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瞭望新闻周刊
《瞭望》文章：将社会成本计入工资标准
《瞭望》新闻记者在东部沿海地区劳动密集型企业调查发现，一些企业的“地板工资”没有考虑到工人的社会发展、社会成长需要。受访专家建议，将工人的“社会成本”计入工资标准。
今年4月底以来，深圳大学和深圳市总工会针对全市农民工生存现状进行了摸底调查，发放问卷5000份。调查显示，当地农民工实际月收入在1300元～1700元之间。深圳大学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研究所所长翟玉娟说，农民工普遍认为，自己的收入没有跟上经济发展的步伐，是造成自己不能体面工作和尊严生活的关键所在。
1994年就在广东打工的湖南永州人张黄勇说，现在很多人在结婚、生育后感觉生活水平迅速下降，没钱教育子女、赡养老人，也没钱买房子、创业。“现在企业支付工资就是让一个员工活下去，而不考虑这些工人融入社会、个人成长的需要。”
在江苏打工的周玉宝说，在自己月工资1000多元时，房价是每平方米1000元；现在月工资2000多元，房价却涨到了每平方米7000元。“一想到房价，我心里就发慌。按照这样的收入，买房只能是个梦了。”
“我们其实面临着两个生存压力：一个是企业工作的压力，只能不断努力才能保住自己的岗位，怕生病，甚至怕结婚；一个是社会大环境的压力，工人要地位没地位，要关系没关系，对未来的生活信心不足。”来自江苏盐城农村的农民工闵旭说。
“当前构建和谐劳资关系的关键在于改变收入分配比例。考虑到很多劳动密集型企业将最低工资标准作为‘当然工资标准’的现状，短期内最有效的措施就是统筹提高最低工资标准。”翟玉娟说。
多位受访人士认为，当前我国部分沿海地区的最低工资标准仍有调高空间。深圳市总工会副主席张素芬说，国际上通行的最低工资标准一般是社会平均工资的40%～60%。我国《企业最低工资规定》也认同这一标准。以此计算，深圳市的最低工资应该不低于1500元，远高于当前的1000元左右标准。
在专家看来，要改变这种状况需要在制定最低工资标准时，打破现有的过于偏重企业经济成本核算、忽视员工社会成长成本的现状，让工人能够通过工资获得在社会上发展、成长的合理成本。
深圳市总工会生产保护部副部长王鸿利说，以很多劳动密集型企业提供的“包吃包住”为例，表面上看是一种福利，但实际上大幅压低了本应提供给工人的社会福利。而且工人一旦离开企业，这些所谓的“福利”就自然消失了。由于工人没有在劳动期间积累足够的收入，他们的社会生活压力全部转移到了政府和社会身上。□(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瞭望》文章：渴求精神权益的工人们
“我无法改变出身，但我有权获得培训和学习的机会。企业不应该把我们当成机器上的螺丝钉使用”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以80后、90后为主力的新一代产业工人对精神权益的追求日益明显；其诉求内容正从单纯谋生向追求幸福感与归属感转变，从忍耐坚持向追求平等转变，其精神支柱也从承担家庭责任向实现自我价值转变。这是《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近日在浙江部分劳动密集型企业采访后的一个深刻印象。
追求幸福感与归属感
中国计量学院零点调查协会“三农”调研中心前不久对浙江杭州440名外来务工者的调查显示，66%的被访者更看重精神生活。在农民工列出的精神生活清单上，家庭生活、朋友交流、文化娱乐排在前列。
浙江省义乌市总工会主席陈有德说，现在青年农民工对精神生活的要求之高的确超出了人们的想象。“很多企业出现用工短缺，是因为工人刚招来就走了。为什么走人？因为工人觉得做得不开心。没有老乡、没有朋友，都会成为员工流动的原因。这在以前是难以理解的，但现在这种心理非常普遍。”
在杭州打工的湖南女孩王艳萍说：“我是不会加班的。每天中午我都要去打篮球，晚上我会去图书馆看书，总之要确保身心快乐。”
但是新一代产业工人内心渴望的愉悦工作，在现实中是很难找到的。调查显示，48%的农民工跟周围的工友几乎没有交流。由于收入微薄，绝大多数人不具备文化娱乐消费能力。
杭州农民工非政府组织“草根之家”负责人徐文财说，工人的文化娱乐生活可以说几乎是真空。他们没时间也没钱去娱乐；没时间也没心思交朋友。“服装厂、电子厂都是两班倒，一天工作12个小时，一周一天的休息都不能保证，一天工作下来就想睡觉，谁还出去娱乐？不加班的工作是有，但是月收入不会超过1500元，这点收入谁消费得起？”
由于现实生活中朋友很少，许多农民工在城市里找不到归属感。在一家日资电子企业工作的陈芳春说：“虽然我就生活在杭州，可我从来不觉得自己属于这个城市。这里是有钱人的天堂，我们进城只会感觉心理更加不平衡。人家可以花几千元买东西，我们什么也买不起。”她的朋友王波波说：“我根本不会进城。看着别人消费，心里不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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