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9年前，陕西横山党岔镇枣湾村村民高怀堂死亡，警方认定其为被殴打致死；同时，也让同村贺玉山家族男子几乎全部身陷囹圄。此案历经法院四次发回重审，期间被告人翻供、证人“反水”，而办案人员和被害人家属则认为“案子没问题”。至今，部分“嫌疑人”已在看守所羁押超过9年，有的虽未终审判决但已坐满“刑期”。9年前的那个傍晚，到底发生了什么？
两个家族的命运都改变了 2010年8月16日，党岔镇枣湾村。
65岁的王宏英在窑洞前干活。长达9年的精神折磨，让她看起来脸有些浮肿，眼角时有泪光。
9年前，因为高怀堂酒后闯入家中，吓得她此后卧病数月。当时丈夫、儿子都不在家，儿媳妇知道后，气不过报了案。“没想到，给一家人带来了这么大的难。”她喃喃地说。
因为高怀堂的死，她的丈夫、女婿、儿子、小叔子、娘家的兄弟都被卷进案件，至今还没有等来一个结果。羁押时间最长的女婿，已经在看守所度过9年。“当时，我们全家的男人都被抓光了。案子前后有18个人被抓。所有的亲戚都担惊受怕，随时等着被抓呢。就剩我一个支撑着……”46岁的女儿贺美玲哽咽着说。多年来，她坚信自己的亲人无罪，并一直在为他们奔走呼号。丈夫朱继锋在看守所已羁押9年，她独自支撑着家里开的饭馆，为的是“拯救这个家”。
贺美玲说自己不怨母亲。刚开始家里遭了这么大的难，亲戚们都愤恨，说灾祸都是母亲引起的。“一直过了这么多年，案子还没结果，也相信我们可能是被冤枉的。”
而在他们世世代代居住的枣湾村，高家和贺家两大姓，也因为这个案件，仇怨日深。
死者高怀堂出事后，留下了年迈的母亲和一对10岁左右的儿女。此后的诉讼中，高的母亲、妻子和儿女作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人，向贺家提出民事赔偿20余万元。但法庭每次判决不过8万多元。他们也一直在上诉。
在丈夫死去几年后，高怀堂的妻子改嫁了，两个孩子，如今一个还在上学，一个在打工。“这个案子，把我们一家人也苦恼坏了。”8月19日，高怀堂的哥哥高怀玉对本报记者说。
高怀玉也怀念没有出事前的宁静生活。他说，曾经，他们两家关系很好，到现在贺玉山还欠着他5000元呢……后来因为弟弟高怀伟竞选村长，贺玉山落选，两家人有了些矛盾。到后来，高怀堂闯了贺家，他还曾去贺家调解过。如果调解成，也就不会出这么大的事了。
“我坚信弟弟就是他们一家人打死的。我弟弟和别人又没啥仇怨。不过当时公安机关事情太多，有些证据可能没有做扎实而已。”高怀玉说。
多年来，一直在外包工的高怀玉坚信案件没错。他认为公安机关办这个案子“把力出扎了”。对贺家人称遭到刑讯逼供的说法，他的看法是：“不上刑，人能承认自己杀人吗?不翻供，那要死人呢，所以，他们翻供也正常。”
被告人称遭“刑讯逼供” 在长达9年、悬而未决的朱继锋团伙杀人案中，被告人翻供、
证人“反水”的现象几乎贯穿始终。
从最初的5名被告，到后来的9名被告，几乎都在公安机关做了有罪供述。事实上，9名被告中，只有贺玉山和陈培峰
(朱继锋表弟)两人，始终没有供认犯罪。陈在2007年6月11日已羁押满6年，被“刑满释放”，如今仍在上访，“讨要清白”。
第一次开庭时，朱继锋曾当庭出示一件血衣，向法官陈述说是被刑讯殴打的证据。而王宏仁也曾在3次开庭中向法官出示自己掉落的牙齿。
2010年8月，王宏仁、贺占胜以及另外4名被告人，分别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他们都称自己在侦查阶段受到了逼供，都说曾遭遇“大雁南飞”、“二郎担山”等“刑讯姿势”的折磨，其中的细节描述基本相同。
6名被告人都称自己曾被殴打得无法忍受，试图自杀过。王宏仁说自己曾试图以头碰撞铁柜，贺占胜则说自己曾在上厕所时，试图滚下楼梯。
但所有这些关于刑讯逼供的指控，并未被法院认定。榆林中院在第三次一审判决中称：“(被告人)辩称侦查人员在侦查期间对其刑讯逼供之理由，无证据证实，不能成立”。
榆林中院的罗岚检察官，在2005年前一直任此案的公诉人，她表示，被告人虽多次称遭受刑讯逼供，但检察院几经调查，包括找到同监室的人来证明，查看了他们进看守所时的身体检查笔录等，并未发现相关证据。
证人“反水” 另外，除了被告人翻供，此案中，关键证人孙长国的“反水”，也给案件平添“尴尬”。
孙长国在2001年4月24日被办案人员带走询问，并在4月25日和26日做出3份笔录。笔录中，孙称自己当天买药回来，看见朱继锋等人打高怀堂。
但孙随后就向检察院控告，称自己被公安局带去57个小时，连夜逼问，曾被用“铐子铐”、“抽耳光”，只好捏造了目击现场的情节。并称自己当天帮别人修完拖拉机后，一直和朋友在家喝酒。在2001年6月，孙还曾给被告人家属贺美玲写过一份自己“被逼迫”的证明。
孙长国自己推翻的笔录证言，在第一次一审判决中，未被采用。法庭认为：“此证言与各被告人供述吻合的情节有矛盾，孙长国后一直推翻该证言，故对其在侦查阶段的证言不予采信。”但是，这个证言在后来的3次一审判决中又被采用了。其中，榆林中院的第二次一审判决中认为：“虽然该孙后来又证明上述证明系公安人员刑讯逼供所取得，但同时承认后来的证明是被告人家属多次找他作的，故对其在公安机关作的证明予以认定。”
办案人员：被告当年有串供
案子没问题 对被告人指控曾遭受刑讯逼供，当年的办案人员并不吃惊。
“被告人翻供很常见。”榆阳区公安局民警张某说。他认为这个案子没问题。“唯一的遗憾是我们破案时，距离案发时间长了，证据很难收集。不过我们后期做了大量工作。”他说。
一个说法是，此案件发生后3个多月，发生了震惊一时的横山县马坊爆炸案。当时榆林地区的警力大量抽调去办这个案子，警力不足，导致了此案中一些证据未收集到位。
张某还记得这个案子有“串供”。从判决书中可以看出：在朱继锋被关押在佳县看守所时，朱妻曾捎去衣服，里边夹有纸条和布条，内容包括“3月24日白天你和某某等扎金花……下午一直在做饭，7点来了某某……”等内容。不过纸条和布条后来被截获，并未到达朱的手中。
辩护律师吴文也记得这个情况。他说，虽然串供最终没有完成，但因为当事人家属的错误行为，使得案子更加复杂，也使得公安机关坚信朱继锋等人有罪。
本报记者试图联系当年的另外几名办案人员，但他们大部分都已升至更重要的岗位，都对记者称自己不清楚此案。
当年的检察官罗岚也认为此案并没有什么问题。8月20日，她告诉本报记者，后来因为被告人要求回避，她就没有再接手这个案子。
“当时案件曾退回补充侦查两次，在第二次退回补充侦查期间，公安机关发现了新证据，所以我们撤回了起诉。后证据补充回来后，又重新起诉。”她回忆说，案子在法院那边拖的时间比较长，但在检察机关、公安局这边没有超出期限。
对证人孙长国的“反水”，罗岚说，这个人在推翻自己的证言后，公安机关找他做笔录，他说了句：“两边都是乡亲，我为了腾利身子。”这句话让她印象深刻。
至于案件证据是否存在问题，罗岚表示，这都是检委会定的案子。意指案子最终起诉也是经集体讨论决定的。
“案子侦查结束后起诉到法院，其实和我们公安机关已经没有什么关系了。法院如果认为他们不构成犯罪，可以直接判决，现在拖了这么长时间，估计是法院也不能确定吧。”8月21日，榆阳区公安局政工科一位负责人说。
记者
江雪
(责任编辑：周径偲)
来源：西部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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