补贴税。
主持人:
中国可以说是最早走出经济危机的阴霾，我们看到在世界大环境如此不好的情况下我们国家依然保持8%的经济增长速度。前不久希腊又发生债务危机，迪拜也发生了相应的经济困境，我想请教张老师，之所以我们国家能在经济危机中率先企稳，同我们的经济发展模式有怎样的关系？另外，这种发展模式能否总结为“中国模式”？这种发展模式其利弊又在哪里？
张茉楠：
2008年，中国经济对全球经济的贡献高达22%。而联合国2009年世界经济报告曾指出，如果中国能够在2009年实现8%的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的贡献将达到惊人的50%，这个推断肯定实现了。金融危机中中国充分彰显成熟、有远见、负责任的大国形象，无论是达沃斯论坛，匹兹堡金融峰会还是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中国都成为世界瞩目的绝对
“主角”，
一时间，关于有关中国的谈论一发不可收拾，从“中国奇迹”到“中国经验”，从“中国现象”到“中国精神”，从“中国模式”到“中国道路”，与“中国模式”相关的热度与中国经济同步增长。
美国智库之一的国际战略研究中心对“中国模式”作出了如下的表述：“中国模式”的最重要的原则是经济改革优先。这一模式不但解放了官方意识形态，而且也保留了被称为“经济稳定器”的主要银行与大型国有企业。此外，地方政府享有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上的自治权。换言之，
“中国模式”的实用、自由和市场竞争力的结合体。韩国经济学家、西江大学全成兴教授认为，所谓“中国模式”，是指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为实现经济建设这一新的国家目标而推进的各种战略性构想，以及由此派生出的发展模式。他认为，“中国模式”的重要特征包括：通过强有力的领导实现政治稳定，渐进性改革，在创新中考虑国家的实际情况以及历史沿革等等。高盛公司顾问拉马更是形象地用汉字“淡”来解释“中国模式”。他认为，正如“淡”字融合了水和火一样，中国式的发展试图完美地实现“效率”与“公平”这两种截然相反的价值。中国希望通过“中国模式”，走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
然而在这场全球秩序的重构中，变化中的中国，如何更客观和清醒地审视“中国模式”的真正含义，其本身就意义非凡。那么“中国模式”的内核到底是什么？
首先，在总结几十年发展困境与成功经验基础上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这一理论体系内涵丰富，博大精深，不仅包括有关社会主义经济本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经济体制改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也有关于科学发展观，自主创新、建立创新型国家的理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理论，更有关于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与对外开放的理论，关于构建和谐经济和和谐世界的理论，等等为“中国模式”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了深厚的理论基础。
其次，在处理改革、发展和稳定三者的关系方面，中国找到了平衡点，即在坚持稳定的前提下大力推动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创造了经济增长和体制转型的双奇迹。按照标准的经济学理论，决定一国增长的不仅有劳动和资本、技术等要素，而且还有制度驱动的经济增长。而中国改革进程带来的就是制度化变革产生的强大溢出效应。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成功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伟大历史转折。从建立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的统分结合的农村双层经营体制开始，到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到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再到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市场对资源配置发挥基础性作用的经济管理制度，可以说社会经济体制改革带来的政策性和体制性需求，为中国经济30年持续的高增长释放了巨大的活力空间。
其三，在渐进主义改革的基础上，通过“纲领性”的计划来促进经济发展，发挥政府对于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作用，从而取得相对于西方国家以及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政府比较优势”，形成了独特的发展道路。每次危机中都是政府组织、动源资源的能力增强经济的韧性。
其四，经济发展依赖于资本、劳动力等要素投人的增加和要素配置效率的提高，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人和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全面推进，一方面激发了资本、劳动力等资源投人的不断增加和需求的不断扩大，另一方面，推动了资源配置效率的不断提高和经济创新的持续深人的展开，从而导致了中国经济持续高速的增长，这种增长是一种由长期结构性变迁、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推动的经济增长。
其五，全方位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充分享受全球化红利。改革开放外向型发展战略的提出，一方面使我国的外源性增长效率得到提高，另一方面，充分利用资源优势、成本优势、市场潜力和产业配套能力深深嵌入全球分工体系和生产链条中，对国际市场的依赖程度大幅提高，其中进出口比值占GDP比重从改革开放初期的9.7%上升到66.2%，中国外贸依存度高达60%，中国全面融入全球经济体系中。
最后，不断自我调整和与时俱进，具有较强的适应能力。有一种意见认为，之所以要慎言乃至禁言中国模式，是因为中国模式还在发展变化之中，还没有完全成功，谈论中国模式还为时过早。说中国模式正处在发展变化之中，这无疑是符合客观实际的。中国模式既有相对稳定的一般性的特点，同时
中国经济在持续发展，中国发展模式也在顺势调整与创新。
几十年来中国经济发展经历了现代化和市场化的轮回、挫折和发展的重重困境，中国模式也经历着的巨大挑战，比如长期形成的高积累、重投资、轻消费的“投资饥渴症”、出口导向型经济下的“留住顺差。流出财富”
以及资源能源高消耗下的粗放型增长等，同时许多新矛盾也正在凸显，比如房地产泡沫、地方债务隐患、部分行业产能过剩等。
当前世界经济正处于“转弯”进行时，未来各种不确定性风险正在不断加大。国际货币体系动荡、贸易结构调整、流动性泛滥、各国公共债务约束以及全球金融发展模式修正等深层次重大问题的解决，都难以在短期内取得实质性进展，后危机时期多极博弈格局的复杂性将使世界经济重返平稳增长轨道面临巨大挑战，针对中国的外部压力也可能增大。
因此，后金融危机时期影响中国经济的各种积极变化和不利影响此长彼消，短期矛盾和长期挑战相互交织，外部压力增加将使内部结构调整趋于复杂化，这决定了中国模式必须是开放的、发展的，中国应当更加自警自检，如实估量自己，谨行审思，需要因时而动、因势利导做好模式的优化与调整，既促进顺势的发展，又显示逆势的承受力，相信中国模式也能够“与时俱进”在更加复杂严峻的挑战中焕发出更大的活力。
(来源：新华网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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