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劳资矛盾引群体事件高发 工人渴求精神权益

　　《瞭望》文章：劳资关系调整新节点

　　以获取廉价劳动力为核心的出口导向型低成本工业化模式，正在走向终结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进入今年以来，我国一些地区由劳资矛盾引发的群体性事件，深深刺痛着社会良知，挑战着公共道德底线。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在珠三角、长三角、福建等东部沿海地区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大型调研发现，近年来多部劳动新法的颁布实施，使不少企业难以违法压低员工工资，转而想方设法利用先进生产设备，通过专业化分工让产业工人成为一个个“机器人”，进而不断提高劳动效率以实现利润增长。当长期的“地板工资”、“围墙管理”，遭遇新生代农民工新的权益诉求，矛盾便一触即发。

　　采访中，多位业内人士和专家学者指出，我国正处于劳动关系调整的新节点。劳资矛盾激化的背后，是劳动密集型企业利润空间日渐走低，面临升级调整的拐点；是以压低劳动力成本为核心的出口导向型工业化模式不可持续；是各级政府亟须从“亲商不亲工”，转向劳资关系中间人、调停者的定位转型。现阶段的劳资矛盾，从积极意义上看，已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加快转变发展方式，步入科学发展轨道的强大促动力。

　　“醒来在黑夜，入睡在黎明”

　　本刊记者在东部沿海劳动密集型企业调研发现，一些代工企业员工在超长工时、超低底薪、准军事管理的叠加效应下，承受着巨大的身心压力，陷于“有生产无生活”的精神煎熬之中。

　　“醒来在黑夜，入睡在黎明”，难得见到明媚的阳光。这是昆山一家台资电子企业员工李佳对自身工作生活现状的描述。

　　李佳说，上白班时，虽然要求7点40分开始做上班准备，但早上一般6点钟就要起床。从企业的集中居住区到厂区，步行要20分钟。进入工作区时，公司保安对员工进行检查，几千人排队，要排上半个多小时。

　　晚上8点，下班走出车间已是夜色茫茫。在大门口还要再次面临严格的搜包检查和漫长的等待，晚上9点左右才能回到宿舍。如果上夜班，则是傍晚6点多开始走出集中居住区，第二天早晨8点下班，回到宿舍倒头就睡，醒来已是日落西山。

　　本刊记者在无锡、苏州等地多家拥有数千上万员工的电子加工企业采访时看到，这些企业无一例外都采用两班制。

　　一位业内人士向记者透露，为了让昂贵的机器设备实现最大产能，电子加工企业只要订单充足都采用“休人不休机器”的做法，让机器设备24小时运转。正常情况下1人应该三班倒，但现在外资、台资企业均是两班倒，这样企业所需的员工总数就可以减少1/3。虽然要付加班费，但因为工资基数低，用工成本还是比三班倒低不少。

　　在江苏，本刊记者了解到一些外资、台资代工企业均采用底薪制。由于底薪只比江苏省960元的最低工资标准线略高数十元。为了增加收入，加班成为很多员工迫不得已的“自愿”行为。一位企业管理人员透露，这种薪酬管理办法的“高明”之处在于，不用公司强迫，员工都愿意接受加班，其实质是变相剥夺劳动者的休息权。

　　“公司有时一两个月都没有休息日”。曾在苏州一家台资电子加工厂工作的朱洪英说，“以前我曾有两个月持续两班倒的经历。最夸张的一次，吃饭时口里含着饭，人却睡着了。实在困得受不了，去厕所里蹲着睡一会已经很享受了。”

　　在昆山一家电子加工企业，员工白立澎悄悄告诉本刊记者：“我们就餐时间有一个小时，光是走路、排队就要半个小时，吃饭像打仗一样。说是吃饭，其实更像在给一台机器加油，真没心情品尝饭菜滋味。”

　　“我几次想辞职，可想到身在农村的父母四处借钱供自己读书，还欠着上万元的外债，就咬咬牙坚持了下来。虽然那两个月每月都有2000多元工资到手，可当盼到能有休息日的消息时，还是不由得流下了伤心的泪水”，朱洪英说。

　　浙江杭州农民工非政府组织“草根之家”负责人徐文财反映，他在服装厂打过工，全部工作就是紧张地踩着机器踏板，不能说话。出了问题，线长、班组长开口就骂。女工遭遇性骚扰也很常见。

　　“在这种没有人格尊严、没有快乐可言的工作环境中，什么文化娱乐、朋友交流想都不敢想。”徐文财说，“走进车间，看到的除了冷漠还是冷漠。我不相信，这种长时间的心理压抑，到所谓的心理关怀室1小时就能解决？”

　　在产业工人大量聚居的杭州市下沙区白杨街道邻里社区，居委会干部陈雁飞表示，近两年来不断有人出现异常行为。如有的员工半夜大喊大叫，有的站在楼上往下扔东西，有的半夜里哭泣。

　　“现在社区里还没有出现极端行为，可这并不代表以后就没有。”陈雁飞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