滋生村官腐败土壤仍很肥沃

　　本报记者马岳君陈东升本报通讯员刘波

　　尽管杭州市检察机关近年来高举反腐利剑，不断加大村官职务犯罪的查办力度，坚决遏制村官职务犯罪易发高发势头，但仍然有不少村官相继落网。

　　村官犯罪为何会频频发生？

　　杭州检察机关办案人员发现，受教育程度不高、法律知识匮乏是大多村官的共同特性。从5年来查处的村官职务犯罪案件情况看，涉案的75名村官小学、初中文化程度超过60%，最高学历的也仅为大专。加之大部分村官是从土生土长的农民中选任出来的，传统的家长制管理模式被复制到乡村管理中，我行我素，搞一言堂，村民自治变成了“村官自治”。

　　桐庐检察院查办的王某涉嫌挪用公款一案，身为村报账员的王某在村委会主任邱某的指使下，擅自将政府下拨给村里的15万元土地征用补偿费借给邱某营利所用。王某一直认为自己是在执行村委会主任的命令，即使产生后果也是村委会主任的责任，不关他的事。直到检察机关传唤他时，他仍不知道自己的行为已构成犯罪。

　　在办案中，还有些村官坦言，自己当村官就是为了光宗耀祖，或者图个吃喝方便，甚至就是为了“多捞几个钱”，有“国家的钱不拿白不拿，拿来就算数”的错误认识，因此，千方百计在公路、学校等公益建设项目上通过虚报工程量和青苗、拆迁等补偿费上动脑筋。

　　而相关的法律、制度不健全，监督制约机制落实不够有力也是让村官走上犯罪道路的客观条件。单就经常涉及的征地补偿来说，相关立法补偿标准规定不一，有的仅含糊规定给予适当补偿或补偿，人为操作空间极大。

　　从查处的犯罪案件来看，案发村的财务管理都非常混乱。有的资金往来随意，不按财务管理的原则办事，开支不严肃、做账不及时、账外账以及“白条”等现象依然突出。更严重的是，有些村官浑水摸鱼，将以招待费的名义套取的工程款部分予以侵吞。

　　我国现行刑法对村官职务犯罪的一些规定不尽完善，致使对一些村官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是属于检察机关管辖还是属于公安机关管辖都产生不同的意见。一些村官侵吞、挪用公共财产后，因主体身份认定上的歧义，管辖权不明，容易造成公安、检察两家对案件都不能及时立案查处的情况，甚至案件起诉到法院后，仍因侦查管辖权异议而导致案件不能及时办结，降低了诉讼效率，影响了对村官职务犯罪案件的打击力度。同时对村官职务犯罪现象认识不足，打击上失之过宽，有些村官即使被立案侦查，但最终多被处缓刑，对他们起不到应有的惩罚、警示作用。

　　杭州市人民检察院职务犯罪预防处处长王伦建议，预防村官犯罪，既要依法严厉打击村官职务犯罪，更需要加强各职能部门间的信息互通和力量整合，完善制度性防范屏障，形成预防合力。

　　本报杭州8月19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