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劳资矛盾引群体事件高发 工人渴求精神权益

　　执政能力“过大坎儿”

　　“劳资矛盾高发，是改革开放进入新阶段必然会发生的问题。其他先发国家普遍遇到过这个阶段，在中国发生也不意外。该来的迟早会来。”中央党校研究生院副院长刘春教授这样认为。

　　劳方、资方、政府，构成了协调劳动关系的铁三角。政府作为劳资矛盾的中间人、调停者，首先要做到立场不偏不倚。但长期以来，出于招商引资、拉动经济的考量，“亲商不亲工”的问题在各级政府部门中不同程度地存在。

　　昆山市总工会主席顾志中说：“就怕一些地方政府将牺牲职工利益作为招商引资的筹码，维护职工利益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刘春指出，“一些政府部门亟须在科学发展、以人为本的基准下，调整自身定位，平等对待劳资双方，回归社会秩序和社会公平正义的裁判者、维护者的本职。”

　　对劳资矛盾过于麻痹、缺乏预判、缺乏经验，也是一些地方政府陷于被动的重要原因。翟玉娟说，一些地方政府对员工意见的预知、劳动纠纷的预防、群体性事件的预警不足，导致一些本可以在企业内部解决的问题，演变为社会事件，进而转化为社会稳定问题。

　　“这提醒东部沿海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外向型企业集中的地区，地方党政部门应该有专人研究劳动关系动向，对产业调整、利益调整过程中可能对社会稳定形成冲击的因素，进行战略性、预见性、对策性研究”。刘春表示，“越是敏感问题，越要依法行政。不能冲动、凭想象行事。也不能期望凭借三五个简单措施在短期内解决问题。”

　　在一桩桩劳资矛盾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中，最该代表工人发声的工会，却往往让人感觉话语缺失，甚至不被工人所尊重。“这暴露出体制运行的一个结构性短板，即事件一旦爆发就是‘书记’直接面对群众。缺乏舒解矛盾、减少震动、沟通群众的中间环节——社会组织”，刘春说。

　　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强调，要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健全联系群众制度，创新联系群众方式。而工会作为党联系群众的桥梁，正可以发挥将职工组织起来、稳定住、传递诉求等作用。

　　“大家都应该解放思想，正面认识新形势下工会应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刘春指出，“在思想认识上要进一步纠偏。当前，党领导的工会组织不是发展得过分了，而是还有很大作用空间。党也可以从中得到更多来自群众的支撑力量。”

　　“工会的改革应该从增加内部的民主性入手”。乔健认为，“工会不能办成‘保险公司’，而应该搭建成职工会员自己的活动平台，提高职工自愿结合性，加强内部民主，增加直选，走民主化、群众化、社会化的路子。”

　　在利益结构复杂化、利益群体多元化的今天，缓解劳资矛盾，必然要求党和政府综合考量多方诉求，找到各方利益的最大公约数。这对党的执政能力提出了新的挑战。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常修泽教授表示，保障劳动者权益并非只是简单的涨工资，还要兼顾其长远利益。各级政府既要听取劳动者的诉求，也要考虑企业的合理要求，同时还要保持社会稳定。

　　“尤其是在国际金融危机前景仍不明朗、国内经济发展转变的关键时刻，要在多方间寻求动态平衡。稍微应对失措便可能引发连锁反映，影响未来发展大局。这是对党‘驾驭市场经济、构建和谐社会’能力的重大考验”。刘春说，“现在的形势，比2004年中央提出执政能力建设命题时要严峻得多。”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32年来，中国飞速发展的一个公认原因，在于政治经济社会的稳定。站在劳资关系“转型”的新节点、经济发展模式转变的转折点上，我们更要从以往应对风浪的经验教训中吸取营养。“在现有基本体制下，只要党政主要领导重视，措施得当有力，立场不偏不倚，且能从群众中汲取力量，就没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劳资矛盾高发期也是如此”。刘春如是说。□（本文执笔：杨琳参与采访：蔡国兆、刘大江、彭勇、项开来、叶超、朱旭东、杨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